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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和冲击
环境带给企业主管的冲击,不能忽视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企业往成本低、有机会的地方跑,这是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基本原因,而加速这个趋势的因素很多,其中,现代交通工具及交通建设的进步,使地方与地方间的交通时间越来越短,也是一个要因。我辅导过的一家企业,总公司在台北,另外在台湾中部乡下、上海市郊和曼谷附近都设有工厂。这家企业的董事长经常往来于这几个据点,但并没感觉有多么不方便。另一个加速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原因,是网络、管理软件越来越进步,企业信息的传递越来越顺畅,世界好像变成一个没有时空障碍的工作环境。
现代全球市场行情变化快速,不论是原物料、零组件、商品或服务,不论是买是卖,常面对全球市场价格的快速起落,一个疏忽,就可能损失惨重;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机,稍不留神,订单就可能流失,这使现代企业不得不去关心全球市场的变化,用全球化眼光来经营。从单一企业的角度来看,国际化、全球化是一个大势所趋的必要考量;如果从全球产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产业的移转现象。以电子高科技产业来说,现在,有些人正在为台湾电子高科技产业外移而大伤脑筋,殊不知,很多电子高科技产业界的人士早在台湾导入电子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就已预估了这个“外移”之必然。
美国、日本是电子高科技产业的先驱,在1990年之前就已相当兴盛。1995年,这个产业就移转到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2000年之后,这个产业又移转到中国大陆、印度、东欧、墨西哥……。这个移转趋势还会继续吗?业界人士显然并不认为这个趋势会就此打住,他们随时在注视这个趋势的发展,深怕一个闪失,自己就被淘汰。电子高科技产业的移转速度较快,其它产业也有此现象。这是挡不住的趋势,全球产业移转很难轻易停止。
主管的困惑
这数十年期间,台湾企业主管的遭遇受到产业移转影响。当初转入时,企业主管们看到了希望,带领部属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也获得了相当满意的物质报酬,很多人却因此牺牲了个人的家庭、健康,还有整体的自然环境。到了接替者刚出现时,企业主管们感受到危机,于是带领部属日以继夜地忙着企业的开发、改善,搞得大家压力很大。而到了转出时,有的企业主管选择留在台湾,接着,他们就面对了公司逐日缩小编制、职位可能不保、调薪幅度减缓的种种情境。这是一个痛苦的冲击。有的主管则选择离乡背井到远地赴任,这些企业主管也非常辛苦,一方面必须保持全天候战备状态,随时要应对突发的工作状况;一方面要面对不同习惯、想法及技能成熟度又非常不足的员工。一方面要在生疏、习惯极度不同的环境里过日子;一方面又要面对自己家庭的种种难题。这又是另一种痛苦的冲击。之后,离乡背井的主管,有的因公司倒闭而失业,,有的则因当地人才的竞争而被淘汰。留在台湾的主管也要面对工作被取代,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裁员的挑战。
不只是企业主管受到冲击,国际化变化的影响层面极广,下一代也一样不能幸免。有位刚取得硕士学位的台湾年轻人,他不屑于每月新台币三万元待遇的工作,带着十几万元到上海闯天下。一年多后,他口袋空空地回到了台湾。朋友问他:“没找到商机吗?”他说:“商机很多,大生意做不起,小生意太辛苦。”朋友又问他:“没先找份工作吗?”他说:“找了,但每次面对的竞争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复旦、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而且他们要求的薪水只有新台币一万元左右。”。汤马斯‧佛里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到,自从美国企业进行生产外包后,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就流到工资低廉、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自从推动“白领工作外包”之后,印度会计师、医师就提供了咨询服务。他提醒美国年轻的一辈:“一下子增加这么多邻居,都想来跟你抢工作,你该如何对应?”佛里曼所描述的现象,正是全球产业移转中转出地区所面临的状况。台湾企业主管倒是完整地经历了转入和转出,或许这也是一项值得参考的台湾经验。
