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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是其监督作用并未很好的发挥作用。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试图寻求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合谋的经济学动因。通过研究合谋和监督的博弈过程，得出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由合谋转向监督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独立董事；合谋；监督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323-02
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相关法规，要求我国各上市公司都要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并且要求在 2003 年 6 月 30 日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至少要达到三分之一。我国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我国立法机关将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从部门法规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次，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相关法规不配套、制度不完善、机制不明确，尤其是对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权全都掌握在内部董事手中，独立董事并未真正地发挥监督作用，而是出现了与内部董事合谋的现象。本文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试图寻求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合谋的经济学动因，从而促进合谋到监督的转变。
1 租金与寻租的含义
租金，简称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那里，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的，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租金概念包括了一切生产差额，租金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本文认为，由于董事会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权力，董事会内部关键董事对决策权的控制，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这种超额利润，就是上市公司中的租金。租金是无所不在的。哪里有租金，哪里就有寻租。
从社会福利来看，经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寻利与寻租。第一类是对生产性利润的追求，即寻利。寻利是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表现，是自由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的正和博弈。寻利活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生产性的，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增进社会的经济福利。第二类是所谓的寻租。寻租是市场主体的一种通过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租金。非生产性是寻租活动的一大特征，寻租活动能产生经济收益，但不能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或劳务，收益的取得直接产生于权力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不能扩大社会的生产规模，甚至还会因垄断而使生产规模萎缩，其争夺的只是既有的生产利润或社会财富。只要掌握控制权从而掌握资源配置或者产出分配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中都会产生经济租金，有经济租金存在，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
上市公司中的寻租可以这样定义：董事利用自身的一定禀赋，通过参与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获得部分控制权，追求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获得的租金收益，这种行为就称之为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寻租。
在上市公司中，由于现有的权力架构造成存在着寻租活动的条件，它们是：（1）上市公司中有租可寻，存在经济租和创租机制。在现代公司普遍出现“股东大会失灵”的情况下，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董事会在公司战略导向、决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导致创租机制的形成，而董事会成员则在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创租者的角色，并通过一定形式使经济租金制度化、甚至合法化。董事会被动创租是因为董事会决策能力有限或董事会在制定战略规划、发展计划时受制于某些利益主体；董事会主动创租则缘于决策权垄断。（2）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存在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特征的利益主体。由于各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便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而寻租也许是最佳的手段。（3）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并不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督能力也十分有限，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给租条件和机会。（4）上市公司中寻租成本远远小于寻租所得。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国有股东，而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严重，中小股东又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权利，于是乎，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大权在握，收益多多，成本低微。
2 合谋作为寻租的手段
寻租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了寻租并且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的租金，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往往采取合谋的方式。
在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团队组织或等级组织中，当存在地位平等的同层级多个代理人，或者存在代理人之间属于等级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上下多层级时，并且代理人掌握决策、评价其他代理人绩效等一定权力，可能为其他人带来额外效用时，在和初始委托人达成委托——代理主契约以外，多个代理人之间为了提高自身利益或者效用状态又私下达成某种子契约，这种子契约一般与主契约相抵触，违背初始委托人的意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种私下达成子契约的行为就是合谋。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是指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为了获取额外的上市公司剩余收益或者为对抗其他对手，漠视现行规章制度或者利用现有制度规定的空白和模糊，双方默契合作、私下联手的结盟行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损害了股东等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了其自身的效用。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是股东的代理人，为了分享董事会决策产生的利益，分享上市公司中的租金，双方不约而同地合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掌握着独立董事的提名权、报酬决定权等权利，外部独立董事掌握着信息披露权、重大关联交易批准权等权利，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合谋的基本形式就是以权换权。
