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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饱受磨难的灵魂静静伫立，默对斜阳。她们的经历既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既是个人的，也是女性的。
当“慰安妇”这三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时隔经年再度大规模袭来，不禁要问，所有人真正理解所谓“慰、安”背后，被侮辱、损害、扭曲的公道与人性吗？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诱骗、逼迫等手段强征随军性奴隶，目的是“安抚士兵、鼓舞士气”。而“慰安妇”之名，是日军强加给这些随军性奴隶的“美称”，是最卑鄙可耻的遮羞布。说到底，那些弱势女流，只是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对象。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来自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和“神风敢死队”相似，“女子挺身队”也是军国主义怪胎的产物，是侵略战争机器上畸形的零件。她们或许可以自我催眠，“这是光荣，这是奉献；这是履行帝国的意志，这是奔赴前线服务皇军”。事实上呢，“炮灰”终归是“炮灰”。
而最讽刺、最具悲剧意味的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出于对进驻美军的恐慌畏惧，尤其是出于对日本妇女或遭暴行凌辱的忧虑，政府决定参照战时“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此事代价不菲，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却飞快批准了预算——“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洁和血统的延续，十分划算。”其后，日本内务省通告全国，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遂“应运而生”。政府冠冕堂皇地声称“协会维护民族纯洁、百年大计，乃阻挡狂澜的防波堤、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明眼人早一望即知：这是“国家卖春机关”。
起初，连妓女都不情愿这么快就要“转化思维”、服侍“敌人”，于是日本政府干脆撕下伪装，为凑数公然征集良家妇女。其时日本国内民生凋敝，很多女性迫于生存压力，只得无奈应聘所谓“涉外俱乐部女事务员”的“职位”。梦魇就此开始，据记载：“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有些是稚嫩的女孩，对异性还没什么认识呢，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可怜啊。一个曾在银行工作过的姑娘就是这样精神崩溃自杀的，后来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
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当底层女性苦苦挣扎的时候，日本皇族、公卿贵胄、豪门财阀却把自家娇养的掌上明珠们尽量保护得滴水不漏；另一方面，有些战时狺狺狂吠的右翼投机分子，又在战后“积极投身RAA事业”，利用本国妇女的身体大发横财……用普罗民众的“慰安”换来“上流社会”的“清白”与苟且，踩着同胞手足的血泪与尸骸上位，军国主义的荼毒让本已丧心病狂的衣冠禽兽愈发泯灭人性。
尔后，出于对性病泛滥以及自身形象问题的顾虑，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日本“慰安妇”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并且拿不到任何补偿；而多半染上“脏病”、衣食无着的她们，可行性最高的谋生手段，依然是从事皮肉生意。
日本“慰安妇”在人数上可能是最多的
那么，既为战争“挑起国”又为“战败国”，既为战争“加害者”又为“受害者”的日本，其社会本身究竟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带着种种疑问，《新民周刊》特约日本《东方新报》，采访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日关系专家高原明生。
高原明生表示，“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不只有中国人、朝鲜人等，还有日本人。而且，日本“慰安妇”在人数上可能是最多的。但是，战后日本政府并未将日本“慰安妇”作为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来对待，也极少有受害者站出来发声。高原明生分析，日本“慰安妇”中有很多人是被骗和被强迫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自愿的——被强迫还是自愿，这在日本成为“慰安妇”问题的主要争论点之一。日本《大辞泉》对“慰安妇”的解释，可一窥此争论之端倪：“慰安婦”是指在卖春设施、慰安所里以战场上的军人为对象进行卖春的女性。这样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慰安妇”制度的残酷性。
大概1965年前后，一些关心日本和朝鲜关系的人注意到战时“慰安妇”的存在，但是那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韩国社会的变革，韓国国内开始将“慰安妇”当作社会问题看待。1990年1月，韩国学者尹贞玉在媒体上发表了有关“慰安妇”的调查报告，日韩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逐渐被人们认识，“慰安妇”问题终于在韩国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年5月，卢泰愚总统访问日本，韩国人民要求日本谢罪和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年12月，韩国的受害者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日本政府展开对“慰安妇”的调查。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制募集、移送、管理“慰安妇”这一事实，并表明道歉与反省。
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主流还是持批判态度的。高原明生指出：“我看到的日本学术研究中，没有人是否认存在‘慰安妇’这一事实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战争带来的巨大悲剧，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而在日本社会，一般民众对“慰安妇”问题的认知似乎限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纠纷”。高原明生称，没有看到关于日本民众对“慰安妇”问题认知程度的调查，很难说日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但是，普通日本民众获得与“慰安妇”有关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而媒体通常只在“慰安妇”问题成为日本与邻国“外交纠纷”的时候才会报道，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想见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并未将“慰安妇”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慰安妇’问题是一个涉及‘性’的话题，在面向年轻人的教育方面，比较难处理。”
