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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九月一日，黄克孙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悲痛—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盖棺定论，他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物理学家。记得八年前，第一次访黄教授，他亲口对我说：“一百年后，若还有人记得我黄克孙的名字，一定是因为我写的诗及我的译诗。”说得多么坦荡自信。我把黄教授的话转告给一位物理学家，他不同意，他认为黄教授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同样可以名垂史册。他的物理学著作包括：《统计力学》（Statistical Mechanics）、《夸克、轻子和规范场》（Quarks， Leptons and Gauge Fields）、《量子场论：从算符到路径积分》（Quantum Field Theory： From Operators to Path Integrals）和《自然的基本力：规范场的故事》（Fundamental Forces of Nature： The Story of Gauge Fields）。尤其第一本《统计力学》，是国际上标准的研究生统计力学教材。
二○一六年六七月间，他预感来日不多，寄来一本书稿《平居有所思》，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兩方面的总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电邮不断，校对修改此书。八月中旬，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未见回音，心想不妙，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几天后，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我父亲身体不适，他让我代他回复。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他很喜欢，它为父亲在最后的时间里带来了舒心，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要我一定转告，他为你感到骄傲，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这些美好的交往。”十天后，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他走前能看到这本书，也算是一种安慰。
我不知道像黄克孙这样的老人天底下还有多少，但像他这样学贯中西、游走科学与文艺之间的“两栖人”走一个少一个，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大概也很少这样的人了。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黄教授有些来往。他是一个很文艺的人，诗词书画音乐舞蹈，样样精通，但绝不多愁感伤。说话行事，干净利索，我们电邮来来回回，他总是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二○一五年他病重在床，春节前夕，我电邮给他拜年，大年三十早上，看到他的回复：“去年移居波士顿。这里比较冷，昨天下了一场大雪，遍地白茫茫，真是瑞雪迎春！《梦雨录》后不常作诗。计有几篇，谨付上。”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一封“流露情感”的电邮，而且还是借景抒情。他在附录的七言绝句八首《生平》中，第一首即写道：“尘封旧念别华年，镇日蹉跎老病边。有女殷勤长侍奉，回身拭泪感苍天。”《生平》八首，可谓黄教授的追忆似水年华，也令我联想到杜甫的《秋兴八首》。
黄教授晚年常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客座。南洋，成了他晚年的第二个家。我偶尔也会约了朋友去看他，和他吃饭聊天，每次总是受益良多。有一次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在读基辛格的《论中国》、托马斯·匹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和陶德·霍夫曼的《内部间谍》。黄教授认为，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物理学家是：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问他对斯蒂芬·霍金的看法，黄教授说霍金被过度抬高了，是媒体把霍金炒成了这样，因为他的身体特征有新闻性。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黄教授说科学家讲的是逻辑，宗教家讲的是信仰。他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拿破仑曾问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为何在他的书中一句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明确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上帝存在）那个假设。”拿破仑将这句回答告诉另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拉格朗日却说：“这是个好假设！它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人类面对的问题，科学并不能（至少在现阶段）完全解释，这个时候宗教可以“帮一把”。
