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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女兵的两张照片
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是陈毅亲手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前不久，笔者前去参观游览，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展厅里，墙上的一张新四军女兵老照片吸引了我。这张题示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歌咏队为连队演唱》的照片上，6位年轻女兵正引吭高歌，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照片注明，从左起分别是：王健、张茜、周纫蕙、李珉、王于畊、夏希平。另有说明此照片刊登于1939年6月上海《良友》画报第143期上。
由于笔者珍藏有全套《良友》画报，回沪后便立即查阅，想从中获取更多有关此照片的信息。令人意外的是，在该期画报中并没有查阅到此照片。
在该期画报中，也确实有两篇关于新四军的报道，分别是：《项英的一支铁军》和《新四军中之女子教导队》。其中《项英》一文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两篇报道共配发有16张照片，均署名吴宝基拍摄。
2015年出版的《中国影像史》中介绍：吴宝基，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摄影家。早年在沪《申报》馆习摄影，后入《时事新报》工作。七七事变前，吴曾冒着生命危险抵近华北日军驻地拍摄，将日本侵略罪行公诸天下。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多次去前线和敌后拍摄我广大抗日军民即景，其作品在国内外广泛发表。新中国成立后，吴宝基先后在《人民画报》社、《青海画报》社工作，拍摄发表了许多讴歌祖国建设的优秀作品。
当笔者仔细鉴赏这16张照片时，却有了新的发现。其中一张英文标题为《新四军女学员》的照片中，6位女兵无论是形象、神态、服饰和背景，都与茅山纪念馆所陈列的新四军女兵照片高度一致，只是在人物的站位和排列上有所差异。由此可以认定，两张照片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先后拍摄完成的。
笔者根据纪念馆照片的提示，试着将《良友》画报上《新四军女学员》照片中的六位女兵姓名一一标出，前排（自左至右）分别为：王健、王于畊、夏希平;后排为张茜、周纫蕙、李珉。
2013年出版、由郑鲁南主编的《军中老照片》一书中，收录了这两张照片中的人物之一王于畊所著《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张女兵照片》的回忆录。1965年，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兼党委书记的王于畊来北京开会时，原新四军老战士、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供职的周础特地将《良友》画报上的《新四军女学员》照片翻拍下来，赠予了王于畊。根据王于畊的辨认，除了对夏希平的记忆模糊外，照片中其余的人物以及站立顺序，竟与笔者的推测完全一致。
据王于畊回忆，此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地点是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驻地泾县云岭新村。于是，笔者查找相关资料，以核实和挖掘这一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
首先，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的拍摄地点被确定。在该期《良友》画报有关新四军的16张照片中，另有一张《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干部》合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仔细辨认，此照片与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的背景极其相似，应该是在同一地点所拍摄的。当笔者找到了该照片的全景原版时，其背景上方的横排石匾“佑启人文”四字，透露了所在地的“天机”。
据1998年《安徽省志》载：（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俱乐部旧址系新村陈氏敞厅，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总面积414平方米。距（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罗里村2公里。门上有“佑启人文”石匾额。
如此一来，这几张照片均是摄自于皖南泾县云岭新村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俱乐部的大门口无疑。
2010年第3期《铁军》杂志刊登了吴宝基遗作《去新四军军部摄影采访》，讲述了他当年采访、拍摄新四军照片的详细经过。1939年的三四月间，吴宝基以上海《良友》画报战地摄影记者的身份，前去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摄影采访。在云岭的10天里，吴宝基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安排下，拍摄了一系列反映新四军集会、学习、训练和帮助老乡春耕等照片。返回老家的吴宝基，立即将胶片冲印出来，整理后投寄给了上海的《良友》画报等杂志。然而，吴宝基的“云岭之行”并不顺利。首先，在去云岭路上遭国民党宪兵的阻扰。照片发表后，吴宝基被国民党顽固派诬陷是“中共奸细”，被第三战区长官部密令通缉，险遭不测。
《良友》画报上《新四军女学员》照片的拍摄者虽然署名吴宝基，但在拍摄时间上，吴、王两人的回忆似有明显出入。到底是谁的记忆有误？此照片内外又有哪些故事？这6位新四军女兵又有哪些不平凡的经历？强烈的好奇心，促使笔者借助史料，穿越80年时空，去探其究竟。
革命流血不流泪
