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靠武夷山，南接古建州府建瓯，论资历，建阳贵为福建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
论文化，器物有建盏，曜变为绝世美器，思辨有朱子理学，此为东方哲学之正宗、基础。
行走在建阳古地，从格物到致知，旅行不能不被沾染上浓浓的儒雅风度。
建盏，曜变的是花纹也是命运
在陪我们喝茶的时候，谢道华的身份是老道的制瓷匠师。“建盏的兴起和古时福建茶业的繁荣以及民间点茶、斗茶之风的盛行，本来就脱不了干系”，他随意说起建窑的制瓷史，却有意让我们在手中的茶盏与茶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脱于简单的容器与汤水的互动关系。
确实，在褐金盏沿的稍下方，从杯底处均匀散发出的细密乌黑筋脉，一经澄清茶汤的微漾，立马栩栩如生如兔子身上迎风颤动的丛毛，再捻起茶盏一饮而尽，发现杯身却只是温热，似乎在传热性能上略显迟钝。
“你们手中的是金色兔毫盏，相比于惯见的青白瓷，它和其他种类的建盏一样都含铁量稍高，所以耐热，瓷身的硬度指数也更高一点，加上青黑瓷身与茶沫黑白分明，又特别适合斗茶”，谢道华这样向我们解释。
金兔毫是市场上最常见的建盏品种，却仍旧十分考验烧瓷师傅的技艺，从元朝开始出现的技术断层，让懂得烧制黑釉瓷的工匠越来越少，再加上配釉秘方的长期保密，能精进此术的人已是屈指可数。在谢道华自己专门的一间置盏室里，他恢复自己原本的研究员与鉴赏家身份，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自己多年来烧制以及淘来的“压箱底”。
几个银色兔毫盏褪去了金色的艳浮，给人感觉更为质朴，而对烧制技术的要求却要更上一个层次。
鹧鸪斑建盏，现在也被很多人认为即是油滴斑，瓷身内外壁的褐黑底釉，不规则落满如油沫一样的暗白色圆斑，倒也与闽北鹧鸪鸟的羽毛纹象非常相似，不过，这种器盏烧制难度更大，其成品率也相应更低。
建盏中的绝品是曜变斑，晦暗的斑点散布于盏身内壁，拿到窗边，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斑周围产生出以深蓝为主色的薄膜式眩丽彩晕的效果，而观看方位不同，曜变盏所呈现出来的光芒也不尽相同。因为难得，谢道华告诉我们，烧瓷时对曜变不要强求，能不能烧出来，靠缘分。
从建阳县城出发，沿着东向的817县道驾车约半个小时，经过一路的葱郁山田，可到水吉。
水吉的古建窑遗址与小成气候的现代建盏作坊，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藏家。北宋末年，崇奢好物的宋徽宗一度命人“官搭民烧”，从建窑烧出不少专供御前赐茶甚至皇室使用的“供御”贡品，建盏一时得宠，风光无限。进入南宋，制瓷技艺继续高升，那些守候建窑旁的古匠师们想不到，八百多年后，他们亲手烧制出来的几只黑釉瓷，已成该工艺顶级水准之不二代表，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几只黑釉瓷，现已全被当时的“东瀛小学生”——日本，藏于囊中。
宋元之际，几位涉海西来的日本留学僧人在浙江天目山径山寺修行，功德圆满之后，他们在启程回国时带走了几只建窑烧制的黑釉茶盏，命名为“天目瓷”。从此，天目瓷之说法远播海外，而建瓷之名却委屈其下。现今传世的建盏精品，几乎全在日本，寺院、博物馆、乃至民间，各有珠藏。最为炫目的“曜变天目”碗，世仅四件，都存日本，其中三件已被列为日本国宝。
本土建盏在海外被奉为他乡国宝，存世的绝品虽然都已东渡，但尚未被深度挖掘的建窑古址，如今当是更值得期待的地下工艺库藏。
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是古建窑址的所在地，多年来考古挖据的成果显示，两村之间有面积将近12万平方米的山林划在古窑场范围之内，横陈着最长达130多米的十几条龙窑。
后井村的大路后门古龙窑全长135米，考古人员在二十多年前恢复出了它中节近30来米的窑段。现在，窑周的矮缓山坡连着一片果树林，地上成堆成堆荒积着用来烧瓷的匣钵和垫饼，在窑沟里仔细找一找，还能捡出几块南宋时的建盏残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紧随周恩来总理恢复宋代五大名窑烧制技术的批示，厦门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尝试性”地对大路后门对面右边山头的芦花坪窑址周围进行过短期的二次挖掘，为当时发现的几座窑址建立了一个粗略的烧制年谱。谢道华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厦大考古系，1989年投入到古建窑持久性的考古挖掘工作之中，这一次重新挖掘所耗时间漫长，工程浩大繁冗。大路后门周围的几个山头，他随着考古队，带着当地几位村民，寸土必究地走了五六遍，挖掘出不少青白黑釉瓷的样品，也为十几个不同窑址的活动年份、主产何种瓷器等实质性考古难题，给出了答案。
