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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不知不觉间，2011年即将走过。忙碌了一年的人们，自进入12月便开始了年终奖的各种讨论及猜测。在“百度贴吧”，微博网友们纷纷以“晒”年终奖的方式品味着所有快乐以及忧愁。
有“技巧”的发放
自2011年9月1日起，新“个税法”正式实施，工资、薪金的免征额调至3500元。出于减轻个人纳税负担考虑，国家对年终奖采取了优惠计税的特殊方式。但在发放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因多发1元钱而被划到高一档税率，最后拿到手里的钱反而大大减少的情况。因此，发放年终奖需要仔细的盘算一番，避免临界点。有网友调侃“发钱还成了个技术活”。
2011年11月份，北京市为追求居民收入增长能够达到7﹪的目标，要求国有企业提前发放年终奖。这就等于一年发了两次年终奖，所缴税额或将成倍增长，交税过多也就失去了年终奖的本质意义，所以很多企业都对此格外小心。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则向记者讲到：“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个人所得税的收取方式”，改成“按年计税，按次预交，多退少补”的形式。“按年计税”就是个人所得税要根据你这个人的年收入来计算，年终奖和工资收入的组成部分，一年一统计，就不会出现分开计算的问题。如果每年只收一次税，工作量就会很集中，这样也不利于纳税的均衡性，所以可按月预缴一定的费用，还是由单位来代收代缴。到了年底汇算清缴，每个人都要申报一年的收入，再计算出应缴纳的所得税额，然后多退少补。”
国有企业叫人眼红
国有企业“富得流油”以及“旱涝保收”的生存法则吸引了更多人的前往，这不仅表现在平时消费的大手笔，年终奖上更是毫不含糊，从普通员工的几万到高管的十几万，国有企业的年终奖水平遥遥领先于一般企业。此时，烟草、石油、煤炭、电力等垄断性行业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而“一汽”27个月工资的年终奖，则再一次引爆大众的情绪。
朱晓丽是红柳林煤矿集团的中层管理员。“红柳林”是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神府开发区规划的大型矿井。朱晓丽每每谈起“大红包”就眉飞色舞：“我们领导说了，今年虽然整个经济环境不景气，但红柳林的士气不能倒。今年要给我们封‘大红包’，比起一级主管买高级跑车，我的也只够买个10多万的吉利‘美人跑’了！”
而朱晓丽的一个同学在长庆采气二厂工作，做的和朱晓丽一样的中层，4个管理分了62万的年终奖。
国有企业员工对外很少泄露年终奖的相关信息，在记者的再三劝说之下，赵女士才透露了自己的年终奖情况。她在一家国有企业财务部工作，她们单位不到300人，虽然效益一般，但正式职工每年几万元的年终奖是“雷打不动”的，甚至那些常年有病或因其他原因休息在家的职工，也可领几千块。
张先生是北京市某设计研究院的一位中层领导，他告诉记者，他每年的年终奖是10万元。“虽然平时每月的工资不高，但是到年底都补回来了，跟效益好的外资企业差不了多少。”
记者的一位朋友在县级的电力部门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平均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虽然该系统2011年狂呼“亏损”，可年终奖却发了4万。这样的年终奖对于民营企业的员工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很多网友表达着自己的感慨：“如果民营企业的年终奖在4万，可以理解，因为其身处充分竞争的环境之下。而国企得到的是全民的支持，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经营情况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为什么待遇会比一般企业的高？”这样的质疑多年来从未间断过。
公务员不温不火
近年，公务员热潮一浪胜过一浪，很多人选择加入公务员行列看重的就是稳定的收入，宽松的工作环境，渐渐变成了现代的一种生存方式。相对而言，公务员的年终奖虽比不上垄断企业的那般洒脱，却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在北京市某区直单位的一位公务员透露，“每到年终，上级会对区内各个单位进行年终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两类。一类单位职工不分级别，奖金为9500元，二类单位职工奖金9000元，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因为有进乡补贴，可能还会多些，有1万3左右”。此外，每位职工年底还会多发一个月工资。而2011年统计的北京地区企业人均年终奖为5008元，位居全国之首。相较之下，北京公务员的“年终奖”要高出企业职工平均水平不少。不过，公务员待遇在不同地区之间也有较大差异，其他地区公务员的“年终奖”要明显比北京等大城市的公务员少。
