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五岁那年夏天，邻居玩伴都开始上小学，父母看我落单，决定让我也上学，不足龄无所谓，我们北投是小地方，规定不像台北大都市那么严，就当没学籍的寄读生，先读一年再说。
　　我就这样背起书包上学去，开学当天，老师第一堂课就问，有没有人不会写自己的姓名。我老实举手，环顾四周，把手也抬得高高的，寥寥无几，看来差不多全班同学都会。
　　头一天兆头就不怎么妙，接下来还更糟。没过几天，老师一通电话打到妈妈任职的单位，请她接我回家，因为我坐在课堂上尿尿了。我不只年纪比同学小了快一岁，胆子更小，上课到一半，想上洗手间也不敢讲，又实在憋不住……
　　结果是外婆来接我。事隔多年了，我仍记得祖孙俩从山坡上的校园拾步走下长长石阶的情景，我白嫩短胖的小手被外婆细瘦、皱纹满布的手牵着，她边走边心疼地用闽南话说：“免惊，下次跟老师讲就好，返来去厝内，我煮面猴给你吃。”外婆手艺好，又像许多传统的台湾妇女，往往透过烹调来表达对家人的关爱。
　　回到铁道边的外婆家，她替我洗好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便动手做起面猴。我端把板凳坐在厨房，看外婆先将面粉置入大碗内，加热水调出一碗稠稠的面糊，放在一旁，接着开始准备菜料：虾米泡温水；猪肉切丝，加酱油、淀粉和料酒腌；小白菜切段；葱切成葱花，葱白和葱绿分开。
　　然后，刺激的部分来了。外婆起了油锅，等油一热，葱白入锅，唰的一声，整间厨房剎时葱香四溢。泡软的虾米跟着下锅炒拌，厨房里换成另一种香气，咸咸的带着点腥，闻来有点像在烈日下曝晒的渔网。
　　外婆把肉丝也加进锅里炒了一下，随即倒进清汤，接着用筷子把面糊一点一点地拨进沸腾的汤中，待小块的面糊统统浮起，落盐和味精（是的，那是个味精泛滥的年代），把小白菜扔下锅，再滚一下即熄火，洒上绿色葱花，一锅香喷喷的面猴就大功告成了。
　　我用调羹搅着我的那一碗，准备等凉一点再吃，一边问外婆，这道点心为什么叫面猴？
　　“你看，面猴每一块都生成不同款，”她答称：“就像猴仔，没定性，所以叫面猴。”这到底是身为汉学家之女的外婆随口编出来哄孙女的，还是果真如此，我始终弄不清楚，如今外婆和妈妈皆已离世，想问也问不到了。
　　不过，我倒是知道，回到山坡上的自己家，说面猴别人可听不懂，得讲“面疙瘩”才行。我家那一带的住户以外省公教人员居多，不管是江苏人、山东人、湖南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种面食，做法跟外婆的大同小异（我觉得她做的最好吃——这当然是我的成见），只是大伙儿称之为面疙瘩，只有外婆和妈妈叫它面猴。眼下回想起来，面猴和面疙瘩之同异，或是我最早有关族群的记忆。
　　前一阵子读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看到点心单中记载有一味“面老鼠”，说它是“以热水和面，俟鸡汁滚，以箸夹入，不分小大，加活菜心，别有风味。”我读着读着，赫然察觉，杭州人袁枚笔下是的面老鼠，可不就是台南人外婆口中的面猴。
　　这一碗家常点心我从小吃到大，如今自己仍时常煮来当午餐，却浑然不知它居然是起码可上溯至清朝的老食谱；这熟悉的滋味原来蕴藏着历史，更显现常民文化的传承。我几乎可以想象，在天晓得多少代以前的一个午后或黄昏，我的祖先也曾煮了一碗香喷喷的面猴或面老鼠，给她不解事的孙儿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