朱熹，启蒙的是思想也是人心
出建阳市西郊，沿着考亭路南行，不用问路，也能找到那座“考亭书院”老石牌坊，其实倒也没有多远，离城3公里而已。石牌坊略显突兀地立在马路边上，身又高大，拔起于近处的丛草矮树。
对面的麻阳溪河道本是石牌坊的原址，前些年下游的建溪修筑水坝，为免被淹，牌坊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穿过它，往前登上182级台阶，是十多年前建的“文公祠”。文公祠前两个玩耍的十来岁小学生对我们的到来显得颇有兴趣，既央求着要看我们相机里的照片，也热心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吗，这个祠堂里有个人，是朱熹。”反问他们朱熹是谁，两个小家伙又瞪眼一笑，说，哈哈，我不知道。
1190年，花甲之龄的朱熹知闽南漳州，初到当地，即遇上棘手问题。当地的地主土绅强强联合，霸占耕地后反将土地税迁植到农民身上，随之产生的“田税不均”问题让失地农民苦不堪言，矛盾愈演愈烈。虽有心护民，但外来的朱熹势单力薄，甫颁一个折衷的“经界”措施，即遭利益方的强烈反对。自觉束手束脚，加上一年后痛闻长子朱塾病逝金华的噩耗，朱熹解职，回到了葬母地，建阳。
1192年，建阳的竹林精舍，也就是后来的沧州精舍、再后来的考亭书院落成时，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拜师求学。朱熹乐于传道，前前后后收了不少门生，为汇集他毕生心血的理学播下了传播种子。当年的考亭书院现今被淹没在了麻阳溪下，至于路边那块古旧的石牌坊，是几百年后的明朝御史蒋昭对朱文公的纪念。
朱熹一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闽北范围内活动，在闽北的大半辈子则颠簸在迁家和频繁的赴任路上。19岁年纪轻轻高中进士，闯进了南宋的朝政大堂，可惜当时的朝堂风向摇摆于与辽金元或战或和的脆弱时局之中，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于政治立场的选择，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仕途必须会风云多变，官位变换导致居住地的变更，为他的人生划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在路上”注脚。
1143年，14岁的朱熹和母亲遵父亲朱松遗愿，从江西饶州一路迁居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拜父亲的昔日好友刘子羽为义父，师从当地的著名学者刘子翚、胡宪和刘勉之。虽然几位乡贤都与受过二程理学思想影响的朱松过从甚密，但此时的朱熹仍难免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此学业非常用功，而老前辈们敦心教授，完成了自己非常称职的理学启蒙的任务，为朱熹的一生理学著述打下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走出五夫镇是在刘子翚去世后的第二年，那年朱熹19岁，参加殿试得中皇榜进士，而他一生并不顺畅的仕途，也福祸参半地从此开始了。
泉州同安县主簿是朱熹的第一份政职，23岁的朱熹似乎还并没有做好准备，政绩表现平平，无功无过，在职的五年时间里，显得求学之心有余而举政之力不足，任满之后，回到五夫，随即向南剑州剑浦（今南平市延平区）的退隐贤士李侗问道，并以至诚之志，从五夫步行三百里到延平，正式入李侗学门。
李侗的文化性格趋同于魏晋唐的张扬与随性，在整个宋朝文人都在理智地寻找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的平衡点时，他却仍将仕、隐视为鱼与熊掌，超然立于时代风气之外。他早年拜闽学鼻祖杨时及罗从彦为师，得授“洛学”，学成之后即退隐田居，一心研习理学，不问时政。而少年时同受“洛学”熏陶的朱熹，恰好与他志同道合，拜师之后，得了他的真传。
师从李侗对朱熹后来学说的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系统化地通过程门嫡系弟子吸收洛学要旨，也借由李侗对北宋时期重要思想家的学说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175年在与陆九渊就对立的两个哲学体系做过激烈的“鹅湖之会”辩论后，近天命之年的朱熹开始在晃荡的仕途上奔徙，他身上有一种典型的学者命，似乎并不太适合为官之道。