犹记二○一四年十月底，黄教授说他即将返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听一场室内乐演出：一对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二日的下午，我随即买了三张票，还约了一位朋友同去。那天，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毫不马虎，可见老派人对“听音乐”这事的尊重。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演出前，我们逛了一会儿。之前，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可是，那天黄教授显然有了些许龙钟之态，走了几分钟，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最近身体不适，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听音乐时，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尽管他认为维多利亚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并不理想。晚上，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萃英阁就餐。饭桌上，老先生聊起傅聪、郎朗和李云迪。他认为“傅聪弹莫扎特实在好，郎朗弹莫扎特就不行了，他也有自知之明，几乎不碰莫扎特；但贝多芬是郎朗的强项，他最近录制的贝多芬第四钢协，好极了。李云迪，肖邦弹得好，他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也不错，弹贝多芬钢协就不如郎朗了”。晚餐后，我们把他送回南洋理工大学的专家宿舍，夜色里挥手道别。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周后他返美，不久查出患了癌症，再也不能来新加坡了。
二○一五年十月，黄教授给我寄了一张芭蕾舞《天鹅湖》碟片，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版，跳男女主角的分别是?ngel Corella和Gillian Murphy。这是近年来最好的《天鹅湖》版本。信封里他还附了一张剪报的复印件，是旧王孙溥儒的对联：“偶磋百甓范大篆，敢向千圆露一觚。”黄教授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大概受到这位西山逸士的影响。黄教授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多能写一手好字。小时候他临颜鲁公的帖子，后来又临苏东坡。但他最喜欢的是怀素，他说：“怀素不能临，那是草书。怀素的草书是很惊人的。”记得有次老人偶然见到台湾书法家董阳孜题写的“牡丹亭”三字，叹道：“笔力不凡！”除了怀素、王羲之，他还偏爱清代的邓石如，尤其痴迷他的篆书，他说邓石如的篆书笔画布局往往灵活多变，有时笔画稍偏，有时笔画微斜，线条就这么破格一点点，字的“情感”就出来了，很微妙，这个分寸不好把握，但邓石如得心应手，控制得恰到好处。字，也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不是呆板的符号。黄教授的办公室内悬有他自书的四联，写的是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他很珍惜它，病重后，又把它运回了美国。有一次，我向先生求字，他爽快答应。不久他就返美了，心想，这事多半就泡汤了。不料，半年后黄先生重回南洋，第二天就托人送来一幅墨宝，写了一首七律：“斜阳寂寂对凭栏，闻说桃源在此山。一片飞花轻落地，不随流水到人间。春水细雨满天南，野道无人景色宽。唯有梦中能滑步，翩翩轻度紫罗兰。”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先生后来解释，他在美国比较悠闲，状态好，书写工具也好，字当然也就写得比较好。 黄克孙在科学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他另一个衔头—波斯诗人奥玛《鲁拜集》的译者，似乎更响亮。这本年轻时用七言绝句翻译的诗集，给他带来了物理学界之外的名声。其中一首：“冥冥有手写天书，彩笔无情挥不已；流尽人间泪几千，不能洗去半行字。”这样的翻译，真令人叫绝。
一九八六年，台湾书林出版社重印了这本旧译，因为书林同时也出版了钱锺书的著作，所以出版社顺便寄了一本《鲁拜集》给钱锺书，钱先生看了，对黄先生的译本颇为夸奖：“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他后来在《平居有所思》一书里写道：“钱锺书的好评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头一次觉得我的诗可以登大雅之堂了！于是，收集过去和近来写的诗，陆续出版了两本诗集《沧江集》和《梦雨录》。”
年轻时，黄克孙就参与诗社活动，唐德刚等人在纽约组织“白马文艺社”，黄教授偶尔也去凑个热闹。他记得胡适来过一次白马社的朗诵会，当时一位台湾诗人写了一首诗《我是青蛙》，里面掺杂了不少闽南方言，听了他的朗诵，胡适委婉批评：“诗还是不宜用方言的。”唐德刚的《白马社的旧诗词—重读黄克孙译〈鲁拜集〉》中说：“克孙是我们白马社的四五个发起人之一。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已拿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住在波士顿，时常自波城赶到纽约，来参加我们几个所组织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他来的目的自然是一石双鸟（有个美丽的女朋友在纽约嘛）。”
黄克孙除了写旧体诗，也写了不少白话诗。黄先生曾经告诉我：“其实，写新诗比写旧体诗还要难，没有规矩反而更加不知所措，要把新诗写得有诗味，非常不容易。”他认为：“白话诗的境界，许多是古诗不能达到的。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古诗写不出来的，勉强地写，就变成《琵琶行》那样，可以动人，但失去了生活的力量。反过来说，把《琵琶行》翻为白话诗，就失去了一种韵律的魅力。”黄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白话诗太雕琢词藻了，不够质朴，包括余光中。真要玩词藻，怎么比得过五代两宋词。但他非常欣赏艾青，觉得艾青的诗有新气象、有穿透力。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死在第二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都很平实感人。有一次黄教授背诵：“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他接着赞叹：“你看，这诗写得多么与众不同。古人也写雪，但从来不这样写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克孙和杨振宁有过合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在巴黎机场，他写了一张明信片给黄克孙先生。黄先生就这件事回忆道：“一九七一年我正在汉堡的DESY（德国电子回旋加速器）访问。有天晚上从一個餐馆出来时，在一个报摊上看到标题新闻，基辛格从北京返回，完成他历史性的秘密旅程。稍后，我收到杨振宁的中文信：‘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强烈的令人颤动的时刻。”（原文为英文，复旦大学教授施郁译）那一辈的科学家对“故国”充满思念，所以他生前最后一本书就定名为《平居有所思》。
