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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百年新诗一路走来，在艺术层面上的“诗探索”有哪些值得关注呢，它们对于创立定型的新形式有什么启示？百年新诗在“自由体”或言“随行体”上的实验有过许多种类，但所有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所有实验还得继续或转型；因此，诗人要有所担当——在诗歌创作中要大胆进行新的语言之冒险、新的手法之发明、新的结构之探索，力求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关键词：中国新诗 现代诗 诗探索 诗性 诗情 诗思 诗歌语言 诗歌结构 定型的新形式
对于中国新诗，诗人、评论家、研究者等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都表现为莫衷一是，于是诗歌作者往往各持己见或独持偏见或自以为是或自我陶醉，但读者大都对那些诗歌不以为然或有嘲讽或让作者自娱自乐。推求其原因，主因也许是汉语新诗乱象丛生、泥沙俱下。我们知道，从早期的白话新诗到现在的多种可能性诗探索，汉语新诗一直未见“定型的新形式”。那么，百年新詩一路走来，在艺术层面上的“诗探索”有哪些值得关注呢，它们对于创立定型的新形式有什么启示？
一.新诗是否形成了可借鉴的传统
百年新诗在“自由体”或言“随行体”上的实验有过许多种类，比如白话诗、新格律诗、“口语诗”、新叙事入诗、新古典主义诗歌等等，但所有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所有实验还得继续或转型；这样不可能一下子让新诗形成传统——事实上百年新诗还没有形成传统。那么新诗被经典只是某种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本身经典化，新诗还有经典化过程要走，走多远才会出现经典新诗呢？这要看新诗是否创立了完美的定型的新形式。
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远远不如中国古典诗歌。美国诗人弗兰克指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有很多杰出的翻译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奠定了杜甫等人的国际地位和在西方的经典性。要让自己的诗歌传世，那得让诗歌走过一个自身经典化的过程。被经典化了的“朦胧诗”其实没有精准地找到真东西，哪有什么传统呢。对此，我们要从新诗自身找问题。实际上汉语新诗在尝试或实验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新诗散文化和反诗倾向以及没有形成完美的新形式等，更何况当下汉语新诗写作由于功利性或言急功近利导致“旗号诗”、“坏诗”、“非诗”泛滥。特别是所谓“先锋诗”和“实验诗”为了“树旗帜”，把跟它不一样的先前那些“先锋诗”和“实验诗”视为传统。当然这些诗当中也有诗本身的艺术技巧可以学习，但从整体上看还没有形成新诗传统，只是有些新的写作方法可以借鉴，有些好的诗歌语言可以学习。
二.中国新诗早期探索有什么启示
可以这么说，中国新诗在“新文学”时期有对旧体诗的革命并创造适合现代人表达的多种诗体——胡适第一次“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胡适的诗还是注意到了韵脚——大体是押韵的。以李金发、穆木天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在创作理论和实践方面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Symbolism）诗歌的影响，虽模仿痕迹较重，但毕竟打开了中国新诗的风气，特别是给新诗创作提供了优良的写作手法——比如运用象征手法和新奇的想象，运用“诗的语法”上的创新即意象之间联络上的创新，丰富了诗歌写作的表达方法，在诗艺上提供了新的可能。启示一：“尝试派”学习外国诗且不脱离中国古典诗词根源开拓新路，诗的语言形式有明显的变化；启示二：“新格律诗派”倡导美学原则试图创立新的诗体，适合表现当时人们的复杂生活和心理变化；启示三：“象征诗派”引进外国诗表现手法求出新，找寻新的诗性表达方式；启示四：郭沫若和艾青在诗体解放方面存在得不偿失的教训——自此以后的新诗最大的问题就是“散文化”或言散文气息浓重，而且散文化一旦失控会对诗歌的押韵、节奏和跳跃性构成消解，导致诗歌呈现“非诗化”或“假诗”现象泛滥。然而，戴望舒是现代文学中最成型的接近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而且将现代与传统交接并创造优良的诗歌表达方式，为中国新诗指示了一条出路。
