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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自得其乐，一切都让看惯了大都市的杨苡觉得新鲜
初秋的南京，天气依然燥热。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处公寓里，98岁高龄的杨苡老人手摇着蒲扇，端坐在一把欧式的木椅上。
这里是她与丈夫赵瑞蕻的宿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多世纪。1999年赵瑞蕻先生去世后，这里一仍其旧：老地板、几十年前的桌椅，甚至连书架的摆放也是原来的样子。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间里的几个相框还是“暴露”了主人的身份：一张巴金先生摄于改革初期的旧照；一张“贺寿图”，是丁聪先生所画，下面则是杨宪益、吴祖光、冯亦代等人的题字。还有一张她自己身着旗袍、手捧鲜花的黑白旧照，“那是我从天津教会学校毕业时拍的，”杨苡笑着说，“当时我才18岁，距离现在转眼已经80年了！”
从“中西”到南开
杨苡原名杨静如，祖籍安徽，1919年生于天津，“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祖父杨士燮据说是清末翰林，曾任淮安知府，与当时的不少名流、要员都有往还。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1919年，杨毓璋因病去世，留下了可观的遗产。幼时的杨苡，住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一座大宅里，日子富裕而悠闲：日常生活由佣人照料，每个礼拜都和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中国外国的都有，BettyBoop、MickeyMouse那时候也都有了”。
哥哥杨宪益，其时正随家庭教师学习国文和英语，杨苡常是“小跟班”。“我哥太聪明，七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快，”杨苡回忆道，“当时授课的先生叫‘徐剑生’，我哥一看，就马上对三个字‘快枪毙’。”
8岁时，杨苡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课程安排比较西化：除了英文、国文，每年有体操、舞蹈和戏剧的演出。也有其他课程，包括唱歌、画画。学校每年毕业班内部演出英文名剧。“1931年演出《如愿》（又名《皆大欢喜》），轰动一时，才回国不久已是新书学院校长的黄佐临（当时学名黄作霖）先生也坐在观众席上，”杨苡回忆说，“当时的女主角金韵之，十几年后成为上海著名演员丹尼了。”
教会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与修养，吃饭、穿衣、与人打交道，都有一套规范。“我们那时候常看电影、看戏，也追‘星’，喜欢这个那个电影明星，但绝不会像现在的有些年轻人这么‘疯狂’，”杨苡说。
“每个学期结束会有考试，但不排名。我母亲从来不怎么在意分数。我们学英文，也学文法作文。”
1937年中学毕业，杨苡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的中西女校，高中三年平均成绩超过90分，可以保送沪江、清华；超过85分，可以保送燕京；超过80分，可以保送南开和金女大。”杨苡笑哈哈地回忆，“我中文挺好，英文也还行，但对几何、代数实在是没有兴趣，平均成绩便只有80分。”
沈从文说，你应该读外语系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发，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平津高校纷纷南迁。杨苡与自己的同学们也成了“平津流亡学生”。其时，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在昆明联合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杨苡与同学计划从天津乘轮船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
出发时坐头等舱，到了安南，换成了二等舱。再到云南入境时，便只能坐“铁皮车”了。但重入国境，“一路上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当时的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自得其乐。昆明城里没有高楼大厦，但翠湖、滇池，还有西山上的“龙门”，都让看惯了大都市的杨苡觉得新鲜。
1938年9月28日，日本鬼子第一次轰炸，联大的师生也得经常要跟着昆明市民“跑警报”。“‘九·二八’大轰炸那天，大家根本没当回事儿，不过到后面大院里向天上望了一下。或许我们看过不少美国战争片，或许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轰炸后的惨状，”杨苡回忆，“那时候，我们忘记了害怕，只会连声咒骂小日本不得好死。”
联大学生复课，杨苡当年在天津保送到中文系，沈从文对她说：“你还是进外语系的好，你已经学了10年的英文，到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当时的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学风也非常自由。“外语系的主任是叶公超，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最精彩的是中文阅读课，由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等先生轮流任教，”杨苡回忆道，“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课我们都比较爱听。”
联大外语系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课程很活，面也比较宽。后来，杨苡转入中央大学外语系借读，觉得不习惯。
遇见“呼啸山庄”
1940年，杨苡与联大外语系的学长赵瑞蕻结婚，后又随赵进入中央大学。赵是外语系助教，她则是来借读。
赵瑞蕻是吴宓先生的高足，在校时曾与穆旦等人联合创办“南湖诗社”，是当年联大校园里著名的才子。1942年，他经柳无忌先生推荐进入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在重庆）教书。
据赵瑞蕻后来回忆，当年常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的学人，外语系的有范存忠、李青崖、许孟雄等先生。而他本人译介《红与黑》和梅里美的文章也正写于这一时期。
其时，杨苡刚刚从牛津大学回国的哥哥杨宪益与嫂子戴乃迭也在中央大学教书。“两人非常活跃，经常跟系里的同学一起办墙报，讽刺孔祥熙。”杨苡回忆说，“中央大学内部因此传说，戴乃迭是英国共产党，用美人计迷惑了杨宪益。因为我嫂嫂漂亮，我哥哥是书生。”