很幸运，我一路来遇到不少有学问有格调的老人，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人生的老趣味和老道理。和黄克孙这样的人接触，会时时提醒自己的无知与肤浅，也告诫自己要心生敬畏，要知道天高地厚。
二○一六年六七月间，他预感来日不多，寄来一本书稿《平居有所思》，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兩方面的总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电邮不断，校对修改此书。八月中旬，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未见回音，心想不妙，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几天后，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我父亲身体不适，他让我代他回复。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他很喜欢，它为父亲在最后的时间里带来了舒心，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要我一定转告，他为你感到骄傲，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这些美好的交往。”十天后，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他走前能看到这本书，也算是一种安慰。
我不知道像黄克孙这样的老人天底下还有多少，但像他这样学贯中西、游走科学与文艺之间的“两栖人”走一个少一个，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大概也很少这样的人了。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黄教授有些来往。他是一个很文艺的人，诗词书画音乐舞蹈，样样精通，但绝不多愁感伤。说话行事，干净利索，我们电邮来来回回，他总是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二○一五年他病重在床，春节前夕，我电邮给他拜年，大年三十早上，看到他的回复：“去年移居波士顿。这里比较冷，昨天下了一场大雪，遍地白茫茫，真是瑞雪迎春！《梦雨录》后不常作诗。计有几篇，谨付上。”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一封“流露情感”的电邮，而且还是借景抒情。他在附录的七言绝句八首《生平》中，第一首即写道：“尘封旧念别华年，镇日蹉跎老病边。有女殷勤长侍奉，回身拭泪感苍天。”《生平》八首，可谓黄教授的追忆似水年华，也令我联想到杜甫的《秋兴八首》。
黄教授晚年常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客座。南洋，成了他晚年的第二个家。我偶尔也会约了朋友去看他，和他吃饭聊天，每次总是受益良多。有一次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在读基辛格的《论中国》、托马斯·匹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和陶德·霍夫曼的《内部间谍》。黄教授认为，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物理学家是：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问他对斯蒂芬·霍金的看法，黄教授说霍金被过度抬高了，是媒体把霍金炒成了这样，因为他的身体特征有新闻性。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黄教授说科学家讲的是逻辑，宗教家讲的是信仰。他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拿破仑曾问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为何在他的书中一句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明确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上帝存在）那个假设。”拿破仑将这句回答告诉另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拉格朗日却说：“这是个好假设！它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人类面对的问题，科学并不能（至少在现阶段）完全解释，这个时候宗教可以“帮一把”。
犹记二○一四年十月底，黄教授说他即将返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听一场室内乐演出：一对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二日的下午，我随即买了三张票，还约了一位朋友同去。那天，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毫不马虎，可见老派人对“听音乐”这事的尊重。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演出前，我们逛了一会儿。之前，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可是，那天黄教授显然有了些许龙钟之态，走了几分钟，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最近身体不适，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听音乐时，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尽管他认为维多利亚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并不理想。晚上，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萃英阁就餐。饭桌上，老先生聊起傅聪、郎朗和李云迪。他认为“傅聪弹莫扎特实在好，郎朗弹莫扎特就不行了，他也有自知之明，几乎不碰莫扎特；但贝多芬是郎朗的强项，他最近录制的贝多芬第四钢协，好极了。李云迪，肖邦弹得好，他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也不错，弹贝多芬钢协就不如郎朗了”。晚餐后，我们把他送回南洋理工大学的专家宿舍，夜色里挥手道别。那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周后他返美，不久查出患了癌症，再也不能来新加坡了。