三.境外华文诗人对汉语新诗发展有什么贡献
台湾现代诗和海外华文诗歌的繁荣也在汉语新诗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有益的探索。比如，大陆诗人李金发、穆木天等还只是停留在模仿的层面，而海外华文作家程抱一及台湾诗人杨牧等在新诗创作上做到中西融会而出新。先看台湾现代诗对中国新诗的复兴意义。自解放战争后至1970年代的台湾新诗，其佳作之多，有如“小小的盛唐”（余光中语）；这种新诗使大陆五四后现代诗的写作方法和台湾省日据时期现代诗的创作手法得以汇合。比如余光中将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诗歌现代进行动态沟通，一直努力构建传统与现代的良好互动关系——他的诗还是有守旧之脉，还是从中国民歌吸取营养进而出新，不过他的这种努力是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再说海外华文诗人创作对汉语新诗也有启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中“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还表现为“文学的自觉”。文学作为心灵自由的表达，一直在寻找着如何深化表达人自身的复杂性。即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高压抑下，东西方华文文学却仍涌现着相当强劲的艺术探索潮流。例如，此时在祖国大陆文学中完全消失的现代主义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一再兴盛，孕育出了白先勇（美国）、程抱一（法国）等极为出色的作家，也从整体上推动了所在国华文文学的发展，甚至促成了文学的转型。值得一提还有海外的“盛唐”——饮誉台湾诗坛的诗人郑愁予、非马、杨牧等自60年代定居美国后，创造力再度爆发，蔚成大观，被称为海外的“盛唐”。比如杨牧将中国文学超文类的抒情传统与西方以史诗和戏剧为主轴的叙事传统结合，在叙述性历史感和诗作的抒情性格的交错拉锯中化用中西艺术资源，丰富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另外，海外“朦胧诗人”创作跟他们早期相比就大不一样——如旅居欧美的北岛、杨炼、多多等，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创作自然地融合了中西文化并直接地吸纳了世界性新诗的表现手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自醒、自觉地进行诗歌革命的是朦胧诗派诸位诗人的漂泊海外又归国期间的诗歌实验性创作，比如多多、北岛、杨炼等。
四.新时期新诗的特意实验有何得失 新中国成立后，新诗与旧体诗同行，新诗为主；新时期产生了“口号诗”、“朦胧诗”、“口语诗”、“先锋诗”等。“先锋诗人”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这些前卫诗人的诗歌运动其实不是诗歌革命，主要表现为趣味革命，在诗的形式上没有创新。一是诗歌方面的“拨乱反正”——“朦胧诗”针对之前的“口号诗”通过向外学习回归到诗本身，呈现出一定意义的先锋，但在诗的语言形式方面并没有革命性更新，只是借鉴了外国现代诗的一些技巧。二是“第三代诗人”虽诗派纷争但“闯”出了诗艺革新的一片天地，最为闪亮的是天才诗人海子创造这一时期的诗歌高峰。可是，我们不能忽视第三代诗群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把新诗带入了沼泽。其实大学生诗派前期和后期的诗歌创作主要还是趣味革命，虽有诗歌革命倾向，诗的语言更新有一些探索，但在诗的形式上仍然没有整体性创新。比如，“口语诗”指的是具有口语风格的叙述性的诗，并非以“口语”为特色的诗，它的本意也是想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但他们诗歌的那些“口水化”话语（大白话式的生活用语）并非诗性的语言，也算不上文学中语言，也就是说跟水一样白到没有一点诗意的顔色和味道，这种述说的方式大概可以算作分行排列的散文吧。新诗散文化是使诗歌边缘化的主因之一。