在东北某县人事局工作的一名公务员向记者介绍，“相比其他工作，自己的收入处在中间水平，单位的年终奖实行的是分档制，第一档10000元、第二档8000元、第三档6000元，自己年底大概能多领到8000元。”但他透露，“各个单位的情况大不一样，比如土地局、工商、税务、法院相比要高一些，也有部分单位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同时每年也会发大米、豆油、猪肉作为年终福利，折合起来每年也就几百块钱。”
民营企业花样多
民营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仅少数企业独占行业的领头羊，大多数都还处在成长阶段，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时刻经受着种种考验，发出的年终奖自然也是千奇百怪。微博上曝出6位数的年终奖，只是民营企业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奇迹”，多数民营企业的年终奖都还是在低水平徘徊。“我们年终发的都是绩效奖金，多的有2万，少的则1分没有。”北京市某公关公司的孙经理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奖，“这都是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完成情况来确定的，也就是分红。”孙先生说，“我们严格按照员工的贡献大小来分配绩效奖金，福利型的年终奖金我们是一分没有的。”
在一家国内大型物流企业任职的吴先生说：“除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外，其他的红包也会很突然地给，而这些基本就是给所谓的重点员工的，每年的年底基本都是人员跳槽的时候，所以这时多给的红包基本上是对重点员工的挽留。而在年终总结会上有抽奖活动，奖项则是出国游，这是年终福利的一部分。”
反观小企业的情况则很不乐观。小张工作在北京市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公司里有60多人，因为2011年生产企业的集体倒闭，导致出口业务急剧下降。他向记者诉苦道：“公司也是艰难度日，老板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每次看见老板憔悴的样子，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提及年终奖一事。公司里有一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据说还借了高利贷，而年终奖一事估计也几乎泡汤了。”
网友也曝出了五花八门的年终奖。有的发馒头，意为“蒸蒸日上”，有的发12个红包，每个红包装1块钱，意为“月月有红利”；更有老板要给员工逐个洗脚作为年终奖，以对过往一年的辛苦表示感谢。最令员工无奈甚至感到愤怒的则是，有些企业发烂苹果、烂带鱼、即将过期的酸奶应付了事。
可怜的那群人
回顾过往的2011年，总有一群人因所处行业不景气，整体市场环境的糟糕而艰难度日，年终奖变成了一种奢望。
2011年，全国开始全力狙击房价，各地相继出台限购政策。北京市周边区县的房价开始有所松动，成交量整体下跌，部分小型地产企业开始纷纷退场，而大型地产企业也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地产行业告别了暴利的时代，早年间地产企业高管十几万年终奖的记录如今也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欠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讨薪者曝出不曾领过年终奖的事。转观今年，地产企业真的难再发出年终奖了。李明在北京市一家地产公司做销售主管已3年多的时间，在前几年房地产火爆时，自己每年的收入在七八万元左右，年终奖也是根据销售业绩直接挂钩，最好的一年曾拿到过3万元左右。他说：“同事们彼此心知肚明，从没有谈论过年终奖，只要不被解雇就算是满足了，还奢望什么年终奖。”
屈辰一直在为年后跳槽还是年前跳槽犹豫不决。他是一家房地产代理机构的销售经理。公司下半年营业额大幅缩水，他有过3次跳槽经历，都是被别的公司提薪挖走的。如果是在往年，他肯定会等到年后再走，但是2011年年终估计“没多少油水”，晚走早走都差不多。“我有一个朋友是基金公司的研究员，业绩好时每年都能拿到几乎全年工资的年终奖。只是2011年证券整体环境不是很好，他的红包也缩水了不少。就这，据说到手都有30万！你说我们做房地产累死累活图什么。”屈辰说：“不过我还要继续观望，今年他们普通员工的新年红包还不如我们这个行业的呢。”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郑旺 等）