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监督行为主要是一种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智力决策，因此，独立董事是否与内部董事合谋具有隐蔽性、不可观察性、难以防范性、一定的损害性、难以认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独立董事监督中的不作为行为也是一种合谋。不作为是“当为而不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独立董事应该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监督内部董事是其应行使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放弃其应行使的监督权力、不履行应尽的监督义务，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监督不作为。
本文假定独立董事都具有履行职责的相关学识、经验和条件，都具有监督技术和监督能力。那些保持沉默的、不作为的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谋，他们可能已经被内部董事所买通。退一步讲，即使个别独立董事不具有监督能力，本文仍然认定其为合谋，因为这样的独立董事没有付出履行职责的成本却获得了巨大的本不应该获得的声誉资本，条件当然是放弃对内部董事的监督。因此，这仍然是合谋。本文所指的监督能力是指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经济、法律等相关领域的学识、工作经验，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事实上，独立董事上岗前，都经过中国证监会的培训。以“不熟悉”、“不了解”等为借口，不能作为独立董事免责的理由。
3 合谋的动因分析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行为是由其内在需求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的结果。内在需求是内因，可以称为自发性动机；外部刺激是外因，可以称为引致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自发性动机是指源自独立董事自身因素，由其内在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动机。这类动机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是合谋行为的原始驱动力。独立董事是风险中性的“经济人”，在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过程中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来决定对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的执行态度；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作为与委托代理双方均保持独立的第三方而存在，独立董事一般不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持有者，努力工作一般不会得到什么额外收益，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独立董事偷懒、监督不力乃至合谋动机的产生。独立董事“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促成了其合谋的自发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引致性动机是指独立董事源于外部因素刺激而产生合谋的行为动机，影响较大的引致性动机有三类：（1）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合谋的基础。当自利的独立董事与代理人达成一致，凭借其“私人信息”共同向委托人寻租时，合谋行为便产生了。（2）治理机制失调。治理机制失调是合谋的直接原因。目前的公司治理涉及到委托人、独立董事和被监督人三方。其中，被监督人是替委托人经营资产的代理人，独立董事是替委托人监督被监督人的代理人，他们服务于同一委托人。为了获得额外利益，独立董事有可能与代理人合谋。（3）激励机制残缺。激励机制残缺是合谋的催化剂。目前，不管独立董事尽力与否，其获取的均是固定的车马费，独立董事的所得既没有与监督的经济后果联系起来，与监督的质量也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激励机制时，通过与被监督人合谋，谋求合同外收益也就成了独立董事的一种必然选择。抑制独立董事合谋的自发性动机、消除引致性动机，是降低独立董事合谋程度的重要途径。
4 合谋和监督的博弈
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通常可以运用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来获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体现为高度集中，上市公司通常存在控制性股东，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通常是非流通股。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为什么愿意将最好的、最有市场影响力的资产拿出来包装上市？为什么愿意将优良资产“贡献”出来让所有股东“共享”？如果内部董事不能寻得巨额租金、获得超额回报的话，我们将很难理解这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式的行为。事实上，相当多的内部董事将核心资源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目的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寻取巨额租金。为了谋求最大的回报，只要不违反给定的约束条件，大股东就会设法充分利用其控制权，甚至不惜违反法律法规。从上市公司攫取私人利益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的最终目的。
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内部董事攫取巨额租金、而独立董事佯装不知的现象。独立董事保持沉默，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默认的、与内部董事非对抗的合作态度。这种为了取得共同的经济利益，利用现行制度的模糊和空白地带，双方默契合作、相互采取的私下结盟行为，就称之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听之任之的现象，也是一种合谋。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是上市公司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独立董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法律专家，有的是财会专家，但是，为什么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出监督作用呢？答案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独立董事拿了内部董事的薪酬租金，自然嘴巴就闭上了。另一方面，既然是专家，独立董事通晓相关规定，在制度规范不完善、尤其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不作为没有任何制裁、惩罚，而如果作为，倒是得罪了内部董事，不仅得不到租金反而要卷铺盖走人。作为经济人的独立董事，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独立董事站在了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一边。
从独立董事的角度看，由于履行职责需要付出机会成本和冲突成本，因此，在主观上，大多数独立董事还是倾向于与内部董事进行合作。当然，独立董事可能会因为任职期间的不监督行为被查出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独立董事因不作为行为而受到处罚的风险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实际被处罚的案例非常之少。因此，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现实背景下，权衡利弊得失、收益与成本，独立董事在行动上更倾向于选择不作为、不监督，以至于与内部董事合谋。
5 合谋向监督转变的激励机制
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由合谋转向监督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激励或处罚确实具有促使独立董事监督内部董事的作用。