1939年2月23日至3月14日，周恩来借回绍兴祭祖之名，来到皖南泾县云岭视察和指导新四军工作。其间，制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新四军战略方针。《良友》画报上的《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干部》的照片就是拍摄于此期间。
1985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1）上，刊登了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的《抗战中对新四军的慰问》回忆录。1939年2月，吴大琨率第二批上海民众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慰问团被迫停驻在中途。在浙江金华，吴大琨巧遇刚从云岭返回的周恩来，后经多方交涉，慰问团才获许前往。慰问结束后，副团长扬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与大部分团员留下参加了新四军。吴大琨却在返滬途中遭秘密逮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长达三年之久。
吴宝基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及他到达云岭采访的第三天晚上，军部举行“五一”庆祝大会，欢迎上海民众慰问团。会上，同样来自上海的吴大琨和吴宝基都先后作了演讲。
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女兵，多集中在教导队和战地服务团。教导队实际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其中的八队是女生队。刚参军的女战士，大多在教导队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而后分配至新四军各部门，从事如文书、会计、文化、卫生等项工作。
皖南事变前，战地服务团的大部已转移至江南指挥部，故而未遭重大损失。事变后，战地服务团奉命解散，其人员分配到新四军各师工作。 《新四军女学员》照片上的6位女兵，年龄都在20岁上下，当时都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是抗日的洪流将她们汇聚在了一起。在革命的征途上，这6位女兵又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经历。
李珉1919年生，祖籍浙江宁波，工人家庭，自幼在上海长大。1938年8月，随首批上海“赴江西垦荒团”辗转来到云岭，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4月，李珉从云岭调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6月初，在随部向江北转移途中，穿越溧（水）武（进）公路（今句容市磨盘山附近）封锁线时，遭日军伏击，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1岁。牺牲前，她对身边战友留下遗言：“革命流血不流泪！”陈毅司令员“闻而壮其言，诗以志之”，写下了七言绝句《记遗言》：“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
周纫蕙1917年1月7日生于湖南长沙。父周大椿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地方教育局长、县长等职。1938年4月，她在北师大读大二时，与其恋人肖家亚（后更名为王敬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机部602所所长等职）一同在南昌参加新四军，任战地服务团秘书兼党总支书记，后在皖南任县委妇女部长、新四军七师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科长、八机部副司长、中建材研究院院长、国家建委副局长等职。1975年3月25日逝世，享年58岁。
张茜1922年6月11日生，湖北武汉人。1938年2月，刚读师范一年级时，与两同学一同前往南昌参加新四军，很快成为战地服务团演出队的“台柱子”。1940年1月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干事，后在茅山根据地的水西村与陈毅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参加俄文编译工作，后调国务院外事办，协助外交部长陈毅工作。1974年3月20日逝世，享年52岁。
王于畊1921年11月29日出生于河北保定，1936年在读女子师范时投身革命。1938年2月，在南昌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担任演员、编剧等工作，曾创作多篇文章和剧本等，被誉为新四军“才女”。1939年4月下旬，随叶挺赴皖中任民运组长。1940年4月，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担任民运工作队长等职，同年末与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妇联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1993年6月29日病逝，享年72岁。
夏希平1917年10月15日生，江苏江阴县人。1938年8月，与李珉同随垦荒团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战地服务团三队工作。1940年4月起，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周边的江（宁）当（涂）溧（水）一带从事民运工作。1957年在上海任小学教师等职，后举家迁往青海湟源。1984年离休后回到上海安度晚年。2018年，已经102岁的她，还能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王健6女兵中的最后一位。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史料中极匮其信息，仅在一些个人回忆录中有零星提及，有待进一步查找。
拍摄者是谁留悬念
