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进入快车道，记忆会成碎片，能捡拾的多半是有温度的碎片。2004年6月25日，父亲弥留时我在床边，他的呼吸停止时，我大声提醒，闹得医护人员一阵忙乱，其实大家都明白，将要消逝的生命是留不住的。只是此时，我俯身吃惊的听到一种声音，那是父亲咽气的声音。就如同停水时，水管回水发出的咕噜声，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转瞬，父亲那张肿胀的脸又恢复了原来的容貌。


　　北京缸瓦市路东一小胡同口的建筑常勾起我的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小药房，现在早已物是人非，仅剩建筑了。记得有一天，父亲躺在床上对我说，他身体不舒服，让我去药店买头痛感冒药。我手里攥着钱，几乎一路小跑到药店，回来也没敢耽搁，生怕父亲死在床上，结果见父亲好好的呆在床上，安然无恙。等长大回想往事，父亲是不是在恶作剧。当父亲有一天，真的是如他所说，一副骨架一张皮，以羸弱之躯躺在病床上时，我希望这又是一次恶作剧，但不是，这次真的是无力回天，我愿以我的死来换父亲的生，我心在流血。
　　“文革”初期，父亲右眼失明，他执意不安假眼，这需要日常点眼药水消炎。眼药水有的是朋友托人捎来的，其中有简庆福、陈复礼。每次给父亲点眼药水，我都用香皂洗手。父亲平躺，我从冰箱取出眼药水，用手轻轻捏起他右眼因眼球萎缩而更显凹陷的上眼睑并提醒着：放松，别紧张，待点上两三滴眼药水后再慢慢合上。他总不免用浙江口音唠叨两句，太凶，太凶，但我知道，他会安然入睡的。
　　2016年夏天，我和老朋友李培义如约在他的高碑店崇德堂见面，同去的有朱德外孙媳妇高琦和我爱人来力。在古朴的客厅意外遇到父亲的老朋友，确切的说，是与我的父亲高帆共事的朋友，年近八旬的李力生老师。许是激动，许是内心复杂的情感，只见他忙不迭地来到案几前铺宣展纸，研墨润笔，抒写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像是久违的朋友，他对我说：“高腾，这幅字送给你。”他又从包里拿出印泥和图章一一落款盖章。接着为高琦和来力也写了几幅字。他谈到当年是高帆把即将从中央美院毕业的他要到解放军画报社做美术编辑，不久又对他说，要把毛笔字练好，以后画报就不用再去找李铎和刘炳森写字了，并托人从浙江省军区捎来一箱宣纸放到李力生面前。“文革”开始，被当作走资派的高帆首当其冲被批斗，又因与邓拓的私交，罪行更重。为让他交代问题，造反派曾在画报社食堂批斗他。还威胁如果态度不老实，就砸烂他的瓶瓶罐罐，高帆低头接受批斗时听到了有瓷器摔碎的声音，其实他们为吓唬他，摔的都是食堂的碗。“文革”山雨欲来，高帆有所察觉，心里也有所准备，他找来一个大木箱把心爱的瓷器，用软纸包好一一放入木箱，木箱盖虚掩，为让接收的人过目。贴了封条的门是不能打开的，幼小的我不时能踮着脚尖透过窗户看见老鼠从木箱旁经过。后来，画报社的张维钧叔叔曾对我讲，是他保护了高帆那箱瓷器。他用大钉子把木箱钉死，用脚踹到墙边并告诉同来的人不碰封资修的玩意儿。岁月无痕心有痕，我作为高帆的孩子此时能够感受到一位老人深藏内心几十年的愧疚，因无法寻找释放的机会，恰逢这一次偶遇，我和我故去的父亲释然了，心暖了，因为我与父亲心灵相通。


　　上世纪50年代，高帆与黄胄同在总政做文化工作，一经相识便成为朋友。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只见屋内饭菜飘香，火炉上炖着砂锅鸡，小桌旁坐着一位客人，吃的满脸冒汗，那是北方人特有的一张大脸，让人印象深刻。饭后在北屋的案几边，父亲已经在铺纸研墨了。客人走过来摇头说，刚开始试着画驴，画画看。桌上除了砚台、镇纸，还多了一个浅盘，便于调墨，父亲把小张宣纸撕成几片，揉成团放在一边。唔，客人下笔先从驴屁股开始，只几笔，浓淡适宜，先身子，后是腿再后是头，一头栩栩如生的毛驴跃然纸上。可是客人不满意，多次将画作揉成团扔进字纸篓。送走客人，父亲把字纸篓揉皱的宣纸铺展开，细细品味，尚好的索性用喷壶润湿贴在门板上进一部端详，直到画作自然脱落，最后经过装裱挂在墙上。20多年过去，尤其经过“文革”的磨难，老友重逢倍感亲切，当黄胄看见高帆客厅墙上挂着他早年画的驴时，更是心绪难平，当即又在上面添加了40个字，为二人的友情佐证。
　　郑景康是父亲常挂嘴边的名字，家里有一本精美的油画册就是他送的。好像是1952年，或是1953年，在画册扉页上有记录日期，那是父亲弥足珍贵的物品。每次搬家都要询问这本画册的安放处，生怕丢失。他们两个人的友情要追溯于战场，1948年冬，张家口解放，这是华北部队打下的第一座大城市。路灯下，高帆撞上了郑景康。重逢的老友，又是在刚刚解放了的城市，他们尽情拥抱，亲热，打闹。郑景康拉着高帆的胳膊说：“走，下馆子。”高帆说：“没钱！”郑景康撸下手上的金镏子说：“当掉，我请你。”解放后，两人的走动更多了，郑景康是一人生活，父亲找他方便，每次去他王府井小阁楼的家，他都会热情的说：“小老弟，我又认识一家广东馆子，那个厨师烧的菜不错，我们去尝尝。”我只知道郑景康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历史背景复杂，我哪里知道郑景康还有显赫的身世，他的父亲郑观应是近代实业家，大买办，著有《盛世危言》一书。