环境带给企业主管的冲击,不能忽视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企业往成本低、有机会的地方跑,这是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基本原因,而加速这个趋势的因素很多,其中,现代交通工具及交通建设的进步,使地方与地方间的交通时间越来越短,也是一个要因。我辅导过的一家企业,总公司在台北,另外在台湾中部乡下、上海市郊和曼谷附近都设有工厂。这家企业的董事长经常往来于这几个据点,但并没感觉有多么不方便。另一个加速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原因,是网络、管理软件越来越进步,企业信息的传递越来越顺畅,世界好像变成一个没有时空障碍的工作环境。
现代全球市场行情变化快速,不论是原物料、零组件、商品或服务,不论是买是卖,常面对全球市场价格的快速起落,一个疏忽,就可能损失惨重;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机,稍不留神,订单就可能流失,这使现代企业不得不去关心全球市场的变化,用全球化眼光来经营。从单一企业的角度来看,国际化、全球化是一个大势所趋的必要考量;如果从全球产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产业的移转现象。以电子高科技产业来说,现在,有些人正在为台湾电子高科技产业外移而大伤脑筋,殊不知,很多电子高科技产业界的人士早在台湾导入电子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就已预估了这个“外移”之必然。
美国、日本是电子高科技产业的先驱,在1990年之前就已相当兴盛。1995年,这个产业就移转到韩国、新加坡和台湾。 2000年之后,这个产业又移转到中国大陆、印度、东欧、墨西哥……。这个移转趋势还会继续吗?业界人士显然并不认为这个趋势会就此打住,他们随时在注视这个趋势的发展,深怕一个闪失,自己就被淘汰。电子高科技产业的移转速度较快,其它产业也有此现象。这是挡不住的趋势,全球产业移转很难轻易停止。
主管的困惑
这数十年期间,台湾企业主管的遭遇受到产业移转影响。当初转入时,企业主管们看到了希望,带领部属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也获得了相当满意的物质报酬,很多人却因此牺牲了个人的家庭、健康,还有整体的自然环境。到了接替者刚出现时,企业主管们感受到危机,于是带领部属日以继夜地忙着企业的开发、改善,搞得大家压力很大。而到了转出时,有的企业主管选择留在台湾,接着,他们就面对了公司逐日缩小编制、职位可能不保、调薪幅度减缓的种种情境。这是一个痛苦的冲击。有的主管则选择离乡背井到远地赴任,这些企业主管也非常辛苦,一方面必须保持全天候战备状态,随时要应对突发的工作状况;一方面要面对不同习惯、想法及技能成熟度又非常不足的员工。一方面要在生疏、习惯极度不同的环境里过日子;一方面又要面对自己家庭的种种难题。这又是另一种痛苦的冲击。之后,离乡背井的主管,有的因公司倒闭而失业,,有的则因当地人才的竞争而被淘汰。留在台湾的主管也要面对工作被取代,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裁员的挑战。
不只是企业主管受到冲击,国际化变化的影响层面极广,下一代也一样不能幸免。有位刚取得硕士学位的台湾年轻人,他不屑于每月新台币三万元待遇的工作,带着十几万元到上海闯天下。一年多后,他口袋空空地回到了台湾。朋友问他:“没找到商机吗?”他说:“商机很多,大生意做不起,小生意太辛苦。”朋友又问他:“没先找份工作吗?”他说:“找了,但每次面对的竞争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复旦、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而且他们要求的薪水只有新台币一万元左右。”。汤马斯‧佛里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到,自从美国企业进行生产外包后,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就流到工资低廉、有竞争优势的地区;自从推动“白领工作外包”之后,印度会计师、医师就提供了咨询服务。他提醒美国年轻的一辈:“一下子增加这么多邻居,都想来跟你抢工作,你该如何对应?”佛里曼所描述的现象,正是全球产业移转中转出地区所面临的状况。台湾企业主管倒是完整地经历了转入和转出,或许这也是一项值得参考的台湾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