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史算是一段黑暗与光明对抗的历史，而有着强烈新闻职业道德感的优秀报人正是借助手中的笔，对抗黑暗的独裁专制统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为广大国民拨开乌云，帮助他们看透这个真实的世界。本文以近代报人中的优秀代表——于右任先生为研究中心，通过简单介绍先生的新闻报道经历、办报经历等，探析于右任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及其表现。
　　【关键词】近代报人 新闻职业道德 于右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于右任这一个名字总是会与中国历史中伟人的名字在一起出现，人们赋予他很多称谓，比如“爱国诗人”、“书法泰、斗”，最为传媒工作者熟知的是“元老记者”，甚至还有“中国检察之父”等等。他创办了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包括《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在这期间，通过报纸揭露真相，于右任將满腔的爱国之情和革命之情投入到报纸上，影响了社会也影响了整个新闻界。
　　一、概述
　　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主要针对新闻媒体和其从业者职业道德行为的道德规范和准则等，当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时候，其作用便得到了发挥与显现。此外，它还包括相关的职业素养与技能的要求，它规范着人们的传播行为，为人们的传播行为提供一种参考体系。
　　作为一个综合价值体系，新闻职业道德职业责任为核心，是新闻报刊及其从业者所应当遵循的行为以及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有新闻工作理想和新闻工作责任，新闻业务技能以及新闻工作良心，新闻工作荣誉等。
　　然而，新闻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现象，是离不开历史这个大背景的。在我国近代，以民国初期为代表的时期是社会大变革和重要的转型期，导致了此时期的新闻职业道德在近代报人身上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这一时期，报人除了要保持原有的新闻职业道德，如真实记录还原事实，具有较硬的新闻专业知识，坚守社会道德等以外，还积极关注社会的整个变革，在变革中揭露真相，传播正确和积极的社会思想，引导受众找到中国社会的正确发展道路，并积极与社会的阴暗面做斗争，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参与到社会斗争中，表现出了报人所应有的勇气和坚持。正因为如此，使得这一时期的报人成为历史上最具有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的群体。
　　二、于右任的新闻职业道德
　　1907年4月2日到1913年9月14日，于右任在6年时间内就使得《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份报纸成为了当时的舆论先锋，在他的办报标准“十要素”提到了“志、仁、义、智、公、洁、忠信”。而这不仅仅是办报理念，更是一名报人在做新闻工作时所必须恪守的道德。
　　1、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时期，黑暗势力横行，民不聊生，而报人作为大众的守护者主动承担起与黑暗势力作-争的责任，“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把真实的情况传达给大众，让他们能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作出一个判断和认识。在于右任看来，做好报人的“不二法门”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最为总要的一点就是“其志所在，始终如一，忠于社会，忠于国家，永不背叛”，那就是坚守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
　　1909年《民呼日报》在上海诞生，于右任担任社长，其坚持“宁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在于右任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该报曾经以主要篇幅揭露清廷出卖路权、矿权，斥之“以傀儡自待”；并大揭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揭露真相，维护民众的利益，然而此举却引发了当权者的嫉恨和报复：受谴责的官僚对《民呼日报》进行诬陷，于右任等被拘捕，到同年8月14日，《民呼日报》被迫停刊。
　　然而，即便受到这样的折磨和打击，于右任仍然坚持要与黑暗势力作斗争，肩负起为社会发声的责任。所以出狱后的于右任马上创办了《民吁日报》，这个名字包含两层意思：其中一个是“民不敢声，故仅吁耳”；另一个是非常妙的思路：“吁”即“呼”去两点，隐含着即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仿佛被挖掉了双眼，但仍有呼吁新生活新权力的自由。
　　2、对新闻自由的坚守
　　新闻自由所保证的第一点就是言论的自由，所以于右任敢说别人不说之言，敢评别人不评之事，不受制于当局的限制，不畏惧当局的淫威，也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刃可蹈，而口不可关”。
　　1909年，日本前首相、侵华元凶伊藤博文被击毙了。地点位于哈尔滨火车站，实施枪击的是一名叫安重根的朝鲜人。这本是非常值得报道的事情，而当时上海的媒体全部失声，关键时刻，《民吁日报》用了一整个版面来记录这一情况，披露伊藤博文被击毙的事实真相，同时还在第二天发表评论称赞这一义举，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混蛋”，死有余辜。除此之外，《民吁日报》是日本侵略者的劲敌，经常发布反日新闻与文章，发出了表达全民内心的呼喊“试思今日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