五.新世纪新诗的无序突围方向感何在
新世纪中国新诗产生了诸如“先锋诗或实验诗”、“梨花体”、“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荒诞主义”、“信息主义”等；然而有的玩到诗外去了；当下某些旗号诗人及其追随者从反文化一直到反诗，走向他们所谓的新诗领地；可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坐标中，就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因为中国新时期新诗没有从模仿中走出来），放在中国文学史当中也找不到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相对称的位置。比如，并不先锋的“先锋诗”都未走好走远。意在超越“朦胧诗”或对“朦胧诗”的表现手法和文化性不满的“口语诗”倡导者，着实引领先锋之风一阵子；之后演变为将“口语诗”进行到底；这种革命性普及后，也许是为了继续“先锋”，有人自觉地开启汉语诗歌叙述策略即“叙事入诗”，随后又有人故意以“新叙事入诗”及“口语 叙事”模式来推动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他们开始将“口语化”和“叙事入诗”结合起来，以显示其“先锋性”。这先锋诗派有些迎合精英趣味，一味模仿，仿先锋写诗。有些诗人表现出了开创性，有些诗人表现为“打旗号”，可是先锋诗及推广先锋诗的平台并未走远，有些“先锋诗人”后来转型了或“转业”了。然而，复杂多变的生活需要诗歌，但作者捡到便捷方式就运用，以痛快表达为理由抓取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于是借诗之名生产非诗性表达的假诗，这为全民写诗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没了方向感。
六.如何创立新诗定型的新形式或审美法则
中国新诗并非没有“法度”和“难度”，只是有别于格律诗体而已。相对于古体诗和近体诗而言，白话新诗从时间上来说可以说是现代诗，但从审美机制和艺术发展方面来看，新诗不完全等于现代诗——现代诗不但在文体上具有现代元素和创新基因，而且在内容上建构现代意义世界，而许多新诗不具备这些特质。针对新诗创作实际，有必要选择其中有自身写作法度和难度的样式进行深入探索，或通过全新实验创新形式，力求形成定型的新形式。
从总体上说，现代诗是一种方向，但仍需找寻更好的适合表现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新形式。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1.以文学的冒险精神寻找适合中国新诗的美学基础。诗人的本职是挑战艺术的高度，所以我们要有文学的冒险精神，以开放的心灵、自由的个性充分发挥诗人应有的创造性。没有任何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强调惟一性和独创性。所以我们要用不断更新的诗化语言创造一个独立的现代意义世界，呈现距离感、空间感。还要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细节和独特的音调节奏，这样增加辨识度。比如，诗人王钻清尝试创作的大时空诗就有这些特征。中国当代文坛“晚生代”文学代表作家文浪与上海大学等高校专家交流后表示，王钻清的大时空诗有三大特点：一是通过创新中的随性拼贴与转换创造了新的语言方式，具有反诗歌艺术的倾向——其诗尝试运用小说和寓言的手法比如变形、荒诞和关系换位等，呈现科幻性和戏剧性，表现为渴望中寻找自我与外部对话的语言迷津，用繁复的句子应对繁复的世界，且有令人惊讶的意象和句式；二是通过跳跃式思维与混沌意境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发现，呈现新鲜感和独在的具体性，表现为非对称与非理性的双重书写，揭示了更多的未知；三是通过粗旷的宏观宇宙与微妙表述，呈现非时空虚拟，抵达思想意义的厚度。其代表作有《一个人的地球梦》、《黑森林》、《穿越时空的人心》等。