吴宝基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的具体时间，经推算应该是1939年4月的27或28日。而《新四军女學员》照片中的王于畊、李珉、王健、夏希平等四人与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三队，已于4月25日跟随叶挺军长去了皖中。从时间上看，《新四军女学员》照片的拍摄者，不可能是吴宝基。另外，照片以《新四军女学员》的命题也是不准确的，是将“战地服务团”误标成了“女子教导队”，从此侧面也说明该照片的拍摄者另有其人。由于王于畊在其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拍摄者，这就有了真正的拍摄者是谁的悬念。
当年，照相机在新四军军部当属稀罕之物。除叶挺军长外，军部摄影室也有一架120型福莱禄来相机和一架座机。然而，这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从规格尺寸上看，像是由135型相机所拍摄。
叶挺将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同时还是一位超级摄影“发烧友”，他曾在香港购得一架德国徕卡135型高级照相机，常随身携带。每当军旅之余，叶挺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将一些即景拍摄下来。他在新四军军部专门设置冲印胶片的暗房，至今尚保留在皖南云岭军部旧址。
据新四军老战士、画家赖少其回忆，叶挺曾亲口告诉他，准备在东南亚出版一本《新四军》画册，以感谢海外侨胞对新四军抗战的支持。然而，叶挺的愿望因皖南事变而未能实现。
有资料显示，茅山纪念馆所展示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歌咏队为连队演唱》照片为叶挺所拍摄。如若确实的话，《良友》画报上《新四军女学员》照片拍摄者，也应该是叶挺。
1987年9月，叶挺将军的次子叶正明将家中珍藏的、由叶挺所拍摄的作品底（照）片1600余张（其中大部是1938—1940年间，叶挺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长时所拍摄），悉数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该馆于1988年4月8日叶挺将军遇难42周年之际，举办《叶挺将军摄影作品展览》。1991年3月，有关部门在影展的基础上，精选了近200张照片，出版发行了《叶挺将军摄影集》（其中虽未见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但据此并不能作为排除依据）。
又由于叶挺是在1938年10月22日离开皖南去了广东。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如若推定是叶挺拍摄于1938年10月中旬的话，时间上便与王于畊的回忆相吻合。
《新四军女学员》照片为何是由吴宝基署名刊登的呢？据吴宝基的回忆，他在新四军军部采访之际，都是由黄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陪同。黄源于1938年底，率文化新闻代表团访问皖南新四军，后留下从事《抗敌》杂志和报纸的编撰工作。这张《新四军女学员》照片，据推测很可能是叶挺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后被吴宝基从黄源处发现并索要，连同吴自己采访作品一道寄给了上海《良友》画报社，但未加详细说明所致。
《新四军女学员》照片虽然有明显的摆拍痕迹，但其中人物生动自然，是在演唱中的瞬间被抓拍定格，从中可看出拍摄者的精湛技巧。
（责任编辑 李赞庭）
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是陈毅亲手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前不久，笔者前去参观游览，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的展厅里，墙上的一张新四军女兵老照片吸引了我。这张题示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歌咏队为连队演唱》的照片上，6位年轻女兵正引吭高歌，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照片注明，从左起分别是：王健、张茜、周纫蕙、李珉、王于畊、夏希平。另有说明此照片刊登于1939年6月上海《良友》画报第143期上。
由于笔者珍藏有全套《良友》画报，回沪后便立即查阅，想从中获取更多有关此照片的信息。令人意外的是，在该期画报中并没有查阅到此照片。
在该期画报中，也确实有两篇关于新四军的报道，分别是：《项英的一支铁军》和《新四军中之女子教导队》。其中《项英》一文是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两篇报道共配发有16张照片，均署名吴宝基拍摄。
2015年出版的《中国影像史》中介绍：吴宝基，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摄影家。早年在沪《申报》馆习摄影，后入《时事新报》工作。七七事变前，吴曾冒着生命危险抵近华北日军驻地拍摄，将日本侵略罪行公诸天下。全面抗战爆发后，吴多次去前线和敌后拍摄我广大抗日军民即景，其作品在国内外广泛发表。新中国成立后，吴宝基先后在《人民画报》社、《青海画报》社工作，拍摄发表了许多讴歌祖国建设的优秀作品。
当笔者仔细鉴赏这16张照片时，却有了新的发现。其中一张英文标题为《新四军女学员》的照片中，6位女兵无论是形象、神态、服饰和背景，都与茅山纪念馆所陈列的新四军女兵照片高度一致，只是在人物的站位和排列上有所差异。由此可以认定，两张照片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先后拍摄完成的。
笔者根据纪念馆照片的提示，试着将《良友》画报上《新四军女学员》照片中的六位女兵姓名一一标出，前排（自左至右）分别为：王健、王于畊、夏希平;后排为张茜、周纫蕙、李珉。
2013年出版、由郑鲁南主编的《军中老照片》一书中，收录了这两张照片中的人物之一王于畊所著《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张女兵照片》的回忆录。1965年，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兼党委书记的王于畊来北京开会时，原新四军老战士、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供职的周础特地将《良友》画报上的《新四军女学员》照片翻拍下来，赠予了王于畊。根据王于畊的辨认，除了对夏希平的记忆模糊外，照片中其余的人物以及站立顺序，竟与笔者的推测完全一致。
