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往往比一个纯粹入世之人做得更彻底，更没有个人动机，更不计较得失。
　　
　　最早听说星云法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朋友、旅美油画家李自健说，星云大师不光关心政治，还关心艺术。他曾花费大笔资金，资助李自健到世界各地举办巡回画展，主题是母爱，形象是一些平凡的中国女性。黄色的面孔，乡村的老母亲，散发出的却是如西方宗教画中圣母一样的母性与神圣。一个出家人，不去宣扬出世的思想，怎么喜欢把这种世俗之爱宣扬到全世界？
　　我略略研究了星云大师的身世和思想后，才发现他的这些作为与20世纪中国佛教界的一次重要革命有关。在人们的印象中，佛教一直是出世的、消极的、否定生命和不关心现实社会的。这种指责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不全如此。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一片乱象，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乱象、经济的乱象、军队的乱象，包括宗教界在内也出现了一片混乱与迷茫。革命的思潮在整个社会泛滥，文学在革命，社会在革命，宗教界尤其是佛教也提出了“从山林回归人间”的主张。这场改革以太虚法师等一批年纪较轻的、血气方刚的僧人为代表，改革者提出，必须要让不食烟火的佛教重新回到世俗社会，为社会的变革发挥宗教应有的作用，口号很响亮，叫“人间佛教”。
　　可以说，这场轰轰烈烈的宗教革命是20世纪中国宗教史上唯一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1949年，宗教革命宣告结束，“人间佛教”的思想在台湾佛教界一代一代继承下来。星云大师正是这一派运动的传人。他在台湾广建寺院、学校、福利院、基金会、诊所等，普及佛教知识，广纳弟子信众，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自己也成为华人世界里声名远播的高僧大德。
　　我发现，星云大师与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援儒入佛”，把儒家一些教义和经典引入佛教，改造佛教中一些过于消极的思想，使佛教的面貌更有亲和力和圆融性，更能对现实世界发生影响。
　　“人间佛教”和新儒家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在星云大师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多年来，他往来东西世界，四处讲经说法，不光把佛教知识普及到华人世界，甚至对四洋五洲的外国人，都产生一种精神吸引力。所不同的是，上辈那些高僧大德生活在地理空间相对封闭的时代，星云大师则身处一个开放、多元的国际大背景下，不光要在佛教内部，还要经常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进行交流和对话，必须在多种宗教并存的情况下发展“人间佛教”。他发现基督教在这一点上比佛教成功得多。基督教从来都是一种深深根植于世俗土地的人间宗教。比如佛教常常把它的寺庙、圣地修筑在远离人世的村郊野外，甚至是深山老林里。基督教的教堂却在世俗社会中无处不在，而且往往成为凝结一方人心的核心建筑。人们因为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领圣餐、受洗、布道等活动而彼此认同关心，形成了最早的社区意识。而社区意识恰恰是整个西方文明发展出统一社会、民族与国家意识的根基。在旧中国，虽然也能在某些城镇的街道上看到林立的寺院，但其地位却无法与基督教的教堂同日而语。所以，星云大师不光“援儒入佛”，还援基督教入佛教，借鉴基督教传播交流的理念和方法，探讨耶稣所说的“爱”与佛陀的“慈悲”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体会到，佛教所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基督教的博爱、宽恕、爱人如己的精神之间，其实没有篱笆。佛教也讲爱，而且讲的是一种更大、更广、更高精神意义上的爱。
　　
　　王鲁湘
　　著名学者，凤凰卫视高级策划，
　　国家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