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美国无疑交了一份很差的答卷。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特朗普政府以国务卿蓬佩奥为急先锋，极力“甩锅”中国，污蔑中国为新冠疫情发源地，荒谬地声称中国应该为美国的损失负责。
　　其实，美国政客此种恶劣做法，早在2400多年前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就曾上演过，其结果就是雅典因此错失疫情防控的最佳窗口期，导致瘟疫大暴发，死人无数，整个雅典陷入恐怖之中，成为一座地狱之城。雅典也因此输掉了与斯巴达的战争，昔日的黄金城邦走向衰落。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发生战争。当时，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名叫伯利克里，是个非常具有政治才华的执政者。战争开始后，他意识到，在陆地作战中，雅典不是斯巴达的对手，必须扬长避短才有战胜斯巴达的可能。于是，他发扬雅典善于海战的优势，不断打击斯巴达的同盟——伯罗奔尼撒沿海的一些小城邦，实行海上禁运，阻断斯巴达的供应链，同时还坚壁清野，把雅典周围的农民迁入雅典城内，修建长墙，阻止斯巴达人的进攻。这样的战略战术非常奏效，到了第二年，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雅典。
　　突然有一天，在雅典城里，有人莫名其妙地接连死去。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死者生前都有发烧、呕吐、腹泻、抽筋、身上长脓疮、皮肤严重溃烂等症状。
　　“这是中了毒！’”有人说。“那肯定是斯巴达的奸细所为！”有人附和着。
　　这样的观点很快就在雅典城里传播开来，没人质疑这个说法。因为当时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雅典人处于高度戒备和焦虑之中，强大的思维惯性，很自然地推动人们去进行最简单最直接的逻辑认定一既然是中毒，那肯定就是敌人干的。
　　于是，雅典城里掀起了深挖斯巴达奸细的运动。有人负责侦查，全力以赴寻找斯巴达奸细的蛛丝马迹;有人撰写文章，分析斯巴达奸细可能用到的作案手法;有人站在街头发表演说，愤怒地谴责斯巴达人的卑鄙行径……可悲的是，折腾来折腾去，雅典人也没有挖出一个斯巴达奸细，而每天死亡的人却越来越多。
　　直到这时，雅典人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遭遇的不是人为投毒，而是更为可怕的瘟疫。可是，觉醒为时已晚。由于当初雅典人错误地将大量精力用在“甩锅”斯巴达上，错过了最佳阻断瘟疫传播的窗口期，疫情迅速扩散，并且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后世的历史学家经过考证认为，在这一年，瘟疫先从非洲埃塞俄比亚传到埃及和利比亚，再从海上传到庇里犹斯港，然后蔓延到雅典城。这场瘟疫给了雅典以重创，城内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据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雅典人染病而亡，其中就有首席执政官、一代豪杰伯利克里。这场瘟疫直到名医希波克拉底出现，才逐渐得到控制。
　　元气大伤的雅典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当代有学者指出，瘟疫给了雅典同盟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雅典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和优秀的统帅，而且导致自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无法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雅典居民也因之而失去了继续奋战的锐气。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可笑的是，今天的美國政客似乎对这段历史和中国的古训选择性失明，仍然愚蠢地坚持在错误道路上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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