2.在诗歌的技艺层面上创造性地运用已有技巧并尝试新方法。诗歌是词汇的更新。好的作品是语言的更新。诗歌的“机制”是它的韵律和格律。那么我们要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有益于新诗成长的元素，比如呈现画面感的意境和增强音乐性的押韵等；同时从外国经典诗歌中选取优质基因转入中国新诗当中，比如向外国经典诗学习如何创造新美的诗歌结构、如何表现人性和人类性、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意象等诗歌修辞。诗人王钻清就是这样向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意象诗学习的，并有意识地在意象上求新—— 一是在大自然和新科技中寻找未被意象化的具象并与文化交融从而产生“新意象”，二是通过反常搭配或有机转换等技术处理使意象组合产生整体性语境而呈现新意，即一个具有整体感的意象或整体性象征物包裹若干被意象化的具象从而使意象组合出新意。其三是捕捉全新的诗性感觉以产生富有新意的意象。如是完成语言的更新。
3.创立中国新诗的基本法度和某种诗体的精确形式。一是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并呈现惟一的诗体特征。在现代诗的创作中寻找新形式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先锋文学具有独创性、前沿性、可能性。现代诗一直都是以先锋的姿态在文学前沿积极地创造着，有的实验或言独创也许会不成功，但有的却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吸收民间清新有活力的语言，活学活用文人传统语言，健康使用现代生活用语等。二是通过新的尝试建构完美的诗歌结构，在诗的形式设计上有所突破；因为诗之形式是被音韵和节奏所控制的新的写作方式的语言运动体，那么诗歌的魅力主要表现在捕捉诗性的感觉、引爆内在的诗情、触摸独立的诗思，也就是构建新美的诗歌结构。
文学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是艺术表现，是激活人类语言的艺术样式，而那些再现式或应用式的写作只能算作实用的文体应用，属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前者为发挥艺术家的创造力为世人创作新美的艺术品，让人们从中得到审美愉悦，获得表达的新方式；后者传达人们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让人们从中分享生态美感和人生经验。所以，诗人要有所担当——在诗歌创作中要大胆进行新的语言之冒险、新的手法之发明、新的结构之探索，力求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作者介绍：王钻清，笔名清平湾，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回归或出发》、《大时空诗》，诗集《回归或出发》获得第二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图书一等奖，“大时空诗”系列《在飞行的上空感知生命》获得第二届上海市民诗歌节诗歌創作奖，著有《新语漫话红楼梦》并在《长江网》等媒体连载）
关键词：中国新诗 现代诗 诗探索 诗性 诗情 诗思 诗歌语言 诗歌结构 定型的新形式
对于中国新诗，诗人、评论家、研究者等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都表现为莫衷一是，于是诗歌作者往往各持己见或独持偏见或自以为是或自我陶醉，但读者大都对那些诗歌不以为然或有嘲讽或让作者自娱自乐。推求其原因，主因也许是汉语新诗乱象丛生、泥沙俱下。我们知道，从早期的白话新诗到现在的多种可能性诗探索，汉语新诗一直未见“定型的新形式”。那么，百年新詩一路走来，在艺术层面上的“诗探索”有哪些值得关注呢，它们对于创立定型的新形式有什么启示？
一.新诗是否形成了可借鉴的传统
百年新诗在“自由体”或言“随行体”上的实验有过许多种类，比如白话诗、新格律诗、“口语诗”、新叙事入诗、新古典主义诗歌等等，但所有新诗实验都是失败的，所有实验还得继续或转型；这样不可能一下子让新诗形成传统——事实上百年新诗还没有形成传统。那么新诗被经典只是某种需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本身经典化，新诗还有经典化过程要走，走多远才会出现经典新诗呢？这要看新诗是否创立了完美的定型的新形式。
