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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是固有经济矛盾与债务危机相冲击的结果。
2011年8月6日，伦敦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青年达根（Mark Duggan）, 先是引发了当地民众对警察滥用暴力的抗议，继而迅速演变成了骚乱和打、砸、抢、烧，席卷整个伦敦并蔓延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多个城市，造成5人死亡，经济损失单在伦敦已经超过一亿英镑。这场骚乱来得相当诡异，没有明显的幕后组织和明确的政治诉求，更像是一场自发却无序的“狂欢”。暴民们多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他们通过各种数字信息网络聚集于商业街头，向警察投掷石块木棍，砸破商店橱窗，洗劫商品，再将商店付之一炬。在一向看似和谐的英国，一个偶然的小火花竟能引来一场如此规模的社会动荡，令人深思。英国上下也为此展开广泛热烈的讨论与检讨，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直言“社会病了”，英国各家媒体对“病因”的分析大致如下：
1.高福利滋生社会寄生虫
《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资深记者麦克斯·哈斯廷爵士（Sir Max Hastings）发表评论文章， 炮轰英国的福利体系，认为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福利制度造就了大批依赖福利生存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他们道德败坏，是非混淆，没文化，没技能，没价值，只有赤裸的欲望，与野兽无异。”英国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从事社会底层工作所得工资扣除税收之后与领政府救济金相差不大，很多英国人宁愿领取政府救济也不愿工作，社会底层工作多由外来移民占据，英国本土则滋生出一种懒汉文化：据英国政府统计显示，在18岁到65岁适龄工作的英国人中有500万人在领取失业救济，约占总人口的8%，而有25%的英国未成年人生活在依靠福利养活的家庭，这次参与暴乱主力是青年，甚至十来岁的少年，他们多来自依赖福利的家庭，有些已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福利寄生虫。这些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却又精力旺盛的青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巨大隐患，而这次骚乱则是英国早已习以为常的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一次集中的大爆发。
2. 不同阶层间缺乏交流与关爱
儿童慈善机构创始人卡米拉·班特曼海丽迪(Camila Batmanghelidjh)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发表题为《关爱需要成本，而骚乱成本更高》（Caring costs——but so do riots）的署名文章。班特曼海丽迪认为不能一味指责社会底层，英国社会讲究阶级区分，形成很多平行社区，社区间没有互助精神，缺乏交流关爱，这让处在社会底层本已脆弱的社区感到被孤立、被排斥、被遗弃，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而这次骚乱不是一次偶然的袭击，而是现有英国社会体系失灵、弱势群体反复遭到羞辱等恶性循环的结果。
3. 政府开支缩减计划的负面影响
在野的伦敦市长、工党候选人凯文·利文斯顿在接受BBC采访时则攻击政府的开支缩减计划，“如果你大幅削减开支，就该想到可能会有这种反对它的潜在暴乱。” 一方面英国经济不景气，需要消费来刺激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又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削减财政赤字。在如何缩减政府开支上，两党有严重分歧，在位的保守党主张大刀阔斧，对多项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在野的工党则主张小幅缓行，以免拖累经济复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党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面临了类似的难题，她当时用铁腕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引发了遍地工潮，持续多年，造成的社会裂缝至今还不能愈合。而现在的保守党是弱势联合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更严峻复杂，政府开支缩减计划也刚刚起了个头，真正的痛苦还在后面，面对这两难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这次骚乱也许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4. 警方应对不力, 软弱可欺
《太阳报》（The Sun）的社论则认为主要原因是警察的软弱，战术不当，“面对暴徒，警察无法使用高压水枪，这非常荒唐。”在伦敦骚乱的最初几夜，警察在街头不仅人数不占优势，在行动上也显得处处被动，警察似乎不愿意也没能力阻止趁火打劫的行为。这种情况直到三天后增派大批警力和政府授权实施更强硬的对策时才得以改观。民众也呼吁对骚乱分子实施强硬措施，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民众希望警察使用实弹而不仅是橡胶子弹来对付暴徒。然而，警察面对不够强硬的批评却也是有口难辩。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负责安保的伦敦警方用强力维持秩序致使一名抗议者身亡，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至今依然官司缠身——这种经历也让警察在跟暴徒对抗之时心有余悸，无法勇往直前。
