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5年后，张承志再次出席了一次年轻读者见面会。2013年10月12日，北京海淀图书城旁一间会议室内，身材高大、穿着藏青色外套的张承志与十几名读者围坐一团，交流了3个小时。他再一次讲述：2012年，他和朋友飞越死海抵达约旦，将《心灵史》改定版10万美元收益悉数捐助巴勒斯坦难民。
　　65岁的张承志头顶已现荒芜。谈到“飞越死海”，他睁大眼睛，标志性的浓眉挑动，激动难掩。一瞬间，那个翻越大阪冰山、横渡黄河的年轻人似乎回来了。
　　再回到25年前。1988年，张承志在北大中文系教室中同样跟年轻学生做过一次读者见面。“刘索拉、我，还有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3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满地全是人，恨不得膝盖碰膝盖。有一个小伙子抓住我说，‘张承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意义？’”
　　回忆起80年代，张承志露出笑容，“我们对一切今天的年轻人不满，不满什么？觉得他们不年轻，我们六十多岁的人只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暮气沉沉，你们怎么这么老。很可笑，但真是这样想。”
　　对青春的记忆，张承志停留在“火热”的60年代和80年代。1989年秋天，他辞去公职，开始写作《心灵史》。1991年出版后，毁誉参半，他的公众形象一度变得复杂而陌生。一些昔日的读者反馈阅读《心灵史》的感受：书中追求心灵与信仰时的“牺牲”精神让人激动，读之浑身颤抖；但对颇多暴力之语又会产生不适。
　　20年后，2011年，张承志在改定版《心灵史》中提到，1984年冬，他在黄土高原的深山里，遭遇了被称为哲合忍耶的回族农民，发现“我所渴望的、对6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那大时代的继承；我们一代人悲愿的、耗尽了年华岁月青发白发寻找的出路，可能就在他们中间”。
　　但引发读者困扰的，还有文化的隔膜。《心灵史》中，张承志回归并讲述自己的母族。主流社会开始将他视为回族“代言人”，不管他是否愿意。
　　在中国，张承志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曾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4年，后又回归并讲述母族——黄土高原回民的故事；他曾是“红卫兵”一词的命名者；在辞去公职后，又成为体制的尖锐批评者；他的作品涵盖内蒙古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新疆天山；无论是描写“红卫兵”运动初期年轻人重走长征路的热血，还是西海固哲合忍耶回民漠视苦难、为了信仰的“牺牲”，或者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以及阻挡以色列推土机的美国女孩若雪，张承志一直在寻找和建构自己的乌托邦。

60年代的“败北”

　　1968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20岁的清华附中毕业生张承志与唐建安，一起写血书，要求去内蒙古草原插队。
　　45年后，张承志读者见面会上，唐建安回忆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岁月，说他一直想写篇关于张承志的文章，题目叫“燃烧的灵魂”。
　　60年代末，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命运被“上山下乡”改变。相比于伤痕文学中的青年悲惨记忆，当了4年草原牧民的张承志有着独特体验。
　　2009年，他在河北电视台《读书》节目中回忆，草原游牧文化的生活，和老农民穿着小黑棉袄，系一根草绳，扛着一个老锄头去地上种地，完全不是一個精神状态。在生产劳动中，大家只会体会劳累；如果你骑上一匹非常漂亮的黑马，穿上一件蓝色袍子，插上一副腰带，却体会到一种难得的美感。“你忽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历史对你很偏爱而不是不公正，自己一点儿也不埋怨历史，而是觉得自己很有运气。”
　　同样“上山下乡”，张承志却没有产生很多知识青年挥之不去的幻灭感。80年代，当他写作《黑骏马》与《北方的河》，里面的青春热血与理想主义，迥异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
　　“我是伟大的60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改定版《心灵史》的前言中，张承志对诸多往事做了梳理。他认为，若说（60年代）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但“强大的国家机器曾在人民面前土崩瓦解——其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张承志曾经于90年代在日本访学期间出版了日文版的《红卫兵时代》，但他拒绝在国内出中文版。改定版《心灵史》前言中，他仍沉浸在革命年代的词汇中：“第三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
　　“他迷失在红卫兵的概念中。”国内一名熟悉张承志的学者说。前期的红卫兵，跟后期的红卫兵大为不同，很多人选择了切割。张承志本来是前期的红卫兵，真正具有革命精神，别人在竭力切割的时候，其实也帮他切割清楚了，但他自己却不愿意。“我们交谈时，他有一种心理。他不想跳出来，这是他精神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跳出来，他可能就会否定自己。”
　　这名学者说，其实张承志是很单纯的人，从60年代到当下，他的内在逻辑一致、自洽。他的立场，“就是反殖民、反官僚、反特权，同情弱者，同情无产阶级，这是他的价值观。”
　　“他的孤独也来自于时代，当他沉醉于鲍勃·迪伦、冈林信康们的摇滚音乐时，那些昔日的文化之星正渐渐隐逝于历史的夜幕。”曾在日本留学的上海交大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教授陈映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张承志被不少人视作一个正宗的“红卫兵”和一个孤傲的殉道者，张承志本人也在将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和日本的全共斗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等等作积极的对照类比，但当60年代的红卫兵沉浸在（捍卫红色政权）的革命热情中时，西方、日本叛逆的年轻人最流行的却是摇滚乐与“甲壳虫”。