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远远不如中国古典诗歌。美国诗人弗兰克指出，19世纪、20世纪西方有很多杰出的翻译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奠定了杜甫等人的国际地位和在西方的经典性。要让自己的诗歌传世，那得让诗歌走过一个自身经典化的过程。被经典化了的“朦胧诗”其实没有精准地找到真东西，哪有什么传统呢。对此，我们要从新诗自身找问题。实际上汉语新诗在尝试或实验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新诗散文化和反诗倾向以及没有形成完美的新形式等，更何况当下汉语新诗写作由于功利性或言急功近利导致“旗号诗”、“坏诗”、“非诗”泛滥。特别是所谓“先锋诗”和“实验诗”为了“树旗帜”，把跟它不一样的先前那些“先锋诗”和“实验诗”视为传统。当然这些诗当中也有诗本身的艺术技巧可以学习，但从整体上看还没有形成新诗传统，只是有些新的写作方法可以借鉴，有些好的诗歌语言可以学习。
二.中国新诗早期探索有什么启示
可以这么说，中国新诗在“新文学”时期有对旧体诗的革命并创造适合现代人表达的多种诗体——胡适第一次“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胡适的诗还是注意到了韵脚——大体是押韵的。以李金发、穆木天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在创作理论和实践方面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Symbolism）诗歌的影响，虽模仿痕迹较重，但毕竟打开了中国新诗的风气，特别是给新诗创作提供了优良的写作手法——比如运用象征手法和新奇的想象，运用“诗的语法”上的创新即意象之间联络上的创新，丰富了诗歌写作的表达方法，在诗艺上提供了新的可能。启示一：“尝试派”学习外国诗且不脱离中国古典诗词根源开拓新路，诗的语言形式有明显的变化；启示二：“新格律诗派”倡导美学原则试图创立新的诗体，适合表现当时人们的复杂生活和心理变化；启示三：“象征诗派”引进外国诗表现手法求出新，找寻新的诗性表达方式；启示四：郭沫若和艾青在诗体解放方面存在得不偿失的教训——自此以后的新诗最大的问题就是“散文化”或言散文气息浓重，而且散文化一旦失控会对诗歌的押韵、节奏和跳跃性构成消解，导致诗歌呈现“非诗化”或“假诗”现象泛滥。然而，戴望舒是现代文学中最成型的接近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而且将现代与传统交接并创造优良的诗歌表达方式，为中国新诗指示了一条出路。
三.境外华文诗人对汉语新诗发展有什么贡献
台湾现代诗和海外华文诗歌的繁荣也在汉语新诗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有益的探索。比如，大陆诗人李金发、穆木天等还只是停留在模仿的层面，而海外华文作家程抱一及台湾诗人杨牧等在新诗创作上做到中西融会而出新。先看台湾现代诗对中国新诗的复兴意义。自解放战争后至1970年代的台湾新诗，其佳作之多，有如“小小的盛唐”（余光中语）；这种新诗使大陆五四后现代诗的写作方法和台湾省日据时期现代诗的创作手法得以汇合。比如余光中将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诗歌现代进行动态沟通，一直努力构建传统与现代的良好互动关系——他的诗还是有守旧之脉，还是从中国民歌吸取营养进而出新，不过他的这种努力是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再说海外华文诗人创作对汉语新诗也有启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中“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还表现为“文学的自觉”。文学作为心灵自由的表达，一直在寻找着如何深化表达人自身的复杂性。即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高压抑下，东西方华文文学却仍涌现着相当强劲的艺术探索潮流。例如，此时在祖国大陆文学中完全消失的现代主义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一再兴盛，孕育出了白先勇（美国）、程抱一（法国）等极为出色的作家，也从整体上推动了所在国华文文学的发展，甚至促成了文学的转型。值得一提还有海外的“盛唐”——饮誉台湾诗坛的诗人郑愁予、非马、杨牧等自60年代定居美国后，创造力再度爆发，蔚成大观，被称为海外的“盛唐”。比如杨牧将中国文学超文类的抒情传统与西方以史诗和戏剧为主轴的叙事传统结合，在叙述性历史感和诗作的抒情性格的交错拉锯中化用中西艺术资源，丰富了中国的抒情诗传统。另外，海外“朦胧诗人”创作跟他们早期相比就大不一样——如旅居欧美的北岛、杨炼、多多等，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创作自然地融合了中西文化并直接地吸纳了世界性新诗的表现手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自醒、自觉地进行诗歌革命的是朦胧诗派诸位诗人的漂泊海外又归国期间的诗歌实验性创作，比如多多、北岛、杨炼等。