5. 家教的缺失
《每日电信》（Daily Telegraph）的记者克里斯蒂娜·奥丹（Cristina odone）认为骚乱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现代英国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同关在监狱里的少年犯一样，这伙暴徒的共同点是家中无父。” 英国家庭构成比较复杂，有3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亲妈妈（>90%），即便已婚夫妇中，离婚、再婚的比例也非常高。这种复杂的家庭结构，淡薄了家庭的概念，对青少年的教育成长非常不利：从小缺少父亲严厉的约束，没有行为榜样，或者更糟糕的是父母皆是负面榜样。这种局面，除了父母、文化习俗方面的原因，英国的福利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鼓励生育，父母可以为未成年的子女向政府申请社会补助，而单亲家庭则能领到更多补助——这甚至成为英国一部分不负责任的父母谋生的手段，相当一部分人只同居，不结婚，并且管生不管教，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子不教，父之过”。此外，英国的现行法律对本国青少年保护过度，父母和教师对孩子既不敢打也不敢骂，导致青少年过于自我，不服管教。
6.种族歧视
暴乱的导火索是一名黑人青年被杀，暴乱开始是在黑人聚居区托特纳姆，尽管暴乱不针对任何特定种族，暴乱者也是形形色色，《独立报》却认为，暴乱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能被忽略。“太多的黑人男子被警察射杀，太多没有犯罪的黑人被像罪犯一样对待，这些不是骚乱的根本原因，只是其一。”2010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黑人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的26倍，亚裔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6.3倍，这种差距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大的。但是，也有学者反驳了黑人被射杀太多的说法，根据英国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的过去三年的报告，警方射杀非常罕见，只发生了7次，且全是针对白人。可不容否认的是： 种族平等、机会平等在英国对于黑人等少数裔族群来说，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实际操作上却壁垒森严。
7. 趁火打劫，法不责众的机会主义盛行
《爱尔兰时报》则认为街头暴徒是因为机会主义而联合到一起，“随着越来越多人卷入骚乱，其他人也试图加入，并相信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并不大可能被抓或者面对惩罚。”很多人抱着这种趁火打劫，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捞一笔的时候来了。不少参与骚乱的暴徒甚至大方接受采访，一个女青年一边喝着抢来的酒，一边对着镜头说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并兴奋地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夜晚；而另一个男青年则表示，因为自己没有案底，即使被抓也会很快被释放。这暴露了英国司法系统的尴尬，面临这样的时刻，它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其实英国人都知道，本国监狱早已人满为患，监狱开销是政府沉重的负担，最近几年，连杀人放火的重犯都不断被放出监狱，这种人数众多的骚乱，又能得到多重的判罚呢？
8. 数字通讯的平民化
社交网络还有其他网络科技在骚乱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能传递加密信息的黑莓手机，被广泛用来召集暴徒，并为躲避警察袭击通风报信。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互通互信，协调合作的天平从官方逐渐向街头巷尾倾斜。英国媒体感叹，“数字通信技术在阿拉伯世界的应用令人备受鼓舞，而应用到英国自身却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媒体为解读骚乱提供了更为新颖独特的视角。《卫报》的柔伊·威廉姆试着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骚乱。骚乱中大批商店遭到洗劫，从最低廉的麦当劳、H&M 到奢侈品牌LV，Tiffany, 唯一例外安然无恙的是书店（Waterstone），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暴徒们受教育程度和对商品的渴望。“如果深究下去，你也许会发现那些只取了必需品的抢劫者，可能在平时生活中让人可怜同情，而那些目标对准奢侈品的，显得更有技巧，因而可能在平时会显得受人尊敬，但他们共同点是选择了自己日常所渴望而不可及的商品。”
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让人有参与感，进而才得到心理满足感，而现实资讯的宣传又让很多人沉浸在自己无法负担的商品上，骚乱则成了一些人满足这种心理的“绝佳机会”。《每日镜报》的保罗·劳特里奇则提出鼓动暴力文化的说唱音乐应该为英国骚乱负一定责任。他认为说唱音乐是黑帮文化，是有害有毒文化，它们崇尚暴力，厌恨权威，尤其是警察，也包括父母，宣扬的是无价值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应该被禁止。8月13日，历史学家和媒体人大卫（David Starkey）更大方在BBC晚间新闻时表示对英国白人“黑人化”的担忧，引得舆论大哗，一片声讨之声。
