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大推动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亦称第十八集团军），长江南北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兰州等地设立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考虑到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及湖南上层人士中的影响，1937年11月，党中央任命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徐特立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回湖南领导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26日，徐特立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离开延安，经武汉，于12月9日抵达长沙，很快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地址在蔡锷路徐祠巷徐家祠堂内（1938年春节后移至寿星街）。通讯处有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虽然在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款，但国民党顽固派总是以各种借口，拒不实行，因此必须针对实际情况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37年12月底，国民党将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第20师参谋长乔信明等20多位同志，秘密地从江西押转长沙。
　　乔信明于1909年出生在湖北大冶县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当过小木匠。1927年大革命时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五八纵队，曾参加两次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的三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担任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二十师参谋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抗日先遣队势如破竹地从江西打到皖南的太平、泾县一带。我军的行动使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集中数倍的兵力在太平县谭家桥对我军实行围剿，使我军北上抗日的计划受到阻挠，部队遭受很大损失。方志敏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将部队撤回根据地休整，待机北上。在返回赣东北根据地的艰难征战中，先头部队由粟裕、刘英等率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乔信明所在的主力部队始终无法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牺牲越来越大。这时，方志敏决定将所剩部队组成一个团，由乔信明任团长，上江西怀玉山坚持斗争。乔信明受命于危难之际，保护着方志敏、刘畴西及指挥部向怀玉山前进，苦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于1935年1月底被捕而关入大牢，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南昌军人监狱。但乔信明为革命视死如归、对党忠贞不渝，在监狱里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坚持斗争。这个诞生、成长于敌人监狱中的党支部，在乔信明的领导下，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拥有近30名同志。
　　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昌。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从11月份左右开始释放政治犯，首先释放了部分刑期在12年以下的政治犯。关在狱中的乔信明等同志得知整个形势有了变化，想方设法和中共江西省委、南昌市委或红军取得联系。但国民党方面对于费尽心机抓获的共产党区县以上、红军营团以上的干部，则不甘心轻易交还，总想把乔信明他们这批所谓的重刑犯杀掉。为了割断他们和党的联系，国民党先把15年至无期徒刑的难友由南昌转押到江西高安县，12月底又把乔信明等人从高安用船押解到湖南长沙，关进陆军监狱。而此时，徐特立领导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已经建立，正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统战和营救等工作。