四.新时期新诗的特意实验有何得失 新中国成立后，新诗与旧体诗同行，新诗为主；新时期产生了“口号诗”、“朦胧诗”、“口语诗”、“先锋诗”等。“先锋诗人”流派纷呈、各种旗帜铺天盖地；这些前卫诗人的诗歌运动其实不是诗歌革命，主要表现为趣味革命，在诗的形式上没有创新。一是诗歌方面的“拨乱反正”——“朦胧诗”针对之前的“口号诗”通过向外学习回归到诗本身，呈现出一定意义的先锋，但在诗的语言形式方面并没有革命性更新，只是借鉴了外国现代诗的一些技巧。二是“第三代诗人”虽诗派纷争但“闯”出了诗艺革新的一片天地，最为闪亮的是天才诗人海子创造这一时期的诗歌高峰。可是，我们不能忽视第三代诗群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把新诗带入了沼泽。其实大学生诗派前期和后期的诗歌创作主要还是趣味革命，虽有诗歌革命倾向，诗的语言更新有一些探索，但在诗的形式上仍然没有整体性创新。比如，“口语诗”指的是具有口语风格的叙述性的诗，并非以“口语”为特色的诗，它的本意也是想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但他们诗歌的那些“口水化”话语（大白话式的生活用语）并非诗性的语言，也算不上文学中语言，也就是说跟水一样白到没有一点诗意的顔色和味道，这种述说的方式大概可以算作分行排列的散文吧。新诗散文化是使诗歌边缘化的主因之一。
五.新世纪新诗的无序突围方向感何在
新世纪中国新诗产生了诸如“先锋诗或实验诗”、“梨花体”、“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荒诞主义”、“信息主义”等；然而有的玩到诗外去了；当下某些旗号诗人及其追随者从反文化一直到反诗，走向他们所谓的新诗领地；可是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坐标中，就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因为中国新时期新诗没有从模仿中走出来），放在中国文学史当中也找不到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相对称的位置。比如，并不先锋的“先锋诗”都未走好走远。意在超越“朦胧诗”或对“朦胧诗”的表现手法和文化性不满的“口语诗”倡导者，着实引领先锋之风一阵子；之后演变为将“口语诗”进行到底；这种革命性普及后，也许是为了继续“先锋”，有人自觉地开启汉语诗歌叙述策略即“叙事入诗”，随后又有人故意以“新叙事入诗”及“口语 叙事”模式来推动汉语诗歌叙述策略转型。他们开始将“口语化”和“叙事入诗”结合起来，以显示其“先锋性”。这先锋诗派有些迎合精英趣味，一味模仿，仿先锋写诗。有些诗人表现出了开创性，有些诗人表现为“打旗号”，可是先锋诗及推广先锋诗的平台并未走远，有些“先锋诗人”后来转型了或“转业”了。然而，复杂多变的生活需要诗歌，但作者捡到便捷方式就运用，以痛快表达为理由抓取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于是借诗之名生产非诗性表达的假诗，这为全民写诗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没了方向感。
六.如何创立新诗定型的新形式或审美法则
中国新诗并非没有“法度”和“难度”，只是有别于格律诗体而已。相对于古体诗和近体诗而言，白话新诗从时间上来说可以说是现代诗，但从审美机制和艺术发展方面来看，新诗不完全等于现代诗——现代诗不但在文体上具有现代元素和创新基因，而且在内容上建构现代意义世界，而许多新诗不具备这些特质。针对新诗创作实际，有必要选择其中有自身写作法度和难度的样式进行深入探索，或通过全新实验创新形式，力求形成定型的新形式。
从总体上说，现代诗是一种方向，但仍需找寻更好的适合表现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新形式。这需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努力。