当“慰安妇”这三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时隔经年再度大规模袭来，不禁要问，所有人真正理解所谓“慰、安”背后，被侮辱、损害、扭曲的公道与人性吗？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诱骗、逼迫等手段强征随军性奴隶，目的是“安抚士兵、鼓舞士气”。而“慰安妇”之名，是日军强加给这些随军性奴隶的“美称”，是最卑鄙可耻的遮羞布。说到底，那些弱势女流，只是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对象。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来自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和“神风敢死队”相似，“女子挺身队”也是军国主义怪胎的产物，是侵略战争机器上畸形的零件。她们或许可以自我催眠，“这是光荣，这是奉献；这是履行帝国的意志，这是奔赴前线服务皇军”。事实上呢，“炮灰”终归是“炮灰”。
而最讽刺、最具悲剧意味的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出于对进驻美军的恐慌畏惧，尤其是出于对日本妇女或遭暴行凌辱的忧虑，政府决定参照战时“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此事代价不菲，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却飞快批准了预算——“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洁和血统的延续，十分划算。”其后，日本内务省通告全国，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遂“应运而生”。政府冠冕堂皇地声称“协会维护民族纯洁、百年大计，乃阻挡狂澜的防波堤、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明眼人早一望即知：这是“国家卖春机关”。
起初，连妓女都不情愿这么快就要“转化思维”、服侍“敌人”，于是日本政府干脆撕下伪装，为凑数公然征集良家妇女。其时日本国内民生凋敝，很多女性迫于生存压力，只得无奈应聘所谓“涉外俱乐部女事务员”的“职位”。梦魇就此开始，据记载：“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有些是稚嫩的女孩，对异性还没什么认识呢，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的轮番蹂躏，很可怜啊。一个曾在银行工作过的姑娘就是这样精神崩溃自杀的，后来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
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当底层女性苦苦挣扎的时候，日本皇族、公卿贵胄、豪门财阀却把自家娇养的掌上明珠们尽量保护得滴水不漏；另一方面，有些战时狺狺狂吠的右翼投机分子，又在战后“积极投身RAA事业”，利用本国妇女的身体大发横财……用普罗民众的“慰安”换来“上流社会”的“清白”与苟且，踩着同胞手足的血泪与尸骸上位，军国主义的荼毒让本已丧心病狂的衣冠禽兽愈发泯灭人性。
尔后，出于对性病泛滥以及自身形象问题的顾虑，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日本“慰安妇”们就这样被扫地出门，并且拿不到任何补偿；而多半染上“脏病”、衣食无着的她们，可行性最高的谋生手段，依然是从事皮肉生意。
日本“慰安妇”在人数上可能是最多的
那么，既为战争“挑起国”又为“战败国”，既为战争“加害者”又为“受害者”的日本，其社会本身究竟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带着种种疑问，《新民周刊》特约日本《东方新报》，采访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日关系专家高原明生。
高原明生表示，“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不只有中国人、朝鲜人等，还有日本人。而且，日本“慰安妇”在人数上可能是最多的。但是，战后日本政府并未将日本“慰安妇”作为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来对待，也极少有受害者站出来发声。高原明生分析，日本“慰安妇”中有很多人是被骗和被强迫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是自愿的——被强迫还是自愿，这在日本成为“慰安妇”问题的主要争论点之一。日本《大辞泉》对“慰安妇”的解释，可一窥此争论之端倪：“慰安婦”是指在卖春设施、慰安所里以战场上的军人为对象进行卖春的女性。这样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慰安妇”制度的残酷性。
大概1965年前后，一些关心日本和朝鲜关系的人注意到战时“慰安妇”的存在，但是那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韩国社会的变革，韓国国内开始将“慰安妇”当作社会问题看待。1990年1月，韩国学者尹贞玉在媒体上发表了有关“慰安妇”的调查报告，日韩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逐渐被人们认识，“慰安妇”问题终于在韩国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同年5月，卢泰愚总统访问日本，韩国人民要求日本谢罪和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同年12月，韩国的受害者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日本政府展开对“慰安妇”的调查。1993年8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强制募集、移送、管理“慰安妇”这一事实，并表明道歉与反省。
在日本学术界，有很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主流还是持批判态度的。高原明生指出：“我看到的日本学术研究中，没有人是否认存在‘慰安妇’这一事实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战争带来的巨大悲剧，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而在日本社会，一般民众对“慰安妇”问题的认知似乎限于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纠纷”。高原明生称，没有看到关于日本民众对“慰安妇”问题认知程度的调查，很难说日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慰安妇”问题。但是，普通日本民众获得与“慰安妇”有关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而媒体通常只在“慰安妇”问题成为日本与邻国“外交纠纷”的时候才会报道，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想见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并未将“慰安妇”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慰安妇’问题是一个涉及‘性’的话题，在面向年轻人的教育方面，比较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