修改《心灵史》

　　1991年，《心灵史》刚出版即引发轰动，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一些读者为书中“为了信仰不惜牺牲、充满暴力”的描写而困扰，还有人为张承志转向宗教而困惑。
　　“解释与辩白是困难的。当人缺乏共同的基础时，各自说的是不同的话题。”改定版《心灵史》前言中，张承志如此剖析心迹。
　　2013年，他的3本书《北方的河》、《把黑夜点燃》、《敬重与惜别》再版发行。编辑闫瑞月是他的忠实读者，“读张承志的文字，心中有种燃烧的感觉。”这位25岁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一家出版社编胡适文集，每月工资两千元。一次，在北京拥挤的地铁上，看张承志的书，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为什么找一份能维持生活又坚持理想的工作那么难？”
　　提起张承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一位理想主义作家。”编书时，闫瑞月与张承志多次接触，发现他并非传说中的“脾气大、难以接近”，他会开玩笑，日常生活中也很温和。
　　闫瑞月深以为憾的是，新版《心灵史》未能如期出版——2009年，《心灵史》出版近20年后，张承志开始修订这部他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改定版《心灵史》增删内容超过1/3，张承志用了3年时间，对书中历史、神学及引发误解的大小问题，都作了不少补足和修正。比如“第五门”，标题由“牺牲之美”改为“乱世与牺牲”，对清朝同治年间的战乱与仇杀进行了更多人道主义反思，“无理性的大潮，淹没吞噬，一片片地区，无论情愿与否，都被裹挟卷入。到了后来，已经很难辨别——其中哪些是自卫、哪些是野蛮、哪些是殉难、哪些是罪过了。”
　　一种批评声音认为，书中张承志“对于牺牲特别迷恋”，对暴力缺乏足够反思。对此，他在改定版中也作了回应，“残杀，永远都是触犯宗教禁条的。”他在评述清朝同治年间的仇杀行为时写道，“不仅穆斯林，包括汉族民众在内，所有的他们，都是真正的替罪羔羊——为蓄积的专制暴政、为顽固的歧视相仇、为残忍的民族劣性，他们被推上血污的祭坛，当了中华的献牲。”
　　我发现自己无法真正融入《心灵史》，我对“牺牲”还是排斥的，尤其听到90年代初的“沙陈事件”。顾家沟回族村民讲述的版本各异，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吉回民内部两派发生械斗且死了人，这在我心中埋下阴影，也影响了哲合忍耶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我们的同胞为何要自相残杀，历史已充满了太多血腥与仇恨。
　　2004年，当我在《心灵史》中记录的西海固沙沟支教一个月，走村串户访谈，并从回族村民手中获赠《心灵史》时，曾写下如此笔记。
　　5年后，张承志在改定版《心灵史》前言中写下：“《心灵史》初版受到的绝赞与诅咒，使我暗暗冷静了。在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我与远近的同志一起，搜寻可能，不辞点滴，一面开展寺里的学术，一面呼吁杜绝教争。我们掀起了‘和平’的宣传，公开对教争与暴力宣布反对。”
　　但也有读者认为，80年代过后，主流社会失去了对张承志的宽容，“司马迁写《刺客列传》，暴力不暴力，非常暴力；张承志只是写了《心灵史》而已。”
　　马寅桦是出生在宁夏的回民，他读过张承志“几乎每一个字”，收藏了张承志的每一版新书；他在兰州经营的凤栖梧书店里，长年不间断地卖着张承志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书籍。很多喜欢张承志文字的人，还会与他在微博上热切交流，其中远在广东的一位医生是个张承志迷，看过他所有的作品，“觉得张承志应该得诺贝尔奖。”
　　谈起《心灵史》，马寅桦说更喜欢老版《心灵史》的文字激情，在新版《心靈史》中，张承志变得理智、冷静。

母族代言人

　　时间回到80年代，在西海固山区沙沟遇到哲合忍耶回民时，张承志如同“一条将要干涸的河突然跌入了大海”。
　　在西海固，他遇到了回民马志文。花城出版社《心灵史》责编钟洁玲曾撰文回忆，1987年，张承志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问世时，美国驻华大使鲍柏尔的夫人、文化部长王蒙及张承志在西海固结识的农民兄弟马志文都参加了隆重的首发仪式。当时马志文用张承志寄给他的路费，买了一张火车票，到北京站后却舍不得花钱乘公车，他选择步行，鞋子磨脚，便剪去鞋头，露着脚趾，就这样参加了首发式。
　　“他满脸通红，神情严肃，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他不吃一口烤羊肉，不喝一口汽水，仿佛在经受着严峻考验。蒙古朋友们在疯狂地唱歌，哈萨克朋友们在纵情跳舞——而马志文头戴白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如一座山。”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如此写道。