有“技巧”的发放
自2011年9月1日起，新“个税法”正式实施，工资、薪金的免征额调至3500元。出于减轻个人纳税负担考虑，国家对年终奖采取了优惠计税的特殊方式。但在发放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因多发1元钱而被划到高一档税率，最后拿到手里的钱反而大大减少的情况。因此，发放年终奖需要仔细的盘算一番，避免临界点。有网友调侃“发钱还成了个技术活”。
2011年11月份，北京市为追求居民收入增长能够达到7﹪的目标，要求国有企业提前发放年终奖。这就等于一年发了两次年终奖，所缴税额或将成倍增长，交税过多也就失去了年终奖的本质意义，所以很多企业都对此格外小心。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则向记者讲到：“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个人所得税的收取方式”，改成“按年计税，按次预交，多退少补”的形式。“按年计税”就是个人所得税要根据你这个人的年收入来计算，年终奖和工资收入的组成部分，一年一统计，就不会出现分开计算的问题。如果每年只收一次税，工作量就会很集中，这样也不利于纳税的均衡性，所以可按月预缴一定的费用，还是由单位来代收代缴。到了年底汇算清缴，每个人都要申报一年的收入，再计算出应缴纳的所得税额，然后多退少补。”
国有企业叫人眼红
国有企业“富得流油”以及“旱涝保收”的生存法则吸引了更多人的前往，这不仅表现在平时消费的大手笔，年终奖上更是毫不含糊，从普通员工的几万到高管的十几万，国有企业的年终奖水平遥遥领先于一般企业。此时，烟草、石油、煤炭、电力等垄断性行业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而“一汽”27个月工资的年终奖，则再一次引爆大众的情绪。
朱晓丽是红柳林煤矿集团的中层管理员。“红柳林”是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神府开发区规划的大型矿井。朱晓丽每每谈起“大红包”就眉飞色舞：“我们领导说了，今年虽然整个经济环境不景气，但红柳林的士气不能倒。今年要给我们封‘大红包’，比起一级主管买高级跑车，我的也只够买个10多万的吉利‘美人跑’了！”
而朱晓丽的一个同学在长庆采气二厂工作，做的和朱晓丽一样的中层，4个管理分了62万的年终奖。
国有企业员工对外很少泄露年终奖的相关信息，在记者的再三劝说之下，赵女士才透露了自己的年终奖情况。她在一家国有企业财务部工作，她们单位不到300人，虽然效益一般，但正式职工每年几万元的年终奖是“雷打不动”的，甚至那些常年有病或因其他原因休息在家的职工，也可领几千块。
张先生是北京市某设计研究院的一位中层领导，他告诉记者，他每年的年终奖是10万元。“虽然平时每月的工资不高，但是到年底都补回来了，跟效益好的外资企业差不了多少。”
记者的一位朋友在县级的电力部门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平均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虽然该系统2011年狂呼“亏损”，可年终奖却发了4万。这样的年终奖对于民营企业的员工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很多网友表达着自己的感慨：“如果民营企业的年终奖在4万，可以理解，因为其身处充分竞争的环境之下。而国企得到的是全民的支持，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经营情况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为什么待遇会比一般企业的高？”这样的质疑多年来从未间断过。
公务员不温不火
近年，公务员热潮一浪胜过一浪，很多人选择加入公务员行列看重的就是稳定的收入，宽松的工作环境，渐渐变成了现代的一种生存方式。相对而言，公务员的年终奖虽比不上垄断企业的那般洒脱，却也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在北京市某区直单位的一位公务员透露，“每到年终，上级会对区内各个单位进行年终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两类。一类单位职工不分级别，奖金为9500元，二类单位职工奖金9000元，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因为有进乡补贴，可能还会多些，有1万3左右”。此外，每位职工年底还会多发一个月工资。而2011年统计的北京地区企业人均年终奖为5008元，位居全国之首。相较之下，北京公务员的“年终奖”要高出企业职工平均水平不少。不过，公务员待遇在不同地区之间也有较大差异，其他地区公务员的“年终奖”要明显比北京等大城市的公务员少。