激励机制是指激励主体为使被激励对象与其目标趋向一致所设计的各种制度和契约的总和。从激励方向上划分，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类型。正向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需要的时候，通过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正向激励表现为发放奖金、增加福利等形式。反向激励则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需要的时候，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反向激励表现为罚款、处罚、批评、谴责等形式。正向激励与反向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正向激励起正强化的作用，是对行为的肯定；反向激励起负强化的作用，是对行为的否定。反向激励之所以有效，原因在于人们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会对事情的成败分外关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面临危机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因此，反向激励对被激励者的刺激也能起到正向激励的效果。
防范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的重要方式就是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激励措施加强、惩罚力度加大后，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了明显的改善。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如果制度约束是完全的，那么，独立董事就将对内部董事实行完全的监督。而在既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情况下，独立董事的监督努力程度将趋近于零，相反，独立董事具有与内部董事合谋的倾向。这意味着，如果缺乏激励机制，独立董事就没有监督内部董事的动力；如果缺乏监控机制或者惩罚机制，独立董事就没有迫使其努力监督内部董事的压力。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具有相关性，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因此，在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契约时，应该综合考虑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作用，它们都能激励或引导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进行监督。
6 结语
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行为遵循这样的规律，先是合谋，继而双方博弈，最后被迫监督。无论处在哪一个阶段，其真正主宰就是两个字：利益。当然，“利益”的内涵，既可以是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既包括财产，也包括名誉。
当制度约束不完善或者执法不严时，独立董事没有足够的监督积极性。为了各自的利益，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倾向于进行一定程度的合谋，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存在的租金。因此，为了促使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需要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没有对独立董事的激励，就没有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没有激励，就没有监督）。
当法律法规、制度约束进一步完善，司法、执法得到进一步加强时，独立董事的监督积极性也在提高，共谋程度随之降低。当法律法规详细而完善，处罚措施明确而具体时，独立董事倾向于对内部董事实施完全的监督。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从共谋到监督的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促进了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激励，才有监督）。
参考文献
［1］陈桂华.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06，（9）：66-67.
［2］唐清泉，叶艳芬.独立董事行权的有效性与实现途径——基于独立董事问卷调查的研究［J］. 经济管理，2006，（11）：36-39.
［3］陈新玲.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作用分析［J］. 经济问题，2006，（9）：26-28.
［4］李洪，张德明. 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灰色关联分析［J］.经济管理，2006，（9）：21-26。
［5］肖曙光. 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J］.系统工程，2006，24（8）：87-92.
关键词：独立董事；合谋；监督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323-02
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相关法规，要求我国各上市公司都要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并且要求在 2003 年 6 月 30 日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至少要达到三分之一。我国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公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制度。我国立法机关将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从部门法规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次，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相关法规不配套、制度不完善、机制不明确，尤其是对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和选举权全都掌握在内部董事手中，独立董事并未真正地发挥监督作用，而是出现了与内部董事合谋的现象。本文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试图寻求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合谋的经济学动因，从而促进合谋到监督的转变。
1 租金与寻租的含义
租金，简称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那里，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的，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租金概念包括了一切生产差额，租金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本文认为，由于董事会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权力，董事会内部关键董事对决策权的控制，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这种超额利润，就是上市公司中的租金。租金是无所不在的。哪里有租金，哪里就有寻租。
从社会福利来看，经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寻利与寻租。第一类是对生产性利润的追求，即寻利。寻利是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表现，是自由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的正和博弈。寻利活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生产性的，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增进社会的经济福利。第二类是所谓的寻租。寻租是市场主体的一种通过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租金。非生产性是寻租活动的一大特征，寻租活动能产生经济收益，但不能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或劳务，收益的取得直接产生于权力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不能扩大社会的生产规模，甚至还会因垄断而使生产规模萎缩，其争夺的只是既有的生产利润或社会财富。只要掌握控制权从而掌握资源配置或者产出分配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运用中都会产生经济租金，有经济租金存在，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
上市公司中的寻租可以这样定义：董事利用自身的一定禀赋，通过参与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获得部分控制权，追求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获得的租金收益，这种行为就称之为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寻租。
