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上海置换一套学区房，以闵行区春申板块某小区为例，一套122平米的三房总价在1200万左右，紧凑两房880万左右。”“85后”上海妈妈宿梦迎最近忙着为即将幼升小的女儿规划升学路径。
　　作为新上海人，宿梦迎早在几年前购置了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套房产，“这套房子目前对口的是区内二梯队的公办学校，我们原本打算置换一套对口更好的学区房。”
　　考察了一圈，“符合我们目标的对口学区房，单价都在9万多一平米。看中一套96平米的二手房，房东要求808万全款支付。”
　　根据2019年上海社科院一项6000人的調查显示，在有上海户籍的女性中，更可能生育二胎的女性集中于这样一个群体：年龄集中在30到39岁，大都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家庭年收入在20万到200万之间，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访者家庭住房面积在170平米以上，四分之一的家庭雇佣了全职育儿嫂，一半的被访者家庭拥有“学区房”。
　　生存成本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在“婚姻焦虑”“生育焦虑”的背后，年轻人对于是否生娃，存在更多元的考量。

二胎生育意愿不高

　　据媒体公开统计数据，上海结婚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适婚人口平均结婚年龄较晚，2019年女性与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岁、32岁，高于全国平均值的25岁、26岁。
　　同时，上海的适婚人口生育意愿也偏低，二胎生育意愿不高，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仅约25%，远低于全国水平。同时结了婚却没有生育孩子意愿的潜在“丁克家庭”已经占到12.4%。

　　“ 现在并不是上海年出生人口最低的时期， 在2000年左右上海户籍人口每年只出生5万到6万人口。”

　　从时间轴上看，出生率维持极低水平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上海的出生率水平曾经达到50‰，这时期上海基本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5万以上，甚至有时超过30万;这一数据自1960年后开始下降，到了70年代上半期，上海最低年出生人口大约10万;在80年代第二波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率有较小的反弹，但是也没有超过20‰;到了90年代，上海的出生率和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了。”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相对于全国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上海早在70年代生育水平就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到低生育率状况。任远分析，“上海的出生率以户籍人口口径看，在1990年为10.25‰，在2019年约是6‰。上海已经是长期维持极低的生育水平，现在总和生育率是0.8左右。”
　　事实上，“现在并不是上海年出生人口最低的时期，在2000年左右上海户籍人口每年只出生5万到6万人。” 任远说。
　　据搜狐网旗下搜狐城市2020年11月题为《一二线城市生育图鉴》的报道，除了上海，南通、宁波、无锡、嘉兴、绍兴等长三角城市出生率也偏低。根据2009-2018年共10年间的户籍人口各项数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07‰，上海以7.69‰位列倒数第二，南通以7.3‰位列倒数第一。其余城市诸如无锡、宁波出生率同为8.72‰，嘉兴8.64‰，绍兴8.21‰。
　　以南通为例，在 GDP TOP25的城市里，南通是唯一一个人口净流出的城市。也就是说，南通的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
　　而且从2010年到2018年这8年时间里，与南通GDP体量相当的几个城市对比来看，泉州常住人口增加56万，东莞17万，济南64万，合肥63万，烟台15万。同样的时间里，南通的常住人口仅仅增加了3万人，平均一年不到4000人。
　　新生人口少还导致南通成为全国最“老”的城市之一。据《南通市“十三五”就业及社会保障体系规划》，南通的人口高峰预计将会出现在2030年，届时60岁以上的老人将接近本地总人口的一半。

　　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老龄化率全部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内地31个省区市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老龄化率全部跻身前十。
　　“在东部沿海的工业化地带，城镇化水平较高，生育水平都相对较低，尤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生育水平会更低。”任远分析。

生育压力大在哪儿

　　“上海各项生育公共服务，包括生育津贴、男女平等、托育服务、卫生保健等方面，在绝对水平上无疑达到了国内城市的领先水平。”任远认为，“但上海的生育压力还是比较大。”
　　根据上海市妇联、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一份《上海女性生活与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女性不想生育的原因，排在前几位的是经济压力太大（35.9%）、年龄或身体条件不适合生育（21.9%）、住房条件不足（13.6%）、孩子将来入园、入学、升学压力大（11.6%）。
　　另外，女性生育意愿不强的因素还有，缺乏带孩子的帮手（7.0%）、希望更多地投入事业（5.3%）、希望拥有自由的生活（4.7%）、担忧食品或生态环境安全（1.7%）、工作单位反对（0.6%）。
　　上海及长三角部分城市低结婚率和生育率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城市化充分的地区市场竞争和工作压力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伴随着生育成本较高，这些都会限制生育率。”任远分析。
　　另外，经济社会发达程度更高，也让这些地区女性地位更高，女性独立意识更强，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都会带来相对更低的生育率。
　　至于二胎，养育成本基本是大多数家庭是否“立项”二胎的主要考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这类大城市，生二胎要求家庭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上，否则较难负担得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沈洋说。
　　宿梦迎不算是“魔都”特别“鸡血”的妈妈，但在教育投入上也花费不少。
　　她给本刊记者算了一下育儿账单：目前孩子幼儿园大班的学费是8000一个月，一年超过8万元。此外还有各种兴趣班，美术课13000元、英语线上6000元、线下13000元、舞蹈课10000元、钢琴14000元、音乐剧16000元、游泳課12000元、幼小衔接课程9000元以上，再加上其他线上课、衣服、营养品、保险、日常支出六七万元。粗略算下来，一个典型上海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养育一个3到6岁孩子的花费一年在25万元左右。