1.以文学的冒险精神寻找适合中国新诗的美学基础。诗人的本职是挑战艺术的高度，所以我们要有文学的冒险精神，以开放的心灵、自由的个性充分发挥诗人应有的创造性。没有任何一种文体比诗歌更强调惟一性和独创性。所以我们要用不断更新的诗化语言创造一个独立的现代意义世界，呈现距离感、空间感。还要有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细节和独特的音调节奏，这样增加辨识度。比如，诗人王钻清尝试创作的大时空诗就有这些特征。中国当代文坛“晚生代”文学代表作家文浪与上海大学等高校专家交流后表示，王钻清的大时空诗有三大特点：一是通过创新中的随性拼贴与转换创造了新的语言方式，具有反诗歌艺术的倾向——其诗尝试运用小说和寓言的手法比如变形、荒诞和关系换位等，呈现科幻性和戏剧性，表现为渴望中寻找自我与外部对话的语言迷津，用繁复的句子应对繁复的世界，且有令人惊讶的意象和句式；二是通过跳跃式思维与混沌意境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发现，呈现新鲜感和独在的具体性，表现为非对称与非理性的双重书写，揭示了更多的未知；三是通过粗旷的宏观宇宙与微妙表述，呈现非时空虚拟，抵达思想意义的厚度。其代表作有《一个人的地球梦》、《黑森林》、《穿越时空的人心》等。
2.在诗歌的技艺层面上创造性地运用已有技巧并尝试新方法。诗歌是词汇的更新。好的作品是语言的更新。诗歌的“机制”是它的韵律和格律。那么我们要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有益于新诗成长的元素，比如呈现画面感的意境和增强音乐性的押韵等；同时从外国经典诗歌中选取优质基因转入中国新诗当中，比如向外国经典诗学习如何创造新美的诗歌结构、如何表现人性和人类性、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意象等诗歌修辞。诗人王钻清就是这样向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意象诗学习的，并有意识地在意象上求新—— 一是在大自然和新科技中寻找未被意象化的具象并与文化交融从而产生“新意象”，二是通过反常搭配或有机转换等技术处理使意象组合产生整体性语境而呈现新意，即一个具有整体感的意象或整体性象征物包裹若干被意象化的具象从而使意象组合出新意。其三是捕捉全新的诗性感觉以产生富有新意的意象。如是完成语言的更新。
3.创立中国新诗的基本法度和某种诗体的精确形式。一是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并呈现惟一的诗体特征。在现代诗的创作中寻找新形式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先锋文学具有独创性、前沿性、可能性。现代诗一直都是以先锋的姿态在文学前沿积极地创造着，有的实验或言独创也许会不成功，但有的却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吸收民间清新有活力的语言，活学活用文人传统语言，健康使用现代生活用语等。二是通过新的尝试建构完美的诗歌结构，在诗的形式设计上有所突破；因为诗之形式是被音韵和节奏所控制的新的写作方式的语言运动体，那么诗歌的魅力主要表现在捕捉诗性的感觉、引爆内在的诗情、触摸独立的诗思，也就是构建新美的诗歌结构。
文学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是艺术表现，是激活人类语言的艺术样式，而那些再现式或应用式的写作只能算作实用的文体应用，属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前者为发挥艺术家的创造力为世人创作新美的艺术品，让人们从中得到审美愉悦，获得表达的新方式；后者传达人们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让人们从中分享生态美感和人生经验。所以，诗人要有所担当——在诗歌创作中要大胆进行新的语言之冒险、新的手法之发明、新的结构之探索，力求创立定型的新形式。
（作者介绍：王钻清，笔名清平湾，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回归或出发》、《大时空诗》，诗集《回归或出发》获得第二届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图书一等奖，“大时空诗”系列《在飞行的上空感知生命》获得第二届上海市民诗歌节诗歌創作奖，著有《新语漫话红楼梦》并在《长江网》等媒体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