总之，骚乱撕破了英国和谐有序的外衣，损害了英国自由开放的名声，突显了英国在创造工作机会与福利改革中的困境，给英国业已衰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加深了英国社会经济与道德的裂纹，可以肯定的是，恢复过程将极其痛苦，能否挺过将考验英国人的智慧。
2011年8月6日，伦敦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青年达根（Mark Duggan）, 先是引发了当地民众对警察滥用暴力的抗议，继而迅速演变成了骚乱和打、砸、抢、烧，席卷整个伦敦并蔓延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多个城市，造成5人死亡，经济损失单在伦敦已经超过一亿英镑。这场骚乱来得相当诡异，没有明显的幕后组织和明确的政治诉求，更像是一场自发却无序的“狂欢”。暴民们多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他们通过各种数字信息网络聚集于商业街头，向警察投掷石块木棍，砸破商店橱窗，洗劫商品，再将商店付之一炬。在一向看似和谐的英国，一个偶然的小火花竟能引来一场如此规模的社会动荡，令人深思。英国上下也为此展开广泛热烈的讨论与检讨，英国首相卡梅伦更是直言“社会病了”，英国各家媒体对“病因”的分析大致如下：
1.高福利滋生社会寄生虫
《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资深记者麦克斯·哈斯廷爵士（Sir Max Hastings）发表评论文章， 炮轰英国的福利体系，认为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福利制度造就了大批依赖福利生存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他们道德败坏，是非混淆，没文化，没技能，没价值，只有赤裸的欲望，与野兽无异。”英国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从事社会底层工作所得工资扣除税收之后与领政府救济金相差不大，很多英国人宁愿领取政府救济也不愿工作，社会底层工作多由外来移民占据，英国本土则滋生出一种懒汉文化：据英国政府统计显示，在18岁到65岁适龄工作的英国人中有500万人在领取失业救济，约占总人口的8%，而有25%的英国未成年人生活在依靠福利养活的家庭，这次参与暴乱主力是青年，甚至十来岁的少年，他们多来自依赖福利的家庭，有些已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福利寄生虫。这些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却又精力旺盛的青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巨大隐患，而这次骚乱则是英国早已习以为常的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一次集中的大爆发。
2. 不同阶层间缺乏交流与关爱
儿童慈善机构创始人卡米拉·班特曼海丽迪(Camila Batmanghelidjh)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发表题为《关爱需要成本，而骚乱成本更高》（Caring costs——but so do riots）的署名文章。班特曼海丽迪认为不能一味指责社会底层，英国社会讲究阶级区分，形成很多平行社区，社区间没有互助精神，缺乏交流关爱，这让处在社会底层本已脆弱的社区感到被孤立、被排斥、被遗弃，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而这次骚乱不是一次偶然的袭击，而是现有英国社会体系失灵、弱势群体反复遭到羞辱等恶性循环的结果。
3. 政府开支缩减计划的负面影响
在野的伦敦市长、工党候选人凯文·利文斯顿在接受BBC采访时则攻击政府的开支缩减计划，“如果你大幅削减开支，就该想到可能会有这种反对它的潜在暴乱。” 一方面英国经济不景气，需要消费来刺激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又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削减财政赤字。在如何缩减政府开支上，两党有严重分歧，在位的保守党主张大刀阔斧，对多项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在野的工党则主张小幅缓行，以免拖累经济复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党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面临了类似的难题，她当时用铁腕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引发了遍地工潮，持续多年，造成的社会裂缝至今还不能愈合。而现在的保守党是弱势联合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更严峻复杂，政府开支缩减计划也刚刚起了个头，真正的痛苦还在后面，面对这两难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这次骚乱也许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4. 警方应对不力, 软弱可欺
《太阳报》（The Sun）的社论则认为主要原因是警察的软弱，战术不当，“面对暴徒，警察无法使用高压水枪，这非常荒唐。”在伦敦骚乱的最初几夜，警察在街头不仅人数不占优势，在行动上也显得处处被动，警察似乎不愿意也没能力阻止趁火打劫的行为。这种情况直到三天后增派大批警力和政府授权实施更强硬的对策时才得以改观。民众也呼吁对骚乱分子实施强硬措施，一项民调显示，三分之一的民众希望警察使用实弹而不仅是橡胶子弹来对付暴徒。然而，警察面对不够强硬的批评却也是有口难辩。2009年伦敦G20峰会上，负责安保的伦敦警方用强力维持秩序致使一名抗议者身亡，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至今依然官司缠身——这种经历也让警察在跟暴徒对抗之时心有余悸，无法勇往直前。
5. 家教的缺失