　　“ 上海各项生育公共服务，包括生育津贴、男女平等、托育服务、卫生保健等方面， 在绝对水平上无疑达到了国内城市的领先水平。”任远认为，“但上海的生育压力还是比较大。”

　　“这还没有计算家庭旅游费用，”宿梦迎说，“如果再生一个，花费都要再翻倍，的确吃不消。”
　　苏宁金融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育儿成本中上海位居全国第二（第一是北京），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精力的投入。
　　在生女儿之前，宿梦迎从事的是财务工作，在女儿0-3岁期间，宿梦迎推掉了所有工作，直到孩子送入幼儿园后，她开始在跨境电商社区营销方面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方向。
　　“早上七点多准备孩子早餐，放学后要送去补习班，回家还得辅导作业，老公经常出差不在家的情况下，这种育儿节奏注定我不方便找朝九晚五的工作。”宿梦迎说，“好在社交电商工作时间非常自由，这是目前能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最优方案了。”
　　在长三角区域从事外贸销售工作的“90后”小陆，在新能源汽车配件供应领域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业绩最好的时候，我一年能为公司拿下近2000万的销售额。一旦怀孕，手上的大客户肯定会被分出去，这意味着我的收入直降80%。”小陆苦笑说，“而销售的底薪只有5000元。”
　　智联招聘CEO郭盛曾在公开采访中称，很多公司在招聘女员工时更加看重员工的生育状况，一些女性为了获得职位，不得不在简历中写明“已婚已二育”。
　　“现实就是，为了保住事业和收入，近几年内我都不会选择生育。”小陆说。

上海拟“出招”

　　生育率低下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制度、经济、社会、行为、心理等一系列的因素。解决人口问题不仅仅需要人口政策，更需要整合全社会的政策体系。
　　事实上，如何让上海年轻人“想生”甚至“多生”，上海想了不少“招”。
　　2021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妇联围绕女性就业及身心健康、生育政策等方面提交了多份提案，包括上海应加强生育社会支持，保障生育期妇女合法权益，减轻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呼吁以家庭为单位评估抚养负担，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税;应增设夫妻共用育儿假，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三分之一;增强隔代照料者社会福利水平，提供“喘息服务”，关爱隔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制定“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每年评选表彰一批“家庭友好型企业”等。
　　上海市人大代表曾乐才建议从一部分不需要公积金买房、租房的青年市民开始，分步推进住房公积金转型，将“住房公积金”逐步改造成“育儿公积金”。
　　“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考虑低生育率时期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提供良好的生育服务和配套政策，降低生育抚育和子女教育的成本。”任远说。
　　如今，相关配套政策也已逐步出台。
　　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未来上海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加强优生优育服务。内容包括积极扩大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供给，建立支持家庭发展的综合性政策体系，支持女性平等就业，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等。
　　在教育方面，上海将加大对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区域的政策倾斜和投入力度，合理规划学前教育资源布局，加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和快乐启蒙教育，提高优质幼儿园的比例，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当前已经有条件使得生育回归人们的自主选择。”任远建议，一些不育和不孕人群，以及不少年龄比较大的女性，他们有生育意向和经济基础，需要在医疗技术和辅助生殖上给予一定的保障和技术支持;对于单亲妈妈，其生育和户籍登记、生活安排，乃至社会舆论都可能面临困难和限制，在生育政策的调整上也需要探索对单亲妈妈“去污名化”的举措。
　　“当然，仍然需要强调避免出现‘非意愿怀孕”，即使在低生育率时期，也需要做好更加普及的避孕节育和家庭生育计划服务，例如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要做好性安全教育和保护。对于上海来说，进一步改善城市的品质，为生活在上海的家庭和人口创造更好的公共服务，这也是建设人民城市在生育配套服务上的要求。”任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