　　乔信明后来回忆：“到长沙监狱那天晚上，看守兵告诉我们说：‘你们政治犯有办法了，彭德怀很快要回来了。’又说：‘八路军在长沙有个通讯处，徐特立老先生回到长沙来了。’当时我们就给八路军长沙通讯处写了信，第二天给看守兵五块钱，作为车费，请他送到八路军长沙通讯处去。通讯处主任王凌波同志收下了信，当天他就到狱中来看我们。他告诉我们，是徐老让他来的，徐老做报告去了。第二天徐老亲自到监狱来看望我们，狱方负责人陪着他老人家。他让狱方打开牢门（我们26个人只有何秉才认识他，何秉才曾是他在瑞金中央教育部的秘书），要我们集合。我们心中万分高兴，不由得流出了眼泪。他向我们指示道：‘太阳出来了，你们光明的日子快到了，不要着急，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探监时，徐特立代表党中央亲切地抚慰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并向他们讲解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阐述党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最后满怀信心地鼓励他们做好重新参加革命斗争的准备工作。
　　当年在通讯处工作的徐特立的儿媳徐乾也回忆，王凌波接到乔信明等的信后，即向徐老汇报。因徐老要去做报告，他要王凌波立即去监狱看乔信明等人。王凌波到监狱后，狱方只把牢房的木板门拉开一点，让他看。他回来后向徐老汇报，徐老对国民党不按国共合作协定释放我们的人非常生气，当即步行去找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第二天张治中即用车把徐老送到监狱，还想陪他进去，徐老谢绝了。他自己进去看乔信明等同志。慑于徐老的威望，国民党当局只得把监狱大门统统打开，迎接徐老的到来。徐老不管国民党监狱的清规戒律，在监狱的院子里高喊：“政治犯集合！”乔信明等闻讯兴高采烈地走出牢房，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院子里见到我党的高级领导人徐特立，而且在监狱的院子里公开聆听他代表党对被关押同志的亲切慰问和重要指示。乔信明等和党失去多年联系、正面临被敌人暗害的革命同志，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在黑暗中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光辉前景。
　　探监以后，徐特立亲笔开具乔信明等26位同志的名单，交国民党湖南当局，强烈要求释放。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不甘心就这么释放他们，甚至还想把他们秘密处死。在徐老接见他们后，半夜里把他们喊起来，说是防空，把他们赶上船，押送到湖南桃源县乡下一个中学里，在那里又关了半个月左右。
　　徐特立得知这一情况后，怒不可遏，又一次亲自到省政府找张治中，严词斥责国民党右派拒不执行国共合作协议的行径，要求张治中直接干预此事，不能使国民党右派图谋杀害我党同志的阴谋得逞。他又与王凌波一起，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名义，向狱方送去公函，要求将这些同志保释出狱。经过徐特立多次坚决的斗争，1938年1月底，乔信明等同志终于得以释放。徐特立得到这一消息后，异常高兴，立即寄去路费，将乔信明等人接到长沙，让他们治病和休息，不久便介绍他们去党的东南局汇报，接受新的任务。
　　乔信明回忆：“徐特立同志当天就召集我们开会。我就打了一个电报给东南局，报告我们26个人已出狱，在长沙听候党的指示。后来东南局回电，指示要我们支部负责挑选五个思想意识较好的同志到延安抗大去学习，其余21人回南昌东南局等候组织安排。”在乔信明主持下，他们“当天就开了支委会，决定派赖荣光、单志辉、包长生、张金标等同志去武汉转往延安抗大学习。其余的人由徐特立介绍送到东南局去。”就这样，经过徐特立等人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批宝贵的革命力量不仅没有被敌人杀害，而且还胜利地回到了革命队伍里。
　　在乔信明等革命同志被营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徐特立全副身心营救革命同志，四处奔波，同国民党进行交涉时，他的小儿子徐厚本从延安学习后返回湖南，在返回的路上患了伤寒病，病得很重，被送进了湘雅医院。徐特立却根本顾不得去看儿子一眼。乔信明等获释后，他赶到医院时，见到的是一死一伤：儿子不治而亡，未能最后同父亲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儿媳刘翠英（后改名徐乾）因伤心过度，从二楼楼梯一头栽下去，滚到一楼，受伤后不省人事。面对这种“一个死了，一个半死”的惨状，徐特立顾不得看儿子遗体一眼，急忙组织抢救儿媳。儿媳得救了，但落下了十几年的头疼病。徐厚本是徐特立最小的儿子，也是他当时唯一的儿子，他的大儿子徐笃本在1927年为革命牺牲了。小儿子猝然离去，连最后一面也未能见上，可想而知年已六旬的徐特立心中的悲痛之情。但是，丧子之痛不能阻止徐特立为工作、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热情。后来，徐特立的孙女徐禹强问起此事时，徐特立沉痛而坚定地说：“30多名同志是我们党多大的财富呀！在三十比一面前，我只能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摆在第一位。当我赶到湘雅医院时，见到的是一死一伤的场面。你父亲已经去世，你母亲头上包着纱布，躺在病床上，我悲痛不已。”这是一种多么震憾人心的革命情怀！
　　不久，乔信明加入了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部教导营队长、教导团大队长、第三支队六团参谋长、第一师一旅一团团长、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房产管理处处长、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和1963年，乔信明在南京热情接待徐老，一再对徐老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徐老却每次都说：“你不要这样说，你是为党工作，营救你们出狱是我的责任，是我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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