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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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初,我在北京大学办理人住手续时,不知动了哪根筋,居然没把校规放在眼里.其实只要不是白纸黑字的要求,我通常都按自己的理解,我行我素,但我不会无视像颐和园后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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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初,我在北京大学办理人住手续时,不知动了哪根筋,居然没把校规放在眼里.其实只要不是白纸黑字的要求,我通常都按自己的理解,我行我素,但我不会无视像颐和园后山那些用中、英、俄文公告的“外国人禁止入内”的警示,因为我曾在闲逛时遇到过麻烦.我挑战的,不过是在中西学者交流的早期,一个西方学者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所谓规章制度.rn1979年2月,作为第一批人数不多的访问学者,我的美国同学都想和中国学生住一个宿舍,好像只有那样,才能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我是个例外,我不想和中国人住一起,我要住单身宿舍,这是他们还在语言学院被“隔离”,而我先于他们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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