杨苡从小喜欢戏剧，“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1943年，她在中央大学图书馆看到《Wuthering Heights》后，立刻被深深吸引。当时流行读《简爱》，杨苡却觉得《Wuthering Heights》更好，“从那时起，便有把它译成中文的打算了”。 但真正开始翻译，却是在10年之后了。此前，梁实秋也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并把它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译完了，”杨苡说，“但我总觉得书的译名不妥，有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我感觉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中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突然从天而降！”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后来，这四个字也成了国内出版的各种译本的通用译名。而她的译本在出版后，一纸风行60年，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为经典。
散淡与刚强
抗战胜利后，杨苡和家人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最初暫居在中央大学科学馆的实验室，不久搬进文昌桥宿舍后平房，后搬到丁家桥附近带屋顶的宿舍里。她的女儿赵蘅后来回忆，当年一家人楼上睡觉，楼下吃饭，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自得其乐。
1952年，南京大学在大学分合改革后，一家人又搬到了上海路附近的陶谷新村21号。
1953年，赵瑞蕻被公派至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任教，杨苡和孩子们因而留在南京。据赵蘅回忆，虽然当时父亲不在身边，但那几年的日子也颇为快意。每到六一儿童节，母亲都会带着她和弟弟去买书。每隔几天，还会一起坐着三轮车到戏院看戏。“《洛神》《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都是那时开始看的。梅兰芳的戏票价两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两元），母亲也毫不吝惜。”
1972年4月，渡尽劫波的杨苡终于被宣布“解放”。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羞辱，但在种种羞辱下还能活下来，还能保存着这点记忆，而且还能又一次享有倾吐真话的自由，这该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幸运。”多年后，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她面色温和，言语中竟听不出一丝的抱怨和委屈。
与巴金昆仲的“君子之交”
与巴金的交往，始于1935年。当时杨苡刚满17岁，尚在中西女校读书，而巴金则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
此前爆发的一二·九运动，点燃了平津学生抗日救亡的激情。大批同学开始高唱着救亡歌曲，走上街头。而由于家庭的限制，杨苡却只能待在她“金丝笼”一样的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她烦恼、苦闷，希望自己能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冲决网罗”，于是便鼓足勇气给巴金写信。
不久，回信来了。“巴先生”劝她要忍耐，“未来总是美丽的”，并鼓励她与自己的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老师通信。
半个多世纪后，杨苡在《梦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1940年夏，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杨苡也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巴先生”。上世纪50年代，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断。只是由于各种运动，间隔长了许多，说话也更小心了。
“文革”开始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一张大字报让巴金应声倒下。杨苡其时也正接受审查。
1987年，渡尽劫波、已近古稀之龄的杨苡将这批劫后残存的信件编注、整理后出版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在此书的序言中，巴金和杨苡的故交、著名诗人辛笛写道：“经过十年浩劫，我个人深知保存友人的来信之艰难……静如同样经历许多坎坷，却能冒着种种危险坚持把她和巴金往来书札保存下来，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呵！仅只这一点，这些信简能在今天流传下来，实在太珍贵了。”
几年后，已88岁高龄的巴金再度致信杨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对话杨苡：年轻人重要的是解放思想
《中华儿女》：您现在仍然经常跟很多年轻人一起交流，像您当年与巴老一样。
杨苡：我本人是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交流的。我从来不摆什么架子，一些晚辈也愿意跟我聊天，我很高兴。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很多的。那时的科技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谓交流，主要就是写信。我在中西女校读书的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享誉全国的大作家了。我那时候很苦恼，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就鼓起勇气给他写信。此后的几十年里，除了“文革”期间的六年，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断。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渺小的读者之间的通信，居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中华儿女》：您出生在五四时期，又经历过“文革”，在您的眼中，这两个时代的年轻人与当下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有什么不同？
杨苡：应当说，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时期，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后来，我不大敢跟年轻人打交道了，因为他们爱“上纲上线”。当然，这是时代造成的。年轻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放思想。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有很好的条件，但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中华儿女》：杨家在您这一代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这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