在上市公司中，由于现有的权力架构造成存在着寻租活动的条件，它们是：（1）上市公司中有租可寻，存在经济租和创租机制。在现代公司普遍出现“股东大会失灵”的情况下，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董事会在公司战略导向、决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导致创租机制的形成，而董事会成员则在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创租者的角色，并通过一定形式使经济租金制度化、甚至合法化。董事会被动创租是因为董事会决策能力有限或董事会在制定战略规划、发展计划时受制于某些利益主体；董事会主动创租则缘于决策权垄断。（2）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存在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特征的利益主体。由于各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便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而寻租也许是最佳的手段。（3）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并不完善，监管当局的监督能力也十分有限，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给租条件和机会。（4）上市公司中寻租成本远远小于寻租所得。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国有股东，而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严重，中小股东又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权利，于是乎，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大权在握，收益多多，成本低微。
2 合谋作为寻租的手段
寻租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了寻租并且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的租金，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往往采取合谋的方式。
在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团队组织或等级组织中，当存在地位平等的同层级多个代理人，或者存在代理人之间属于等级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上下多层级时，并且代理人掌握决策、评价其他代理人绩效等一定权力，可能为其他人带来额外效用时，在和初始委托人达成委托——代理主契约以外，多个代理人之间为了提高自身利益或者效用状态又私下达成某种子契约，这种子契约一般与主契约相抵触，违背初始委托人的意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种私下达成子契约的行为就是合谋。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是指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为了获取额外的上市公司剩余收益或者为对抗其他对手，漠视现行规章制度或者利用现有制度规定的空白和模糊，双方默契合作、私下联手的结盟行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损害了股东等投资者的利益，提高了其自身的效用。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是股东的代理人，为了分享董事会决策产生的利益，分享上市公司中的租金，双方不约而同地合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掌握着独立董事的提名权、报酬决定权等权利，外部独立董事掌握着信息披露权、重大关联交易批准权等权利，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合谋的基本形式就是以权换权。
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监督行为主要是一种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智力决策，因此，独立董事是否与内部董事合谋具有隐蔽性、不可观察性、难以防范性、一定的损害性、难以认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独立董事监督中的不作为行为也是一种合谋。不作为是“当为而不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独立董事应该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监督内部董事是其应行使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放弃其应行使的监督权力、不履行应尽的监督义务，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监督不作为。
本文假定独立董事都具有履行职责的相关学识、经验和条件，都具有监督技术和监督能力。那些保持沉默的、不作为的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谋，他们可能已经被内部董事所买通。退一步讲，即使个别独立董事不具有监督能力，本文仍然认定其为合谋，因为这样的独立董事没有付出履行职责的成本却获得了巨大的本不应该获得的声誉资本，条件当然是放弃对内部董事的监督。因此，这仍然是合谋。本文所指的监督能力是指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经济、法律等相关领域的学识、工作经验，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事实上，独立董事上岗前，都经过中国证监会的培训。以“不熟悉”、“不了解”等为借口，不能作为独立董事免责的理由。
3 合谋的动因分析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行为是由其内在需求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的结果。内在需求是内因，可以称为自发性动机；外部刺激是外因，可以称为引致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自发性动机是指源自独立董事自身因素，由其内在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动机。这类动机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是合谋行为的原始驱动力。独立董事是风险中性的“经济人”，在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过程中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来决定对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的执行态度；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作为与委托代理双方均保持独立的第三方而存在，独立董事一般不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持有者，努力工作一般不会得到什么额外收益，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独立董事偷懒、监督不力乃至合谋动机的产生。独立董事“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促成了其合谋的自发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引致性动机是指独立董事源于外部因素刺激而产生合谋的行为动机，影响较大的引致性动机有三类：（1）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合谋的基础。当自利的独立董事与代理人达成一致，凭借其“私人信息”共同向委托人寻租时，合谋行为便产生了。（2）治理机制失调。治理机制失调是合谋的直接原因。目前的公司治理涉及到委托人、独立董事和被监督人三方。其中，被监督人是替委托人经营资产的代理人，独立董事是替委托人监督被监督人的代理人，他们服务于同一委托人。为了获得额外利益，独立董事有可能与代理人合谋。（3）激励机制残缺。激励机制残缺是合谋的催化剂。目前，不管独立董事尽力与否，其获取的均是固定的车马费，独立董事的所得既没有与监督的经济后果联系起来，与监督的质量也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激励机制时，通过与被监督人合谋，谋求合同外收益也就成了独立董事的一种必然选择。抑制独立董事合谋的自发性动机、消除引致性动机，是降低独立董事合谋程度的重要途径。
4 合谋和监督的博弈