1178年他知南康军，同时借机对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进行修复，讲学授业。三年之后（1181年）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驻抚州半年，又被当朝宰相王淮改荐为浙东常平提举，在任时秉性耿直，纠察当地污弊时牵连影响到王淮的利益，于是很快被罢职，连带自己的理学学说也遭攻击。
解职后的朱熹回到武夷山，筑“武夷精舍”（即今天的紫阳书院），开门授业，此时，儒家经典“四书”经他之手大量刻印发行，成为后面朝代封建思想的顶梁柱。
1187年，王淮罢相，朱熹时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随后因得新任宰相赵汝愚赏识而过了几年顺畅日子，并在知潭州任上被擢升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做皇帝的顾问和老师，一时成为与天子走得最近的人。
好景不长，1195年权相韩侂胄开始主掌朝政风云，朱熹落职奉祠，两年后被划为“伪党”，其学说也被斥为“伪学”。这是朱熹一生最低谷的时期，晚来风急，他看不到闽学辉煌的那一天。1200年，朱熹在建阳考亭忧愤辞世。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断断续续住了近五十年，那里可说是闽学的源起地。现在的武夷山市五夫镇紫阳楼旁边，还有一棵两人环抱的大樟树，据说是少年朱熹亲手栽种。不过，紫阳楼虽一身鲜明的徽派建筑风格凸现在周围的民居之中，但地址却并不好找。我们去的那天，走错两次岔路，后来向几位坐在门前剥莲子的农村妇女问路，她们拿手一指说，喏，朱熹的故居嘛，就在那里。
古圣贤的地盘，她们说起朱熹就像说起自己的老邻居似的，我有点感慨，他们对“理学大宗”朱熹的感觉和我们不太相同，印象粗糙模糊，但情感真挚——既有故人的亲切又带着隔世的疏离，蒙着尊贤之敬意却又不刻循传统的约束，这大约才是真正的民间影响力吧。
朱熹一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闽北范围内活动
在闽北的大半辈子则颠簸在迁家和频繁的赴任路上
南宋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于政治立场的选择
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仕途必须会风云多变
论文化，器物有建盏，曜变为绝世美器，思辨有朱子理学，此为东方哲学之正宗、基础。
行走在建阳古地，从格物到致知，旅行不能不被沾染上浓浓的儒雅风度。
建盏，曜变的是花纹也是命运
在陪我们喝茶的时候，谢道华的身份是老道的制瓷匠师。“建盏的兴起和古时福建茶业的繁荣以及民间点茶、斗茶之风的盛行，本来就脱不了干系”，他随意说起建窑的制瓷史，却有意让我们在手中的茶盏与茶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脱于简单的容器与汤水的互动关系。
确实，在褐金盏沿的稍下方，从杯底处均匀散发出的细密乌黑筋脉，一经澄清茶汤的微漾，立马栩栩如生如兔子身上迎风颤动的丛毛，再捻起茶盏一饮而尽，发现杯身却只是温热，似乎在传热性能上略显迟钝。
“你们手中的是金色兔毫盏，相比于惯见的青白瓷，它和其他种类的建盏一样都含铁量稍高，所以耐热，瓷身的硬度指数也更高一点，加上青黑瓷身与茶沫黑白分明，又特别适合斗茶”，谢道华这样向我们解释。
金兔毫是市场上最常见的建盏品种，却仍旧十分考验烧瓷师傅的技艺，从元朝开始出现的技术断层，让懂得烧制黑釉瓷的工匠越来越少，再加上配釉秘方的长期保密，能精进此术的人已是屈指可数。在谢道华自己专门的一间置盏室里，他恢复自己原本的研究员与鉴赏家身份，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自己多年来烧制以及淘来的“压箱底”。
几个银色兔毫盏褪去了金色的艳浮，给人感觉更为质朴，而对烧制技术的要求却要更上一个层次。
鹧鸪斑建盏，现在也被很多人认为即是油滴斑，瓷身内外壁的褐黑底釉，不规则落满如油沫一样的暗白色圆斑，倒也与闽北鹧鸪鸟的羽毛纹象非常相似，不过，这种器盏烧制难度更大，其成品率也相应更低。
建盏中的绝品是曜变斑，晦暗的斑点散布于盏身内壁，拿到窗边，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斑周围产生出以深蓝为主色的薄膜式眩丽彩晕的效果，而观看方位不同，曜变盏所呈现出来的光芒也不尽相同。因为难得，谢道华告诉我们，烧瓷时对曜变不要强求，能不能烧出来，靠缘分。
从建阳县城出发，沿着东向的817县道驾车约半个小时，经过一路的葱郁山田，可到水吉。
