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的一声沉闷的巨响，一个人影从楼上跳了下来。
　　还是孩童的陈国华被母亲牵着手，正从边上经过。那个人摔在地上，两腿扎在土里，下面是一摊鲜红的血。“他跪在那里看着我，眼泪汪汪的。人还没死，但肯定是完了。我当时难过极了。”
　　“文革”期间，陈国华家附近的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大楼，是频频发生跳楼事件的不祥之地。
　　1999年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里，年近九十的林默涵回忆他在“文革”中4次自杀未遂的经过，当时的心理状态、动作的细节，如何被人从窗口抓住裤管——陈国华的心跳得飞快，被一种几近崩溃的惊悚感紧紧抓住。
　　他审视着这位垂垂老矣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文艺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胡风案”的主要参与者，心绪纷乱。“即使这样一个人也有脆弱的地方，也有崩盘的时候，他在运动中也是一个受害者。人的命运，实在是无法简单用左和右来区分。”
　　再去探访，老人依旧穿得整整齐齐坐在那里，问访客叫什么名字，哪个学校毕业的。过了一会儿，又问：你叫什么名字。一旁的林夫人告诉陈国华，他已经糊涂了，“前段太孤单了，没人来跟他说话。”
　　深深叹了口气后，陈国华用“肠子都悔青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懊恼与遗憾。林默涵的口述，还压在抽屉里，要等到时机成熟再录入历史。
　　“只有深入地跟他们接触，才能发现他们内心，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真的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抄档案、聊天

　　1980年代的那个春夏，28岁的陈国华处在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中。
　　政治风波之后，他所在的中国作协处于瘫痪阶段。整整3年，他无事可做，办公室里永远是十几个人在那儿打牌、下围棋，没人来管。
　　无所事事中，陈国华常去办公室旁的档案室串门。档案室堆着一麻袋一麻袋的文件，都是从干校运回来的作协档案，一老一少两个女同事正在一件一件地整理，“也不编号，看到重份的就销毁”。
　　档案里有作协的公文、会议记录，还有作家们在历次运动中所做的思想检查。闲得发慌的陈国华帮着整理，读到好玩的，开始动手抄，一个小时下来，格子纸上抄得密密麻麻，从那个春夏抄到他离开作协的1993年。
　　这些迄今都未对外公开的内部档案，后来成为陈徒手从事“中国文坛史”研究和写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因为工作关系，他和许多老作家有了交往。作协开各种会议，他要到场陪同，做简报。老同志生病住院，他要代表作协到医院嘘寒问暖，帮家属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许多老人去世或病危的时候，他都在现场。
　　那个时候起，他已经萌发了写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的念头。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和严文井、萧乾、路翎等文坛前辈漫无边际地聊天。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动荡的老先生们大多高龄且多病，常常聊着聊着就睡着了。等他们睡醒了，继续聊。
　　漫无目的的档案抄录和聊天一直到1993年他离开作协才告一段落。投奔《北京青年报》后，陈国华以32岁的“高龄”当起了娱乐记者，整天玩命地跑，玩命地写。
　　报社的工作经历，为他后来从事历史题材的写作打下了基础，扭转了过往的两种文风：一是1980年代文学青年的抒情文艺腔，一是机关单位里培养出来的八股腔。在内容上，强调干货；在文本上，“形容词、副词肯定是不用的，夸张的、情绪过激的和批判的语言，一概不用”。
　　然而，写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时，这个77级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忍不住抒情起来，夹了一段故地重游，回想诗人当年在此地的情感——后来这被他自己视为败笔。
　　1997年，在报社同事的热心推荐下，《读书》主编汪晖和编辑向他约稿。在他们的鼓励和建议下，陈国华以笔名陈徒手，在《读书》发表了《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随后陆陆续续撰写了《丁玲的北大荒日子》等一批文坛人物。
　　1990年代末，这种档案材料加口述、采访的人物传记，材料扎实、文风质朴冷静，令读者耳目一新。
　　在陈国华的历史写作中，你能读到一些已被官方盖棺定论的人物的另一面：文艺界人士对江青“懂戏，比较有艺术品位，对艺术家比较尊重”的评价；1959年当赵树理因反映人民公社问题遭到批判时，陈伯达也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虚假问题；五六十年代，康生在教育革命中呈现出的多个层面的面目，以及郭小川和林彪、叶群一家的私谊和由此给他带来的厄运……
　　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尊重，以及对传主的“极大的善意”，赢得了像刘庆棠、浩然这样一批在历次政治风浪中起伏过的文坛人物的莫大信任。
　　在此后的10年里，他一头扎进北京档案馆，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题材进行研究，抄录、收集、整理，其中也包括来自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一部分资料。
　　2011年，在朋友的邀约下，沉寂10年的陈徒手在媒体上撰写“五六十年代老教授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故事”。用了近一年，他完成了一系列用料扎实的人物小传。
　　今年，他的第二本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出版。