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通常可以运用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来获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体现为高度集中，上市公司通常存在控制性股东，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通常是非流通股。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为什么愿意将最好的、最有市场影响力的资产拿出来包装上市？为什么愿意将优良资产“贡献”出来让所有股东“共享”？如果内部董事不能寻得巨额租金、获得超额回报的话，我们将很难理解这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式的行为。事实上，相当多的内部董事将核心资源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目的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寻取巨额租金。为了谋求最大的回报，只要不违反给定的约束条件，大股东就会设法充分利用其控制权，甚至不惜违反法律法规。从上市公司攫取私人利益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的最终目的。
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内部董事攫取巨额租金、而独立董事佯装不知的现象。独立董事保持沉默，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默认的、与内部董事非对抗的合作态度。这种为了取得共同的经济利益，利用现行制度的模糊和空白地带，双方默契合作、相互采取的私下结盟行为，就称之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听之任之的现象，也是一种合谋。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是上市公司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独立董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法律专家，有的是财会专家，但是，为什么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出监督作用呢？答案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独立董事拿了内部董事的薪酬租金，自然嘴巴就闭上了。另一方面，既然是专家，独立董事通晓相关规定，在制度规范不完善、尤其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不作为没有任何制裁、惩罚，而如果作为，倒是得罪了内部董事，不仅得不到租金反而要卷铺盖走人。作为经济人的独立董事，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独立董事站在了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一边。
从独立董事的角度看，由于履行职责需要付出机会成本和冲突成本，因此，在主观上，大多数独立董事还是倾向于与内部董事进行合作。当然，独立董事可能会因为任职期间的不监督行为被查出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独立董事因不作为行为而受到处罚的风险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实际被处罚的案例非常之少。因此，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现实背景下，权衡利弊得失、收益与成本，独立董事在行动上更倾向于选择不作为、不监督，以至于与内部董事合谋。
5 合谋向监督转变的激励机制
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由合谋转向监督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激励或处罚确实具有促使独立董事监督内部董事的作用。
激励机制是指激励主体为使被激励对象与其目标趋向一致所设计的各种制度和契约的总和。从激励方向上划分，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类型。正向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需要的时候，通过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正向激励表现为发放奖金、增加福利等形式。反向激励则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需要的时候，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反向激励表现为罚款、处罚、批评、谴责等形式。正向激励与反向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正向激励起正强化的作用，是对行为的肯定；反向激励起负强化的作用，是对行为的否定。反向激励之所以有效，原因在于人们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会对事情的成败分外关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面临危机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因此，反向激励对被激励者的刺激也能起到正向激励的效果。
防范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的重要方式就是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激励措施加强、惩罚力度加大后，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了明显的改善。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如果制度约束是完全的，那么，独立董事就将对内部董事实行完全的监督。而在既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情况下，独立董事的监督努力程度将趋近于零，相反，独立董事具有与内部董事合谋的倾向。这意味着，如果缺乏激励机制，独立董事就没有监督内部董事的动力；如果缺乏监控机制或者惩罚机制，独立董事就没有迫使其努力监督内部董事的压力。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具有相关性，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因此，在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契约时，应该综合考虑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作用，它们都能激励或引导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进行监督。
6 结语
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行为遵循这样的规律，先是合谋，继而双方博弈，最后被迫监督。无论处在哪一个阶段，其真正主宰就是两个字：利益。当然，“利益”的内涵，既可以是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既包括财产，也包括名誉。
当制度约束不完善或者执法不严时，独立董事没有足够的监督积极性。为了各自的利益，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倾向于进行一定程度的合谋，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存在的租金。因此，为了促使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需要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没有对独立董事的激励，就没有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没有激励，就没有监督）。
当法律法规、制度约束进一步完善，司法、执法得到进一步加强时，独立董事的监督积极性也在提高，共谋程度随之降低。当法律法规详细而完善，处罚措施明确而具体时，独立董事倾向于对内部董事实施完全的监督。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从共谋到监督的博弈过程中，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促进了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激励，才有监督）。
参考文献
［1］陈桂华.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06，（9）：66-67.
［2］唐清泉，叶艳芬.独立董事行权的有效性与实现途径——基于独立董事问卷调查的研究［J］. 经济管理，2006，（11）：36-39.
［3］陈新玲.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作用分析［J］. 经济问题，2006，（9）：26-28.
［4］李洪，张德明. 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灰色关联分析［J］.经济管理，2006，（9）：21-26。
［5］肖曙光. 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J］.系统工程，2006，24（8）：8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