水吉的古建窑遗址与小成气候的现代建盏作坊，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藏家。北宋末年，崇奢好物的宋徽宗一度命人“官搭民烧”，从建窑烧出不少专供御前赐茶甚至皇室使用的“供御”贡品，建盏一时得宠，风光无限。进入南宋，制瓷技艺继续高升，那些守候建窑旁的古匠师们想不到，八百多年后，他们亲手烧制出来的几只黑釉瓷，已成该工艺顶级水准之不二代表，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几只黑釉瓷，现已全被当时的“东瀛小学生”——日本，藏于囊中。
宋元之际，几位涉海西来的日本留学僧人在浙江天目山径山寺修行，功德圆满之后，他们在启程回国时带走了几只建窑烧制的黑釉茶盏，命名为“天目瓷”。从此，天目瓷之说法远播海外，而建瓷之名却委屈其下。现今传世的建盏精品，几乎全在日本，寺院、博物馆、乃至民间，各有珠藏。最为炫目的“曜变天目”碗，世仅四件，都存日本，其中三件已被列为日本国宝。
本土建盏在海外被奉为他乡国宝，存世的绝品虽然都已东渡，但尚未被深度挖掘的建窑古址，如今当是更值得期待的地下工艺库藏。
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是古建窑址的所在地，多年来考古挖据的成果显示，两村之间有面积将近12万平方米的山林划在古窑场范围之内，横陈着最长达130多米的十几条龙窑。
后井村的大路后门古龙窑全长135米，考古人员在二十多年前恢复出了它中节近30来米的窑段。现在，窑周的矮缓山坡连着一片果树林，地上成堆成堆荒积着用来烧瓷的匣钵和垫饼，在窑沟里仔细找一找，还能捡出几块南宋时的建盏残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紧随周恩来总理恢复宋代五大名窑烧制技术的批示，厦门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尝试性”地对大路后门对面右边山头的芦花坪窑址周围进行过短期的二次挖掘，为当时发现的几座窑址建立了一个粗略的烧制年谱。谢道华八十年代初毕业于厦大考古系，1989年投入到古建窑持久性的考古挖掘工作之中，这一次重新挖掘所耗时间漫长，工程浩大繁冗。大路后门周围的几个山头，他随着考古队，带着当地几位村民，寸土必究地走了五六遍，挖掘出不少青白黑釉瓷的样品，也为十几个不同窑址的活动年份、主产何种瓷器等实质性考古难题，给出了答案。
朱熹，启蒙的是思想也是人心
出建阳市西郊，沿着考亭路南行，不用问路，也能找到那座“考亭书院”老石牌坊，其实倒也没有多远，离城3公里而已。石牌坊略显突兀地立在马路边上，身又高大，拔起于近处的丛草矮树。
对面的麻阳溪河道本是石牌坊的原址，前些年下游的建溪修筑水坝，为免被淹，牌坊被搬到了现在的地方。穿过它，往前登上182级台阶，是十多年前建的“文公祠”。文公祠前两个玩耍的十来岁小学生对我们的到来显得颇有兴趣，既央求着要看我们相机里的照片，也热心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吗，这个祠堂里有个人，是朱熹。”反问他们朱熹是谁，两个小家伙又瞪眼一笑，说，哈哈，我不知道。
1190年，花甲之龄的朱熹知闽南漳州，初到当地，即遇上棘手问题。当地的地主土绅强强联合，霸占耕地后反将土地税迁植到农民身上，随之产生的“田税不均”问题让失地农民苦不堪言，矛盾愈演愈烈。虽有心护民，但外来的朱熹势单力薄，甫颁一个折衷的“经界”措施，即遭利益方的强烈反对。自觉束手束脚，加上一年后痛闻长子朱塾病逝金华的噩耗，朱熹解职，回到了葬母地，建阳。
1192年，建阳的竹林精舍，也就是后来的沧州精舍、再后来的考亭书院落成时，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拜师求学。朱熹乐于传道，前前后后收了不少门生，为汇集他毕生心血的理学播下了传播种子。当年的考亭书院现今被淹没在了麻阳溪下，至于路边那块古旧的石牌坊，是几百年后的明朝御史蒋昭对朱文公的纪念。
朱熹一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闽北范围内活动，在闽北的大半辈子则颠簸在迁家和频繁的赴任路上。19岁年纪轻轻高中进士，闯进了南宋的朝政大堂，可惜当时的朝堂风向摇摆于与辽金元或战或和的脆弱时局之中，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于政治立场的选择，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仕途必须会风云多变，官位变换导致居住地的变更，为他的人生划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在路上”注脚。