二○一五年十月，黄教授给我寄了一张芭蕾舞《天鹅湖》碟片，是美国芭蕾舞剧院版，跳男女主角的分别是?ngel Corella和Gillian Murphy。这是近年来最好的《天鹅湖》版本。信封里他还附了一张剪报的复印件，是旧王孙溥儒的对联：“偶磋百甓范大篆，敢向千圆露一觚。”黄教授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大概受到这位西山逸士的影响。黄教授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多能写一手好字。小时候他临颜鲁公的帖子，后来又临苏东坡。但他最喜欢的是怀素，他说：“怀素不能临，那是草书。怀素的草书是很惊人的。”记得有次老人偶然见到台湾书法家董阳孜题写的“牡丹亭”三字，叹道：“笔力不凡！”除了怀素、王羲之，他还偏爱清代的邓石如，尤其痴迷他的篆书，他说邓石如的篆书笔画布局往往灵活多变，有时笔画稍偏，有时笔画微斜，线条就这么破格一点点，字的“情感”就出来了，很微妙，这个分寸不好把握，但邓石如得心应手，控制得恰到好处。字，也是有生命有情感的，不是呆板的符号。黄教授的办公室内悬有他自书的四联，写的是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他很珍惜它，病重后，又把它运回了美国。有一次，我向先生求字，他爽快答应。不久他就返美了，心想，这事多半就泡汤了。不料，半年后黄先生重回南洋，第二天就托人送来一幅墨宝，写了一首七律：“斜阳寂寂对凭栏，闻说桃源在此山。一片飞花轻落地，不随流水到人间。春水细雨满天南，野道无人景色宽。唯有梦中能滑步，翩翩轻度紫罗兰。”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先生后来解释，他在美国比较悠闲，状态好，书写工具也好，字当然也就写得比较好。 黄克孙在科学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他另一个衔头—波斯诗人奥玛《鲁拜集》的译者，似乎更响亮。这本年轻时用七言绝句翻译的诗集，给他带来了物理学界之外的名声。其中一首：“冥冥有手写天书，彩笔无情挥不已；流尽人间泪几千，不能洗去半行字。”这样的翻译，真令人叫绝。
一九八六年，台湾书林出版社重印了这本旧译，因为书林同时也出版了钱锺书的著作，所以出版社顺便寄了一本《鲁拜集》给钱锺书，钱先生看了，对黄先生的译本颇为夸奖：“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他后来在《平居有所思》一书里写道：“钱锺书的好评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头一次觉得我的诗可以登大雅之堂了！于是，收集过去和近来写的诗，陆续出版了两本诗集《沧江集》和《梦雨录》。”
年轻时，黄克孙就参与诗社活动，唐德刚等人在纽约组织“白马文艺社”，黄教授偶尔也去凑个热闹。他记得胡适来过一次白马社的朗诵会，当时一位台湾诗人写了一首诗《我是青蛙》，里面掺杂了不少闽南方言，听了他的朗诵，胡适委婉批评：“诗还是不宜用方言的。”唐德刚的《白马社的旧诗词—重读黄克孙译〈鲁拜集〉》中说：“克孙是我们白马社的四五个发起人之一。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已拿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住在波士顿，时常自波城赶到纽约，来参加我们几个所组织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他来的目的自然是一石双鸟（有个美丽的女朋友在纽约嘛）。”
黄克孙除了写旧体诗，也写了不少白话诗。黄先生曾经告诉我：“其实，写新诗比写旧体诗还要难，没有规矩反而更加不知所措，要把新诗写得有诗味，非常不容易。”他认为：“白话诗的境界，许多是古诗不能达到的。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古诗写不出来的，勉强地写，就变成《琵琶行》那样，可以动人，但失去了生活的力量。反过来说，把《琵琶行》翻为白话诗，就失去了一种韵律的魅力。”黄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白话诗太雕琢词藻了，不够质朴，包括余光中。真要玩词藻，怎么比得过五代两宋词。但他非常欣赏艾青，觉得艾青的诗有新气象、有穿透力。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死在第二次》《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都很平实感人。有一次黄教授背诵：“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他接着赞叹：“你看，这诗写得多么与众不同。古人也写雪，但从来不这样写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克孙和杨振宁有过合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在巴黎机场，他写了一张明信片给黄克孙先生。黄先生就这件事回忆道：“一九七一年我正在汉堡的DESY（德国电子回旋加速器）访问。有天晚上从一個餐馆出来时，在一个报摊上看到标题新闻，基辛格从北京返回，完成他历史性的秘密旅程。稍后，我收到杨振宁的中文信：‘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强烈的令人颤动的时刻。”（原文为英文，复旦大学教授施郁译）那一辈的科学家对“故国”充满思念，所以他生前最后一本书就定名为《平居有所思》。
很幸运，我一路来遇到不少有学问有格调的老人，在他们身上领略到人生的老趣味和老道理。和黄克孙这样的人接触，会时时提醒自己的无知与肤浅，也告诫自己要心生敬畏，要知道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