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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域外观察”栏目，致力于发掘海外以及港、澳、台学者和智库观察研究中国的最新成果，引进思想资源，激荡中国智慧，为“中国梦”助航。我们期待您的意见、点评、来稿。
电邮：[email protected]
今天，民众对于执政者合法性的信仰只能产生于合理统治的基础上，领袖们要想展示自己的魅力也只能是在构建合理型的合法性的舞台上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执政合法性（或称统治正当性）的定义有很多表述，用最为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即国民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又是出于国民对政府具有行使权力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是权力成立的最基本条件，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即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么它将无法形成有秩序的统治，而其本身也会失去存在的根基。
中共构建合法性的思路与方式
作为一个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在回答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上必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从十六大以来的各种政策中可以看出，中共构建执政合法性的思路和方式主要有三点。第一，牢牢地掌握发展经济的大方向。经济得到了发展，才可以为国民谋取实际的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时的95933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从2001年时的16371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10.37万亿元。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面前，中国仍然保持了经济的高度持续增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显示出了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奠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石。
第二，提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将其精神具体落实到“以人为本”上，同时明确了要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2003年起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民生都被列为重大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增加对教育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初步形成全民医保体系，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推动农村“三通”，集中全国资源支持地震灾区灾后复兴等。在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总是迅速作出反应。这些不仅证明政府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权的高效性。
第三，注意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制定具体政策保证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废除城市收容制度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断增加对三农的财政投入。2006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20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做到了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提高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及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午餐补助，推进农民工子女就地入学等。2010年时的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增长率，城镇为8.6%，而农村只有3.8%，但是2011年时已分别为8.4%和11.4%。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执政合法性的理解上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而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为代表的权力观的提出，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执政合法性理念的高度概括和巨大进步。
构建合法性是个现在进行时
从理论上说，统治因为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承认，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统治却是因为得到了承认，才能够具有合法性。由此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构建执政合法性永远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尽管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民众对执政合法性的信仰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市场经济体系之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杠杆作用的增大，官员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民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怀疑越来越多。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身为公仆、高喊清廉口号，道貌岸然、实际却欲壑难填，贪腐官员的前赴后继，造成了社会道德一定程度的沦丧，使得社会秩序受到严重挑战。这一点，正在动摇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来说，今天最大的课题显然已不再只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其政策重心应该及时转移到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从制度上彻底解决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以此向广大民众证实它的执政合法性。这一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因为缺乏构建合法性的积淀，在出现权力移交时，新的领导人如何让民众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显然要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权力移交并不是发生在西方国家那种政党轮替或因领导者政策失败的背景下，所以新任领导人无法作为否定前任领导者的产物，事前准备其执政合法性的论理。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是，新任领导人不得不接过前任留下的所有遗产，包括前任未来得及解决的课题。而这些课题或问题，作为对前任执政合法性的否定因素，又会成为新任领导人是否能够构建其执政合法性的试金石。
合法性构建的路径
近代以来，中国已不存在君权神授或“天命”所归，再加之渐渐远离“革命”时代，那种依靠毛泽东或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便可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合理性统治的时代。今天，民众对于执政者合法性的信仰只能产生于合理统治的基础上，领袖们要想展示自己的魅力也只能是在构建合理型的合法性的舞台上。
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中的“法”，并不能简单地阐释为法律之法，而是一个合理、正当、正确、妥当的概念。理解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说明作为形式的法律需要代表正义，另一方面说明并不是所有实质上的正义都能够体现在法律中。在“法”的时代，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缺乏合理性、正当性的实例随处可见。换言之，构建执政合法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体系的健全，而必须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进行考虑和设计，也即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当前威胁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城乡差距、贫富分化、教育不公、官僚腐败。而这些其实都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公平代表正义，公平正义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目标。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尤其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但是始终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在构建执政合法性上却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就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在所有社会不公平问题中，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官员的贪腐问题。要想建构一个合理型的合法性统治，约束行政官员尤为重要。治国必先治吏，治人必先治己。而今日中国治吏的重要性其实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官员不是一个独立于执政党范畴的存在，官员的道德行为直接反映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防止贪腐其实并非没有办法，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实行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中国却迟迟不能出笼，这在今天已不仅仅只是反华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愿实现社会正义的口实，而已逐渐成为民众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检视自己、刮骨疗毒魄力的根据。如果不在防止和惩治官员贪腐问题上痛下针砭，实现社会正义还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很可能无法让广大民众建立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如此，被中国领导人所反复警示的“人亡政息”恐怕就不会只是一个“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问题。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责编/袁静 美编/石玉