1143年，14岁的朱熹和母亲遵父亲朱松遗愿，从江西饶州一路迁居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拜父亲的昔日好友刘子羽为义父，师从当地的著名学者刘子翚、胡宪和刘勉之。虽然几位乡贤都与受过二程理学思想影响的朱松过从甚密，但此时的朱熹仍难免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因此学业非常用功，而老前辈们敦心教授，完成了自己非常称职的理学启蒙的任务，为朱熹的一生理学著述打下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走出五夫镇是在刘子翚去世后的第二年，那年朱熹19岁，参加殿试得中皇榜进士，而他一生并不顺畅的仕途，也福祸参半地从此开始了。
泉州同安县主簿是朱熹的第一份政职，23岁的朱熹似乎还并没有做好准备，政绩表现平平，无功无过，在职的五年时间里，显得求学之心有余而举政之力不足，任满之后，回到五夫，随即向南剑州剑浦（今南平市延平区）的退隐贤士李侗问道，并以至诚之志，从五夫步行三百里到延平，正式入李侗学门。
李侗的文化性格趋同于魏晋唐的张扬与随性，在整个宋朝文人都在理智地寻找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的平衡点时，他却仍将仕、隐视为鱼与熊掌，超然立于时代风气之外。他早年拜闽学鼻祖杨时及罗从彦为师，得授“洛学”，学成之后即退隐田居，一心研习理学，不问时政。而少年时同受“洛学”熏陶的朱熹，恰好与他志同道合，拜师之后，得了他的真传。
师从李侗对朱熹后来学说的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系统化地通过程门嫡系弟子吸收洛学要旨，也借由李侗对北宋时期重要思想家的学说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175年在与陆九渊就对立的两个哲学体系做过激烈的“鹅湖之会”辩论后，近天命之年的朱熹开始在晃荡的仕途上奔徙，他身上有一种典型的学者命，似乎并不太适合为官之道。
1178年他知南康军，同时借机对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进行修复，讲学授业。三年之后（1181年）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驻抚州半年，又被当朝宰相王淮改荐为浙东常平提举，在任时秉性耿直，纠察当地污弊时牵连影响到王淮的利益，于是很快被罢职，连带自己的理学学说也遭攻击。
解职后的朱熹回到武夷山，筑“武夷精舍”（即今天的紫阳书院），开门授业，此时，儒家经典“四书”经他之手大量刻印发行，成为后面朝代封建思想的顶梁柱。
1187年，王淮罢相，朱熹时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随后因得新任宰相赵汝愚赏识而过了几年顺畅日子，并在知潭州任上被擢升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做皇帝的顾问和老师，一时成为与天子走得最近的人。
好景不长，1195年权相韩侂胄开始主掌朝政风云，朱熹落职奉祠，两年后被划为“伪党”，其学说也被斥为“伪学”。这是朱熹一生最低谷的时期，晚来风急，他看不到闽学辉煌的那一天。1200年，朱熹在建阳考亭忧愤辞世。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断断续续住了近五十年，那里可说是闽学的源起地。现在的武夷山市五夫镇紫阳楼旁边，还有一棵两人环抱的大樟树，据说是少年朱熹亲手栽种。不过，紫阳楼虽一身鲜明的徽派建筑风格凸现在周围的民居之中，但地址却并不好找。我们去的那天，走错两次岔路，后来向几位坐在门前剥莲子的农村妇女问路，她们拿手一指说，喏，朱熹的故居嘛，就在那里。
古圣贤的地盘，她们说起朱熹就像说起自己的老邻居似的，我有点感慨，他们对“理学大宗”朱熹的感觉和我们不太相同，印象粗糙模糊，但情感真挚——既有故人的亲切又带着隔世的疏离，蒙着尊贤之敬意却又不刻循传统的约束，这大约才是真正的民间影响力吧。
朱熹一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闽北范围内活动
在闽北的大半辈子则颠簸在迁家和频繁的赴任路上
南宋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于政治立场的选择
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仕途必须会风云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