像当记者一样写历史

　　第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耗去了陈国华十余年的时光，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前后也用了10年的时间。
　　在这个以速度为荣的年代，他以一种极笨重的方式，静悄悄地做着历史记录。他每天6点起床，如果不用到报社去，就跑到北京档案馆开始抄档案，中午吃一份盒饭，下午4点把抄到的档案带回家。
　　在档案的基础上，他对题目所涉及的人逐一采访，做口述实录。
　　写《老舍：花开花落有几何》一文时，除了几位因重病不能接受采访的，他几乎把北京人艺《茶馆》剧组的成员一网打尽，光老演员就采访了二十几个，非常完整。几年后，那些老演员陆陆续续去世了。他自认这是他最大的收获，把一批人的记忆给抢救回来了。 　　写郭小川时，他把《人民日报》、作协里所有跟郭小川有过接触的人几乎都采访到了。对于郭小川人生每次关键节点上出现的人物，他都尽力去寻找。为了找到当时押送郭小川回团泊洼五七干校的陪同人员，他穷尽所能。上门之后，对方大吃一惊：自从离开干校后，他在二三十年间已辗转换过几个工作单位了。
　　有人为他粗略计算过，光《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他的采访就超过六百人次，采访笔记累计超过140万字。而书中征引的原始文件、采访笔记之篇幅，也至少占到1/3以上。
　　过往的真相犹如伤疤，一旦被有心人揭开，血淋淋的，让还活着的人都不得安生。一涉及历次“运动”中的是非、整人和挨整的恩怨，采访的突破就异常艰难。
　　比如传主所在的单位特别复杂。一涉及“文革”的纠葛，就很麻烦，最明显的是汪曾祺，他所在的北京京剧团里面太复杂、太乱了。
　　因为艺人之间的那种相争跟作家又不太一样，他们恨起来恨得没道理。有时候采访了，他说不能发，一个字都不能写；有的说没什么好谈的，有的说谈什么？有的对汪曾祺有意见，说被汪曾祺害得这么苦，我跟你说不好也不合适。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推掉了。我觉得采汪曾祺的老朋友是最难的。他们对汪曾祺有意见，“文革”时期，他们之间太复杂了，汪曾祺又红又黑，来回折腾，大家不好说。关于他和江青的关系，和“四人帮”的关系，大家觉得如果说不好会惹事，顾虑很多。
　　没能把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的同事、友人一一攻克，让陈国华深觉遗憾。
　　为了查阅汪曾祺的档案，他多次跑到京剧团老干部处联系、申请，负责领导的态度一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
　　那天我再去的时候，很巧，京剧团有老干部去世，他们的处长去八宝山料理后事。办公室只剩下了两个小姑娘，她一看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很高兴。那是《北青》最火的时候。她打开一个柜子，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捆用绳子捆起来的破烂纸，上面用毛笔大字写着“汪曾祺”3个字。
　　她让我登记一下，就给抱下去了。实际上她违反了规定，因为这些人事档案是不能看的。我在那儿抄了两三天。等他们处长回来，一看我抄上了，也不好说什么。
　　这捆烂纸是汪曾祺在“四人帮”被抓后，审查时期的交代材料。在北京京剧团院里，他整整抄了3天，共14万字。
　　（内容）特别可怕，有别人揭发他的，有他自己写的交代，用圆珠笔写在复写纸上，一式三份，他写得很用力。等抄完以后，我一想，他的档案就放在那儿，如果有一天真当破烂给烧掉了（怎么办），因为汪曾祺已经去世了，这些档案留着干吗？谁也不会去看。
　　抄完后，他赶紧给汪曾祺之子汪朗打了一个电话。等汪朗赶到京剧团，也想翻看父亲留下的档案，却遭到对方拒绝——“他说你不能看，按照国家规定，家属是不能看的。”