　　我母亲牛畏予的性格就如同她的名字执拗的一根筋，在摄影上是一条道走到黑，陪她在风雨中助跑的是我的父亲高帆。1948年，她与父亲相识在河北固义，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当时部长是任白戈。我母亲是收音员，负责收听国民党广播，并记录、复印，第二天分送各部门。父母从认识到互有好感，再到有了恋情，麻烦也接踵而至。无奈，母亲被调到太岳留守处。她只身背着行军包，在一个个小村庄落脚，派饭，走了两三天到达驻地。后来，父亲从组织部长张南生那获知牛畏予的下落。在攻打临汾前夕，高帆骑马找到留守处，他一孔一孔窑洞地找，最后总算在一座庙里的小学与我母亲见了一面，他怀揣的发糕不知是否属于他们的定情之物。不久，组织部长张南生批准父母结婚。解放战争的步伐很快，几乎十天一个命令，屋未暖又开拔。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我父母坐一夜运煤火车赶到石家庄，在那见到负责《晋察冀画报》的石少华，他留牛畏予在画报社工作并让留守人员谷芬教她学照相，因相机老，焦距固定，她们在麦田练习目测距离，一垄三米，一垄五米，利用赶集时拍照，选择光线和角度，回来冲洗，印片，讲评，母亲从零开始接触摄影。不久北平解放，高帆与齐观山等进城，后父亲跟随刘邓部队进军西南。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队合并为华北军区即后来的北京军区。石少华让母亲当摄影记者并告诉她，新中国需要女摄影记者。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萨空了责成石少华组建摄影部，也就是后来的新华社摄影部。母亲开始在摄影部中央新闻组任摄影记者，组长是齐观山。她拍摄的薄一波在前门火车站迎接邓颖超、蔡畅大姐的图片，登在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人民日报上。母亲经常找对外组，询问有什么样的片子需要她去拍，她几乎跑遍了祖国各地，偏僻角落，使她的圖片种类变得丰富。我的母亲在新华社一直工作到离休。


　　我的母亲是幸运的，机会和朋友相伴，她只要努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母亲的摄影之路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来自于许多人的帮助，比如拍华罗庚时，在现场就有戴戈之的夫人、郑景康的学生和助手章梅的帮助。再如当年新华社摄影部的黑白、彩色暗房师傅，冲卷、印片、放大都是他们在做，这是多给力的后勤保障啊，简直让摄影人羡慕死了。我知道的牛畏予背后有个老师群体：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等等。母亲还有一位得天独厚的老师，我的父亲。战争年代，他们经常天各一方、聚少离多；和平时期，父亲在母亲的摄影道路上始终扮演图片编辑的角色。他经常告诉她这张图片怎么好，另一张图片怎么不好，他会大胆剪裁，毫不客气，把重新剪裁好的图片贴在卡纸上，不信你记不住。 “文革”岁月，母亲在小院每天晚上给石台上的蜂窝煤炉子封火的场景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她戴着打了补丁的线手套，用火筷子把十二个眼的蜂窝煤对正，再用铁棍通一遍，最后把镲形盖倒扣在炉膛上，周边用炉灰小心翼翼地填满、压实，不能漏风，只有这样，第二天早晨炉火才不会熄灭，才可以生火做饭过日子。天天周而复始重复着一个动作，忍耐、执着的人生态度，改变着母亲，使她乐于去偏僻艰苦的地方，乐于与劳动人民为伍，这才使她拍摄的图片类别变得丰富起来。
　　自然，我的母亲也没忘记父亲的提醒：摄影要走出去。母亲拿回的不发稿的废片，父亲又认真筛选，剪裁后贴在卡纸上进一步审视。他说不要轻易丢掉废片，留着，让时间来沉淀，也许它会成为一张不错的片子。
　　（作者为高帆、牛畏予之子，曾任《光明日报》摄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