杨苡：杨家人在我们的上一代就有人开始出国游学。我的父亲在日本是学经济的，可惜我们兄妹几个没有一个懂经济的。我哥哥、姐姐都很聪明，又努力，名气也大一些。我是太笨了，又贪玩儿，以前还写点儿东西，现在也写不动了！
责任编辑 余玮
初秋的南京，天气依然燥热。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处公寓里，98岁高龄的杨苡老人手摇着蒲扇，端坐在一把欧式的木椅上。
这里是她与丈夫赵瑞蕻的宿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多世纪。1999年赵瑞蕻先生去世后，这里一仍其旧：老地板、几十年前的桌椅，甚至连书架的摆放也是原来的样子。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间里的几个相框还是“暴露”了主人的身份：一张巴金先生摄于改革初期的旧照；一张“贺寿图”，是丁聪先生所画，下面则是杨宪益、吴祖光、冯亦代等人的题字。还有一张她自己身着旗袍、手捧鲜花的黑白旧照，“那是我从天津教会学校毕业时拍的，”杨苡笑着说，“当时我才18岁，距离现在转眼已经80年了！”
从“中西”到南开
杨苡原名杨静如，祖籍安徽，1919年生于天津，“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祖父杨士燮据说是清末翰林，曾任淮安知府，与当时的不少名流、要员都有往还。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1919年，杨毓璋因病去世，留下了可观的遗产。幼时的杨苡，住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一座大宅里，日子富裕而悠闲：日常生活由佣人照料，每个礼拜都和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中国外国的都有，BettyBoop、MickeyMouse那时候也都有了”。
哥哥杨宪益，其时正随家庭教师学习国文和英语，杨苡常是“小跟班”。“我哥太聪明，七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快，”杨苡回忆道，“当时授课的先生叫‘徐剑生’，我哥一看，就马上对三个字‘快枪毙’。”
8岁时，杨苡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课程安排比较西化：除了英文、国文，每年有体操、舞蹈和戏剧的演出。也有其他课程，包括唱歌、画画。学校每年毕业班内部演出英文名剧。“1931年演出《如愿》（又名《皆大欢喜》），轰动一时，才回国不久已是新书学院校长的黄佐临（当时学名黄作霖）先生也坐在观众席上，”杨苡回忆说，“当时的女主角金韵之，十几年后成为上海著名演员丹尼了。”
教会学校的教育，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与修养，吃饭、穿衣、与人打交道，都有一套规范。“我们那时候常看电影、看戏，也追‘星’，喜欢这个那个电影明星，但绝不会像现在的有些年轻人这么‘疯狂’，”杨苡说。
“每个学期结束会有考试，但不排名。我母亲从来不怎么在意分数。我们学英文，也学文法作文。”
1937年中学毕业，杨苡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的中西女校，高中三年平均成绩超过90分，可以保送沪江、清华；超过85分，可以保送燕京；超过80分，可以保送南开和金女大。”杨苡笑哈哈地回忆，“我中文挺好，英文也还行，但对几何、代数实在是没有兴趣，平均成绩便只有80分。”
沈从文说，你应该读外语系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发，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平津高校纷纷南迁。杨苡与自己的同学们也成了“平津流亡学生”。其时，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在昆明联合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杨苡与同学计划从天津乘轮船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
出发时坐头等舱，到了安南，换成了二等舱。再到云南入境时，便只能坐“铁皮车”了。但重入国境，“一路上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当时的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自得其乐。昆明城里没有高楼大厦，但翠湖、滇池，还有西山上的“龙门”，都让看惯了大都市的杨苡觉得新鲜。
1938年9月28日，日本鬼子第一次轰炸，联大的师生也得经常要跟着昆明市民“跑警报”。“‘九·二八’大轰炸那天，大家根本没当回事儿，不过到后面大院里向天上望了一下。或许我们看过不少美国战争片，或许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轰炸后的惨状，”杨苡回忆，“那时候，我们忘记了害怕，只会连声咒骂小日本不得好死。”
联大学生复课，杨苡当年在天津保送到中文系，沈从文对她说：“你还是进外语系的好，你已经学了10年的英文，到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当时的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学风也非常自由。“外语系的主任是叶公超，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最精彩的是中文阅读课，由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刘文典等先生轮流任教，”杨苡回忆道，“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的课我们都比较爱听。”
联大外语系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课程很活，面也比较宽。后来，杨苡转入中央大学外语系借读，觉得不习惯。
遇见“呼啸山庄”
1940年，杨苡与联大外语系的学长赵瑞蕻结婚，后又随赵进入中央大学。赵是外语系助教，她则是来借读。
赵瑞蕻是吴宓先生的高足，在校时曾与穆旦等人联合创办“南湖诗社”，是当年联大校园里著名的才子。1942年，他经柳无忌先生推荐进入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在重庆）教书。
据赵瑞蕻后来回忆，当年常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的学人，外语系的有范存忠、李青崖、许孟雄等先生。而他本人译介《红与黑》和梅里美的文章也正写于这一时期。
其时，杨苡刚刚从牛津大学回国的哥哥杨宪益与嫂子戴乃迭也在中央大学教书。“两人非常活跃，经常跟系里的同学一起办墙报，讽刺孔祥熙。”杨苡回忆说，“中央大学内部因此传说，戴乃迭是英国共产党，用美人计迷惑了杨宪益。因为我嫂嫂漂亮，我哥哥是书生。”