　　马寅桦介绍，花城版《心灵史》第一版的两万元稿费，全部捐给西海固了，买了很多书给当地学校，建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91年，宁夏一名回族知识分子“流着眼泪”看完了《心灵史》，特别震撼。当年冬天，他在北京见到了张承志，“当时他穿着海军军大衣，我们素昧平生，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他想说他的，我想说我的，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同一年，现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的周传斌，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读民族学专业一年级。他出生在山东一个回族家庭，刚上大学时还不知道张承志是谁。次年，他第一次到西北，在回民聚集区一路走一路看。返程时，在兰州临夏路书店买了一本《心灵史》，坐火车回北京，一路看完了。“当时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没有一部那么吸引我的，那么与众不同。”周传斌说，《心灵史》不同于传统的寻根、伤痕文学，思想性、境界比较高。 　　张承志为《心灵史》在西北回民中的流传感到“幸福”，他在改定版中写到，“1989年当我弃职以后，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云南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们半准不准地传说着我的故事。”
　　10年前，我第一次拜访《心灵史》中提到的西海固回民的放逐地——沙沟。当时提到张承志，那里的很多人满脸欢喜，“知道哩，是给我们写书的作家。”当时，在沙沟乡街上，盗版《心灵史》和香港“古惑仔”影碟并排摆着；一个回民家庭小心取出张承志2000年前后在他们家做客的照片：张承志身材高大，前额有些秃顶，神情安详，双手搭在小腹上，典型的穆斯林姿势。照片上他站在一堵土墙前，墙后是枝叶交错的细杨树，从树叶缝隙中依稀可见远处的荒山，裸露着大地创伤的红土。
　　《心灵史》中，张承志第一次直接描述了母族：强大的汉文明同化下，回民普遍使用汉语，“人们后来觉得他们令人奇怪：穿戴语言和汉族毫无区别，却古怪地不吃猪肉，还要守斋礼拜，有各样的禁忌与规矩。”张承志写道，中国人喜欢含糊地看待事物，时间愈长，中国对回回民族的认识就愈糊涂。严谨的一神信仰和饮食禁忌，都被玩笑和无知曲解了。
　　“如同一杯墨汁倒进湖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自己能感觉到。”兰州回族学者赛炳文认为，如此可以理解《心灵史》甚至以油印本、手抄本在西北回民中流传。作为中国一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回族一直以来在主流社会“沉默失语”，因为文化的隔膜，也因为长期的话语弱势。
　　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系列描述回民的作品，弥补了这一空缺。当下，不管他是否愿意，张承志最显著的身份，是母族（回族）的代言人。中国的主流社会，或许知道回民的开斋节，知道每年回民去麦加朝觐，却几乎从来不知道背后的文化背景。
　　“我远远不具备、也不喜欢代言人的角色。我更喜欢‘共荣辱，同毁誉’这个词。”2005年，张承志曾如此回答本刊对代言人的提问。
　　现实是，主流社会对回民社会缺乏常识。2014年1月5日，宁夏西吉县清真北大寺举行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动，在散发油香（油饼）过程中，发生意外踩踏事故，造成14人死亡。
　　面对这一发生在西海固的悲剧，网上很多评论认为，“穷怕了，连油饼都抢。”这让很多当地回民气愤。因为在回民观念中，忌日的油香特别贵重，众人拥挤是想“沾沾吉庆”，跟国内哄抢食盐、廉价商品完全两码事。
　　兰州回族学者赛炳文认为，如果不把《心灵史》当作小说看，一些读者对回民社会的看法，难免会贴上“暴力”与“穷人宗教”的标签，这或许也是张承志20年后修订《心灵史》的原因之一。
　　“当公众、媒体希望通过张承志的文字来认识回族，通过《心灵史》来了解回民，这个方向是错的。”赛炳文认为，《心灵史》所描写的回民，只是回民中的一个派别，张承志作为作家，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他不是人类学家，没义务、也难以全面解说回民社会。赛炳文认为，回民社会之所以长期失语，主流社会把张承志看作回民“代言人”，在于回民社会长期缺乏知识分子阶层和中产阶层。很多回民青年，成年后选择寻找与回归母族之路时，最直接的路径是阅读张承志的书籍。
　　20年来，张承志自称从未遇到真正的“驳难”者。2005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他提到《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系列笔谈》是一组态度严肃的批评。其中，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的王晓华在文章中认为，张承志有关哲合忍耶的系列文本，弥补了中国文化超越性不足这个欠缺，在 《心灵史》和《荒芜英雄路》等著作中能看到一種信仰之美；但同时，张承志在《心灵史》等著作中反复赞美信徒对领袖的追随精神，可能走向拯救的反面，因为“拯救一个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使他成为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