天有病，人知否？

　　1999年，在怀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约稿会上，陈国华见到常年隐居在河北农村的作家浩然。他总是低着头，避免和人有直接的目光接触。在获得同意后，陈国华几次驱车赶往三河，对他进行采访。
　　农民出身的浩然在1960年代以长篇小说《艳阳天》一举成名，“文革”时当过北京市文联革委会的实权人物，后因江青赏识，被收罗至旗下进行创作，“文革”后遭到了审查。
　　浩然整个人被“文革”弄坏了，他看到人都是低着头的，很自卑，自己感觉也很委屈。他跑到河北的三河去，困守在一个村子里，很寂寞，也没人管他，他就给当地的文艺青年讲点写作课，给他们写点序。
　　他始终走不出“文革”阴影。其实，他还是一个好人，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帮助一些人。他后来得了脑血栓，成了植物人，就跟他的心情有关系。我去看过他好几次，有时候他来北京，他爱人生病住院，我过去看他，陪他们吃饭。我老劝他，（但）他没办法。他如果心情很开朗的话，把一切都想明白了，也不至于后来受那么大的罪。
　　在陈国华记忆里，在1980年代，老作家们精神状态普遍压抑、晦暗。“那一代文人活得还是凄楚，活得很无助、没主见。他们中很多人对社会批判能力和思考能力非常弱。这是我在作协的感觉。像严文井那样能做出反思的，是极少数。”
　　反映1949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收录了12名学者，其中冯友兰、中右标兵傅鹰、“小麦王”蔡旭、“落后教授”王瑶等11名是“资产阶级旧学者”，还有一名是被中共派到北大“掺沙子”的马克主义哲学家冯定。
　　很多老先生都说对冯定那篇有感觉。冯定在大批判中的棋子命运，第一次把党内斗争的运行图，像绞肉机似的展现出来。北大的两派都利用他做文章，为了抢时间，为了怎么把他斗得更狠，都在比赛。
　　他那几本哲学书影响特别大，整整影响一代人，我读中学时都是人手一本。他的理论跟党内后来越来越左的哲学思潮，根本不相容，他都是谈怎么做人的，在阶级斗争那么厉害的时候，天生就不足。在斗争性很强的那帮人眼里，完全是修正主义观点。他曾经是中共大力推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旦不用了，立马就整得那么惨。
　　冯定在“文革”以后也没什么觉悟，后来写的文章，还是充满了幻想。
　　陈国华的两本书的书名都选自毛泽东的诗词。“人有病，天知否”，是毛在1973年修改多年前的旧作《贺新郎》时用的新句。历史学家高华在同名文章《人有病，天知否？》中，曾提及自己的理解——“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
　　和陈国华相熟的作家刘心武曾颇有深意地说，把这个书名改一下，会更贴切地反映那段岁月——“天”有病，人知否？

痛与债

　　前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被中山大学前党委书记龙潜的子女告上法庭，二审败诉；近有《炎黄春秋》因刊登了有关北大“文革”时期的历史回忆，北大方面不依不饶。
　　从《人有病，天知否》到《故国人民有所思》，每出一本书，陈国华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遇到各种可能的麻烦。 　　2000年，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为《人有病，天知否》能否顺利面市而忧心忡忡，担心有人出手干预。最终他逃过一劫。
　　采访写作中，陈国华恪守一个基本的操作原则：文章需经传主家属及主要受访人审阅，方才发表。
　　在写诗人郭小川的命运起伏时，他在文中提到了郭跟夫人杜惠的关系，以及在“文革”中，杜惠应“组织”要求揭发郭小川的事实，写得胆战心惊。当时，郭小川的家属正和人打名誉侵权的官司，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我当时怕，怕在老太太那里通不过。我想我就先写吧。写完以后打印出来了给她看，她说可以发。但我心里不踏实，她是不是没看到那一段？我还特意说这行吗，她说行，这都是真实的。我心里面特别崇拜她。
　　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的文坛纪实作品，还是引发了两桩纠纷。1999年，丁玲的丈夫和代表人陈明在《南方周末》撰文，批驳陈徒手的《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内容主要涉及某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丁玲、作协党组和农场党委对丁玲的态度，强调自己不得不对“一些该销毁却依然公之于众的冤案材料、不实之词”做一些澄清。
　　陈国华觉得自己“很冤，很委屈”。发表前，他曾把文章发给陈明过目，并依其意见做了修改。后来，他再碰到陈明，对方抱歉连连，说自己这么做是因为“丁玲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们不答应”。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在《读书》上刊出不久，受沈从文提携的画家范曾在报纸上撰文《忧思难忘说沈老》，对文章呈现的二人在“文革”中关系的几处细节进行反击，说陈“深文罗织，近乎构陷”。
　　他把文章先寄给我，我看了，他文章里说的事实不对的地方，譬如我采访的口述者说他（范曾）是从天津跑过来敲（沈从文家的）门，我根据范曾的说法重新改了，但是，一直保留着主体部分。因为沈从文的信很完整地说过这个事情，这肯定是抹煞不掉的事实。
　　所以，唐达成先生说别怕，我们有信，因为沈先生自己的信里说得很明白。你不承认是你的事。但从打官司来说，有这么些旁证、信件都证明你曾经说过这些话。
　　一切固然以事实说话，但对于能坦然直面历史的当事人和传主家属，陈国华都心存一份敬意。
　　如今，他涉足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史。一聊起手头的题材，已知天命的他立刻兴奋了起来：作为“文革”开端的北大社教运动的演变，更宽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陆定一、周扬、刘白羽为代表的中共内部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们的真实遭际和个人选择，以及他们的内心隐秘……
　　“我还在等着能看到更多档案的那一天。”

陈徒手

　　本名陈国华，生于1961年，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实》《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