　　“宋教仁案”发生以后，面对袁世凯政府的拦截和打压压力，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仍旧坚持报道真相，争取新闻机构的新闻自由。因此，从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开始，就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的发生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的宋教刺的元凶。
　　不仅如此，于右任还面对当时所在地的新闻同事们不敢说真话，不敢写真事的现象，痛心疾首道“作达宦之机关，为他人之奴隶”。
　　诚然，于右任一直追求新闻自由，但是并不赞同毫无节制的自由。先生从道德的角度强调新闻自由要与新闻道德相依相存：“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
　　3、坚持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动荡时期里，由于受到专制独裁集团的控制，受到当局的阻挠，甚至是威逼利诱，近代报人能依旧保持客观态度则已数不易。与此同时，近代报人多少是带有自己的主观评价与认识来理解新闻事件并进行报道的，黑暗的政治环境让每一个人唯一可以用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文字，只有通过不断的思想上的呼喊才能表达内心救国的热情与渴望新世界的愿景，所以那个时期的报纸内容有时候难免会有情感色彩在里面。 　　对此，于右任有着自己的严苛标准，在他看来报纸是要做正确的言论，唯有正确才是对国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先生说“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并表示“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促使他在创办报纸的时候要避免错误和片面言论，要求报人不作过激之谈、不作过偏之论。
　　4、坚持报人工作的独立性和公平性
　　在新闻活动中，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近代报人经常要面对各种利益的较量，有的报人被收买，成为统治阶级的发言人，有的报人迫于各方的压力，发表各种不实新闻，那么如何选取一个最合适的位置，保持新闻工作的公平和独立性，则成为报人需要思考的部分。当然需要解释一下，公正并不是说报人不能质疑或者对权威表示反抗，或者提出关于社会现状的议题是不对的，只是在表达之前应该都在正确考量之后做出的合理发言，不偏袒任何一方。于右任一再告诫手下的报人，唯有保持好“新闻道德”，才能有公正的舆论和是非，“白天子至于庶人，皆直切言其得失，无所偏袒”。
　　社会需要各种声音，“一家之言”是不牢靠的。因此，于右任在上海的某家报纸上发现，其上面的内容很大一部分都是歌颂舊时代旧制度，认为不按照朝廷的旨意是极大的叛逆，于是他很快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进行抨击与反驳，结果此篇报道一直未能公之于世。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如果报刊掌握在掌权者的手中，那么所发表的言论只能是一家的说辞，这才萌生了自己独立办报的愿望。
　　反袁斗争期间，于右任所负责主持的《民立报》坚决与袁世凯的势力做斗争，即便袁世凯多次下达命令，限制报业的言论，甚至还将已废止的清朝《钦定报律》重新供奉起来，但都坚持发声，保持作为报人的独立性，成为反袁斗争、“二次革命”的重要舆论场地。
　　5、时刻保持自省意识和危机意识
　　在于右任看来，“一报之名誉，一报之价值，乃至一报之精神命脉，皆悬于诸君之手”，报人身上担负的重任巨大，需要报人时刻注意自省，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谨慎甚微。
　　6、反对同行内部的争斗
　　谈到新闻职业道德，除了如何做新闻以外，还涉及到一个部分就是行业内部的道德要求，即尊重同行，反对不正当竞争。在近代的报业存在着一股不良风气，不正当竞争、贬低同行等较为常见，而于右任则选择公开对抗不良风气，坚守新闻职业道德。
　　在《民呼日报》发表了多篇针砭时政、揭露真相的报道后，于右任在报界的地位日益上升，后来居上，致使报业同行眼见如此很是嫉妒，有些人恶意去诋毁《民呼日报》的声誉，有些人专门挑革新的内容进行攻击，导致各方人士纷纷对其表示不满与划定界限。面对这种情况，他勇敢的予以面对，告诉天下人“今特正告天下，倘若辈再挟势相凌，使我忍无可忍，必堂堂正正做诛心之论，明雪连日之耻，使人知衅端不自我开，若辈实为祸首，我人春秋之作，不得已也”。他的勇气与真诚的态度终于让攻击得以消解。
　　结语
　　虽然从于右任先生在近代新闻史上所创造的成绩看，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鉴于历史的限制，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于右任担任着各个方面的重要社会角色，他在一定程度上过分重视舆论，过度信任报纸的力量，甚至通过新闻报道来给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引导社会的舆论风向，让社会跟着报纸舆论而走，把报纸当做社会对抗的主战场，因此不可避免当积极的言论或事实的真相无法传播开去时，极易导致革命的消极和混乱。
　　不仅如此，翻看其主要的新闻报道，多会发现“揭露”“罪言”等批判性字眼，而其诗词、小说等文学也多见批判社会黑暗的含义，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种片面进行革命教育的倾向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服务”，具有鲜明的党派记号。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近代史上，于右任先生作为“元老记者”用手中的笔捍卫着社会的光明，为国民拨开乌云，真正担当起了报人应有的职责，也凭借其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严要求，恪守着新闻职业道德，成为历史上令人尊敬的优秀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