“域外观察”栏目，致力于发掘海外以及港、澳、台学者和智库观察研究中国的最新成果，引进思想资源，激荡中国智慧，为“中国梦”助航。我们期待您的意见、点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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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民众对于执政者合法性的信仰只能产生于合理统治的基础上，领袖们要想展示自己的魅力也只能是在构建合理型的合法性的舞台上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执政合法性（或称统治正当性）的定义有很多表述，用最为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即国民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又是出于国民对政府具有行使权力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是权力成立的最基本条件，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即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么它将无法形成有秩序的统治，而其本身也会失去存在的根基。
中共构建合法性的思路与方式
作为一个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在回答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上必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从十六大以来的各种政策中可以看出，中共构建执政合法性的思路和方式主要有三点。第一，牢牢地掌握发展经济的大方向。经济得到了发展，才可以为国民谋取实际的利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时的95933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从2001年时的16371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10.37万亿元。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面前，中国仍然保持了经济的高度持续增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充分显示出了政府的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奠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石。
第二，提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将其精神具体落实到“以人为本”上，同时明确了要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2003年起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民生都被列为重大工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增加对教育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初步形成全民医保体系，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推动农村“三通”，集中全国资源支持地震灾区灾后复兴等。在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总是迅速作出反应。这些不仅证明政府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权的高效性。
第三，注意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制定具体政策保证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废除城市收容制度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断增加对三农的财政投入。2006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20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做到了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提高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及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午餐补助，推进农民工子女就地入学等。2010年时的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增长率，城镇为8.6%，而农村只有3.8%，但是2011年时已分别为8.4%和11.4%。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执政合法性的理解上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而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为代表的权力观的提出，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构建执政合法性理念的高度概括和巨大进步。
构建合法性是个现在进行时
从理论上说，统治因为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承认，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统治却是因为得到了承认，才能够具有合法性。由此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构建执政合法性永远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尽管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民众对执政合法性的信仰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市场经济体系之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杠杆作用的增大，官员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民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怀疑越来越多。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身为公仆、高喊清廉口号，道貌岸然、实际却欲壑难填，贪腐官员的前赴后继，造成了社会道德一定程度的沦丧，使得社会秩序受到严重挑战。这一点，正在动摇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来说，今天最大的课题显然已不再只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其政策重心应该及时转移到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从制度上彻底解决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以此向广大民众证实它的执政合法性。这一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因为缺乏构建合法性的积淀，在出现权力移交时，新的领导人如何让民众承认他的执政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显然要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权力移交并不是发生在西方国家那种政党轮替或因领导者政策失败的背景下，所以新任领导人无法作为否定前任领导者的产物，事前准备其执政合法性的论理。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是，新任领导人不得不接过前任留下的所有遗产，包括前任未来得及解决的课题。而这些课题或问题，作为对前任执政合法性的否定因素，又会成为新任领导人是否能够构建其执政合法性的试金石。
合法性构建的路径
近代以来，中国已不存在君权神授或“天命”所归，再加之渐渐远离“革命”时代，那种依靠毛泽东或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便可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岁月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合理性统治的时代。今天，民众对于执政者合法性的信仰只能产生于合理统治的基础上，领袖们要想展示自己的魅力也只能是在构建合理型的合法性的舞台上。
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中的“法”，并不能简单地阐释为法律之法，而是一个合理、正当、正确、妥当的概念。理解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说明作为形式的法律需要代表正义，另一方面说明并不是所有实质上的正义都能够体现在法律中。在“法”的时代，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缺乏合理性、正当性的实例随处可见。换言之，构建执政合法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体系的健全，而必须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进行考虑和设计，也即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当前威胁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城乡差距、贫富分化、教育不公、官僚腐败。而这些其实都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公平代表正义，公平正义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目标。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尤其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但是始终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在构建执政合法性上却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
就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在所有社会不公平问题中，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官员的贪腐问题。要想建构一个合理型的合法性统治，约束行政官员尤为重要。治国必先治吏，治人必先治己。而今日中国治吏的重要性其实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官员不是一个独立于执政党范畴的存在，官员的道德行为直接反映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防止贪腐其实并非没有办法，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实行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中国却迟迟不能出笼，这在今天已不仅仅只是反华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愿实现社会正义的口实，而已逐渐成为民众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检视自己、刮骨疗毒魄力的根据。如果不在防止和惩治官员贪腐问题上痛下针砭，实现社会正义还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很可能无法让广大民众建立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如此，被中国领导人所反复警示的“人亡政息”恐怕就不会只是一个“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问题。
（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责编/袁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