据王于畊回忆，此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地点是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驻地泾县云岭新村。于是，笔者查找相关资料，以核实和挖掘这一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
首先，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的拍摄地点被确定。在该期《良友》画报有关新四军的16张照片中，另有一张《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干部》合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仔细辨认，此照片与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的背景极其相似，应该是在同一地点所拍摄的。当笔者找到了该照片的全景原版时，其背景上方的横排石匾“佑启人文”四字，透露了所在地的“天机”。
据1998年《安徽省志》载：（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俱乐部旧址系新村陈氏敞厅，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总面积414平方米。距（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罗里村2公里。门上有“佑启人文”石匾额。
如此一来，这几张照片均是摄自于皖南泾县云岭新村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俱乐部的大门口无疑。
2010年第3期《铁军》杂志刊登了吴宝基遗作《去新四军军部摄影采访》，讲述了他当年采访、拍摄新四军照片的详细经过。1939年的三四月间，吴宝基以上海《良友》画报战地摄影记者的身份，前去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摄影采访。在云岭的10天里，吴宝基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安排下，拍摄了一系列反映新四军集会、学习、训练和帮助老乡春耕等照片。返回老家的吴宝基，立即将胶片冲印出来，整理后投寄给了上海的《良友》画报等杂志。然而，吴宝基的“云岭之行”并不顺利。首先，在去云岭路上遭国民党宪兵的阻扰。照片发表后，吴宝基被国民党顽固派诬陷是“中共奸细”，被第三战区长官部密令通缉，险遭不测。
《良友》画报上《新四军女学员》照片的拍摄者虽然署名吴宝基，但在拍摄时间上，吴、王两人的回忆似有明显出入。到底是谁的记忆有误？此照片内外又有哪些故事？这6位新四军女兵又有哪些不平凡的经历？强烈的好奇心，促使笔者借助史料，穿越80年时空，去探其究竟。
革命流血不流泪
1939年2月23日至3月14日，周恩来借回绍兴祭祖之名，来到皖南泾县云岭视察和指导新四军工作。其间，制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新四军战略方针。《良友》画报上的《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干部》的照片就是拍摄于此期间。
1985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1）上，刊登了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的《抗战中对新四军的慰问》回忆录。1939年2月，吴大琨率第二批上海民众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慰问团被迫停驻在中途。在浙江金华，吴大琨巧遇刚从云岭返回的周恩来，后经多方交涉，慰问团才获许前往。慰问结束后，副团长扬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与大部分团员留下参加了新四军。吴大琨却在返滬途中遭秘密逮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长达三年之久。
吴宝基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及他到达云岭采访的第三天晚上，军部举行“五一”庆祝大会，欢迎上海民众慰问团。会上，同样来自上海的吴大琨和吴宝基都先后作了演讲。
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女兵，多集中在教导队和战地服务团。教导队实际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其中的八队是女生队。刚参军的女战士，大多在教导队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而后分配至新四军各部门，从事如文书、会计、文化、卫生等项工作。
皖南事变前，战地服务团的大部已转移至江南指挥部，故而未遭重大损失。事变后，战地服务团奉命解散，其人员分配到新四军各师工作。 《新四军女学员》照片上的6位女兵，年龄都在20岁上下，当时都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是抗日的洪流将她们汇聚在了一起。在革命的征途上，这6位女兵又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经历。
李珉1919年生，祖籍浙江宁波，工人家庭，自幼在上海长大。1938年8月，随首批上海“赴江西垦荒团”辗转来到云岭，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4月，李珉从云岭调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6月初，在随部向江北转移途中，穿越溧（水）武（进）公路（今句容市磨盘山附近）封锁线时，遭日军伏击，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1岁。牺牲前，她对身边战友留下遗言：“革命流血不流泪！”陈毅司令员“闻而壮其言，诗以志之”，写下了七言绝句《记遗言》：“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碧血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千秋！”