在东北某县人事局工作的一名公务员向记者介绍，“相比其他工作，自己的收入处在中间水平，单位的年终奖实行的是分档制，第一档10000元、第二档8000元、第三档6000元，自己年底大概能多领到8000元。”但他透露，“各个单位的情况大不一样，比如土地局、工商、税务、法院相比要高一些，也有部分单位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同时每年也会发大米、豆油、猪肉作为年终福利，折合起来每年也就几百块钱。”
民营企业花样多
民营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仅少数企业独占行业的领头羊，大多数都还处在成长阶段，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时刻经受着种种考验，发出的年终奖自然也是千奇百怪。微博上曝出6位数的年终奖，只是民营企业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奇迹”，多数民营企业的年终奖都还是在低水平徘徊。“我们年终发的都是绩效奖金，多的有2万，少的则1分没有。”北京市某公关公司的孙经理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奖，“这都是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完成情况来确定的，也就是分红。”孙先生说，“我们严格按照员工的贡献大小来分配绩效奖金，福利型的年终奖金我们是一分没有的。”
在一家国内大型物流企业任职的吴先生说：“除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外，其他的红包也会很突然地给，而这些基本就是给所谓的重点员工的，每年的年底基本都是人员跳槽的时候，所以这时多给的红包基本上是对重点员工的挽留。而在年终总结会上有抽奖活动，奖项则是出国游，这是年终福利的一部分。”
反观小企业的情况则很不乐观。小张工作在北京市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公司里有60多人，因为2011年生产企业的集体倒闭，导致出口业务急剧下降。他向记者诉苦道：“公司也是艰难度日，老板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每次看见老板憔悴的样子，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提及年终奖一事。公司里有一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据说还借了高利贷，而年终奖一事估计也几乎泡汤了。”
网友也曝出了五花八门的年终奖。有的发馒头，意为“蒸蒸日上”，有的发12个红包，每个红包装1块钱，意为“月月有红利”；更有老板要给员工逐个洗脚作为年终奖，以对过往一年的辛苦表示感谢。最令员工无奈甚至感到愤怒的则是，有些企业发烂苹果、烂带鱼、即将过期的酸奶应付了事。
可怜的那群人
回顾过往的2011年，总有一群人因所处行业不景气，整体市场环境的糟糕而艰难度日，年终奖变成了一种奢望。
2011年，全国开始全力狙击房价，各地相继出台限购政策。北京市周边区县的房价开始有所松动，成交量整体下跌，部分小型地产企业开始纷纷退场，而大型地产企业也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地产行业告别了暴利的时代，早年间地产企业高管十几万年终奖的记录如今也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SOHO中国上海分公司“欠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讨薪者曝出不曾领过年终奖的事。转观今年，地产企业真的难再发出年终奖了。李明在北京市一家地产公司做销售主管已3年多的时间，在前几年房地产火爆时，自己每年的收入在七八万元左右，年终奖也是根据销售业绩直接挂钩，最好的一年曾拿到过3万元左右。他说：“同事们彼此心知肚明，从没有谈论过年终奖，只要不被解雇就算是满足了，还奢望什么年终奖。”
屈辰一直在为年后跳槽还是年前跳槽犹豫不决。他是一家房地产代理机构的销售经理。公司下半年营业额大幅缩水，他有过3次跳槽经历，都是被别的公司提薪挖走的。如果是在往年，他肯定会等到年后再走，但是2011年年终估计“没多少油水”，晚走早走都差不多。“我有一个朋友是基金公司的研究员，业绩好时每年都能拿到几乎全年工资的年终奖。只是2011年证券整体环境不是很好，他的红包也缩水了不少。就这，据说到手都有30万！你说我们做房地产累死累活图什么。”屈辰说：“不过我还要继续观望，今年他们普通员工的新年红包还不如我们这个行业的呢。”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郑旺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