杨苡从小喜欢戏剧，“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1943年，她在中央大学图书馆看到《Wuthering Heights》后，立刻被深深吸引。当时流行读《简爱》，杨苡却觉得《Wuthering Heights》更好，“从那时起，便有把它译成中文的打算了”。 但真正开始翻译，却是在10年之后了。此前，梁实秋也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并把它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译完了，”杨苡说，“但我总觉得书的译名不妥，有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我感觉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中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突然从天而降！”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后来，这四个字也成了国内出版的各种译本的通用译名。而她的译本在出版后，一纸风行60年，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为经典。
散淡与刚强
抗战胜利后，杨苡和家人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最初暫居在中央大学科学馆的实验室，不久搬进文昌桥宿舍后平房，后搬到丁家桥附近带屋顶的宿舍里。她的女儿赵蘅后来回忆，当年一家人楼上睡觉，楼下吃饭，日子虽然清苦，但也自得其乐。
1952年，南京大学在大学分合改革后，一家人又搬到了上海路附近的陶谷新村21号。
1953年，赵瑞蕻被公派至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任教，杨苡和孩子们因而留在南京。据赵蘅回忆，虽然当时父亲不在身边，但那几年的日子也颇为快意。每到六一儿童节，母亲都会带着她和弟弟去买书。每隔几天，还会一起坐着三轮车到戏院看戏。“《洛神》《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都是那时开始看的。梅兰芳的戏票价两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两元），母亲也毫不吝惜。”
1972年4月，渡尽劫波的杨苡终于被宣布“解放”。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羞辱，但在种种羞辱下还能活下来，还能保存着这点记忆，而且还能又一次享有倾吐真话的自由，这该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幸运。”多年后，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她面色温和，言语中竟听不出一丝的抱怨和委屈。
与巴金昆仲的“君子之交”
与巴金的交往，始于1935年。当时杨苡刚满17岁，尚在中西女校读书，而巴金则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
此前爆发的一二·九运动，点燃了平津学生抗日救亡的激情。大批同学开始高唱着救亡歌曲，走上街头。而由于家庭的限制，杨苡却只能待在她“金丝笼”一样的家里，哪儿也不能去。她烦恼、苦闷，希望自己能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冲决网罗”，于是便鼓足勇气给巴金写信。
不久，回信来了。“巴先生”劝她要忍耐，“未来总是美丽的”，并鼓励她与自己的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老师通信。
半个多世纪后，杨苡在《梦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1940年夏，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杨苡也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巴先生”。上世纪50年代，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断。只是由于各种运动，间隔长了许多，说话也更小心了。
“文革”开始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一张大字报让巴金应声倒下。杨苡其时也正接受审查。
1987年，渡尽劫波、已近古稀之龄的杨苡将这批劫后残存的信件编注、整理后出版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
在此书的序言中，巴金和杨苡的故交、著名诗人辛笛写道：“经过十年浩劫，我个人深知保存友人的来信之艰难……静如同样经历许多坎坷，却能冒着种种危险坚持把她和巴金往来书札保存下来，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呵！仅只这一点，这些信简能在今天流传下来，实在太珍贵了。”
几年后，已88岁高龄的巴金再度致信杨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对话杨苡：年轻人重要的是解放思想
《中华儿女》：您现在仍然经常跟很多年轻人一起交流，像您当年与巴老一样。
杨苡：我本人是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交流的。我从来不摆什么架子，一些晚辈也愿意跟我聊天，我很高兴。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很多的。那时的科技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谓交流，主要就是写信。我在中西女校读书的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享誉全国的大作家了。我那时候很苦恼，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就鼓起勇气给他写信。此后的几十年里，除了“文革”期间的六年，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断。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渺小的读者之间的通信，居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中华儿女》：您出生在五四时期，又经历过“文革”，在您的眼中，这两个时代的年轻人与当下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有什么不同？
杨苡：应当说，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时期，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后来，我不大敢跟年轻人打交道了，因为他们爱“上纲上线”。当然，这是时代造成的。年轻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放思想。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有很好的条件，但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中华儿女》：杨家在您这一代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这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
杨苡：杨家人在我们的上一代就有人开始出国游学。我的父亲在日本是学经济的，可惜我们兄妹几个没有一个懂经济的。我哥哥、姐姐都很聪明，又努力，名气也大一些。我是太笨了，又贪玩儿，以前还写点儿东西，现在也写不动了！
责任编辑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