周纫蕙1917年1月7日生于湖南长沙。父周大椿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地方教育局长、县长等职。1938年4月，她在北师大读大二时，与其恋人肖家亚（后更名为王敬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六机部602所所长等职）一同在南昌参加新四军，任战地服务团秘书兼党总支书记，后在皖南任县委妇女部长、新四军七师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工业部科长、八机部副司长、中建材研究院院长、国家建委副局长等职。1975年3月25日逝世，享年58岁。
张茜1922年6月11日生，湖北武汉人。1938年2月，刚读师范一年级时，与两同学一同前往南昌参加新四军，很快成为战地服务团演出队的“台柱子”。1940年1月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干事，后在茅山根据地的水西村与陈毅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参加俄文编译工作，后调国务院外事办，协助外交部长陈毅工作。1974年3月20日逝世，享年52岁。
王于畊1921年11月29日出生于河北保定，1936年在读女子师范时投身革命。1938年2月，在南昌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担任演员、编剧等工作，曾创作多篇文章和剧本等，被誉为新四军“才女”。1939年4月下旬，随叶挺赴皖中任民运组长。1940年4月，调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担任民运工作队长等职，同年末与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妇联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1993年6月29日病逝，享年72岁。
夏希平1917年10月15日生，江苏江阴县人。1938年8月，与李珉同随垦荒团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战地服务团三队工作。1940年4月起，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周边的江（宁）当（涂）溧（水）一带从事民运工作。1957年在上海任小学教师等职，后举家迁往青海湟源。1984年离休后回到上海安度晚年。2018年，已经102岁的她，还能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王健6女兵中的最后一位。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史料中极匮其信息，仅在一些个人回忆录中有零星提及，有待进一步查找。
拍摄者是谁留悬念
吴宝基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的具体时间，经推算应该是1939年4月的27或28日。而《新四军女學员》照片中的王于畊、李珉、王健、夏希平等四人与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三队，已于4月25日跟随叶挺军长去了皖中。从时间上看，《新四军女学员》照片的拍摄者，不可能是吴宝基。另外，照片以《新四军女学员》的命题也是不准确的，是将“战地服务团”误标成了“女子教导队”，从此侧面也说明该照片的拍摄者另有其人。由于王于畊在其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拍摄者，这就有了真正的拍摄者是谁的悬念。
当年，照相机在新四军军部当属稀罕之物。除叶挺军长外，军部摄影室也有一架120型福莱禄来相机和一架座机。然而，这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从规格尺寸上看，像是由135型相机所拍摄。
叶挺将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同时还是一位超级摄影“发烧友”，他曾在香港购得一架德国徕卡135型高级照相机，常随身携带。每当军旅之余，叶挺也总是兴致勃勃地将一些即景拍摄下来。他在新四军军部专门设置冲印胶片的暗房，至今尚保留在皖南云岭军部旧址。
据新四军老战士、画家赖少其回忆，叶挺曾亲口告诉他，准备在东南亚出版一本《新四军》画册，以感谢海外侨胞对新四军抗战的支持。然而，叶挺的愿望因皖南事变而未能实现。
有资料显示，茅山纪念馆所展示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歌咏队为连队演唱》照片为叶挺所拍摄。如若确实的话，《良友》画报上《新四军女学员》照片拍摄者，也应该是叶挺。
1987年9月，叶挺将军的次子叶正明将家中珍藏的、由叶挺所拍摄的作品底（照）片1600余张（其中大部是1938—1940年间，叶挺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长时所拍摄），悉数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该馆于1988年4月8日叶挺将军遇难42周年之际，举办《叶挺将军摄影作品展览》。1991年3月，有关部门在影展的基础上，精选了近200张照片，出版发行了《叶挺将军摄影集》（其中虽未见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但据此并不能作为排除依据）。
又由于叶挺是在1938年10月22日离开皖南去了广东。两张新四军女兵照片，如若推定是叶挺拍摄于1938年10月中旬的话，时间上便与王于畊的回忆相吻合。
《新四军女学员》照片为何是由吴宝基署名刊登的呢？据吴宝基的回忆，他在新四军军部采访之际，都是由黄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陪同。黄源于1938年底，率文化新闻代表团访问皖南新四军，后留下从事《抗敌》杂志和报纸的编撰工作。这张《新四军女学员》照片，据推测很可能是叶挺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后被吴宝基从黄源处发现并索要，连同吴自己采访作品一道寄给了上海《良友》画报社，但未加详细说明所致。
《新四军女学员》照片虽然有明显的摆拍痕迹，但其中人物生动自然，是在演唱中的瞬间被抓拍定格，从中可看出拍摄者的精湛技巧。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