《每日电信》（Daily Telegraph）的记者克里斯蒂娜·奥丹（Cristina odone）认为骚乱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现代英国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同关在监狱里的少年犯一样，这伙暴徒的共同点是家中无父。” 英国家庭构成比较复杂，有3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亲妈妈（>90%），即便已婚夫妇中，离婚、再婚的比例也非常高。这种复杂的家庭结构，淡薄了家庭的概念，对青少年的教育成长非常不利：从小缺少父亲严厉的约束，没有行为榜样，或者更糟糕的是父母皆是负面榜样。这种局面，除了父母、文化习俗方面的原因，英国的福利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鼓励生育，父母可以为未成年的子女向政府申请社会补助，而单亲家庭则能领到更多补助——这甚至成为英国一部分不负责任的父母谋生的手段，相当一部分人只同居，不结婚，并且管生不管教，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子不教，父之过”。此外，英国的现行法律对本国青少年保护过度，父母和教师对孩子既不敢打也不敢骂，导致青少年过于自我，不服管教。
6.种族歧视
暴乱的导火索是一名黑人青年被杀，暴乱开始是在黑人聚居区托特纳姆，尽管暴乱不针对任何特定种族，暴乱者也是形形色色，《独立报》却认为，暴乱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能被忽略。“太多的黑人男子被警察射杀，太多没有犯罪的黑人被像罪犯一样对待，这些不是骚乱的根本原因，只是其一。”2010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黑人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的26倍，亚裔被盘查的几率高于白人6.3倍，这种差距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大的。但是，也有学者反驳了黑人被射杀太多的说法，根据英国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的过去三年的报告，警方射杀非常罕见，只发生了7次，且全是针对白人。可不容否认的是： 种族平等、机会平等在英国对于黑人等少数裔族群来说，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而实际操作上却壁垒森严。
7. 趁火打劫，法不责众的机会主义盛行
《爱尔兰时报》则认为街头暴徒是因为机会主义而联合到一起，“随着越来越多人卷入骚乱，其他人也试图加入，并相信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并不大可能被抓或者面对惩罚。”很多人抱着这种趁火打劫，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捞一笔的时候来了。不少参与骚乱的暴徒甚至大方接受采访，一个女青年一边喝着抢来的酒，一边对着镜头说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并兴奋地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夜晚；而另一个男青年则表示，因为自己没有案底，即使被抓也会很快被释放。这暴露了英国司法系统的尴尬，面临这样的时刻，它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其实英国人都知道，本国监狱早已人满为患，监狱开销是政府沉重的负担，最近几年，连杀人放火的重犯都不断被放出监狱，这种人数众多的骚乱，又能得到多重的判罚呢？
8. 数字通讯的平民化
社交网络还有其他网络科技在骚乱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能传递加密信息的黑莓手机，被广泛用来召集暴徒，并为躲避警察袭击通风报信。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互通互信，协调合作的天平从官方逐渐向街头巷尾倾斜。英国媒体感叹，“数字通信技术在阿拉伯世界的应用令人备受鼓舞，而应用到英国自身却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媒体为解读骚乱提供了更为新颖独特的视角。《卫报》的柔伊·威廉姆试着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骚乱。骚乱中大批商店遭到洗劫，从最低廉的麦当劳、H&M 到奢侈品牌LV，Tiffany, 唯一例外安然无恙的是书店（Waterstone），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暴徒们受教育程度和对商品的渴望。“如果深究下去，你也许会发现那些只取了必需品的抢劫者，可能在平时生活中让人可怜同情，而那些目标对准奢侈品的，显得更有技巧，因而可能在平时会显得受人尊敬，但他们共同点是选择了自己日常所渴望而不可及的商品。”
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让人有参与感，进而才得到心理满足感，而现实资讯的宣传又让很多人沉浸在自己无法负担的商品上，骚乱则成了一些人满足这种心理的“绝佳机会”。《每日镜报》的保罗·劳特里奇则提出鼓动暴力文化的说唱音乐应该为英国骚乱负一定责任。他认为说唱音乐是黑帮文化，是有害有毒文化，它们崇尚暴力，厌恨权威，尤其是警察，也包括父母，宣扬的是无价值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应该被禁止。8月13日，历史学家和媒体人大卫（David Starkey）更大方在BBC晚间新闻时表示对英国白人“黑人化”的担忧，引得舆论大哗，一片声讨之声。
总之，骚乱撕破了英国和谐有序的外衣，损害了英国自由开放的名声，突显了英国在创造工作机会与福利改革中的困境，给英国业已衰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加深了英国社会经济与道德的裂纹，可以肯定的是，恢复过程将极其痛苦，能否挺过将考验英国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