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肆虐全球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各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引起各国政府、媒体和学界在各个层面的高度反思和关注。“9·11”事件后布什政府通过宣告紧急状态、发动“反恐战争”而导致侵犯人权和破坏法治等后果，重新点燃了各界对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如何使用紧急权回应恐怖袭击和其他紧急状态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阿克曼批评西方传统的战争、犯罪、紧急状态等概念范畴和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紧急状态条款及制度设计安排，反对在后“9·11”时代以法院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倚重立法机关治理危机、控制总统战争修辞动力的新框架——紧急状态宪法。它包括绝对多数、赔偿、尊严三项原则。劳伦斯·却伯等学者对阿克曼紧急状态宪法的前提、功效和规范性进行了批评。阿克曼及其批评者围绕周期性恐怖袭击下公民自由受限的病理及药方（制度设计）进行了有益辩驳，但他们忽略了探究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袭的根源和德性制约紧急权的作用。阿克曼的紧急状态宪法对推进各国恐怖主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