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与聂鲁达、西特梅克一同被誉为“20世纪三大人民诗人”。而他三分之二的重要诗歌作品，正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完成的。
　　由艾青之子艾丹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爱这土地：艾青抗战诗集》近期正式面世。
　　艾青的抗战诗歌具有一种史诗品格。他把自己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实现了民族精神的诗化。
　　读艾青的《向太阳》《我爱这土地》《吹号者》《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火把》……被他澎湃激情感染的同时，不由得对他产生深深地敬意。
　　本刊特节选艾青抗战诗歌创作手记及珍贵遗物照片，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诞辰105周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的车厢里，读着当天的报纸，看着窗外闪过的田野的明媚的风景，我写下了《复活的土地》——在这首诗里，我放出了一个解放战争的预言：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这话语在第二天就被证实了。卢沟桥的反抗的枪声叫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战争真的来了。这是说，原是在人民的忍耐中的，原是在诗人的祈祷中的，打碎锁链的日子真的来了。这时候，随着而起的是创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呼声，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
　　在战争中看见了阴影，看见了危机。早在三年前，我已看见了汪精卫的动作与表情，与一个像发自播音筒里的没有生命的语言。还有，他的那颗被包裹在肋骨里的，早已腐烂了的心。
　　我以悲哀浸融在那些冰凉的碎片一起，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不幸地发现了：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嶇
　　是如此的泥泞呀。
　　而我更使自己知道战争的路给谁走是最艰苦的，而且也只有他们才会真的走到战争的尽头，才会真的从自己的手里建造起和平——真的和平，而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不是投降，不是挂白旗的和平。
　　我到了北方。在风沙吹刮着的地域我看见了中国的深厚的力量。每天列车运着无数的士兵与辎重与马匹驰向前线。
　　我曾和一些朋友，在车站上和潮湿的泥地上睡眠——为了向民众宣传。我曾看见了有些人如何对抗战怠工，如何阻碍着发动民众的工作。但我更看见了民众的力量在无限止地生长，扩大到任何一个角落——当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些纯朴的青年，因爱好真理而爱好了文学和因爱好了文学而爱好了真理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最勇敢而坚决的战斗员。我也接触了一些民众，他们已学会了理解战争，他们的语言常常流露了自己单纯而最本质的愿望。他们是新的中国的基本的构成。
　　回到武汉之后，我在这种新的信心里，写了《向太阳》，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写了《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
　　《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
　　但是假如我们能以真实的眼凝视着广大的土地，那上面，和着雾，雨，风，雪一起，占据了大地的，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搜刮空了的贫穷。这是比什么都更严重而又比什么都更迫切的：就是合理地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抗战建国的基本问题之一。
　　我写了《火把》，这可说是《向太阳》的姊妹篇。
　　此外我写了一些散文；写了几篇论文；一篇《诗人论》，一篇《诗论》。
　　在这三年间，我写了近百首短诗。
　　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虽然事实上进步得很慢。
　　即使我休息了，我的脑子还是继续在为我的诗而转运着。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
　　我说过这是一种苦役。
　　而我始终不愿意放弃这苦役——自从我只留下这唯一的武器了，我不再有其他的武器比写诗更运用得熟练了，自从我不再画画了之后，它已成了我唯一的可以飞出子弹的出口孔了，假如把这出口孔塞住了，这是要在沉默里被窒死的。
　　有些人为我的诗里的忧郁辩护；而另外的一些人则非难我的诗里的忧郁我如何解释我的忧郁呢？
　　我相信，我是渴求光明甚于一切的，假如看过我的《向太阳》和《火把》的人，他们当会知道，“忧郁”并不曾被我烙上专利的印子。我实在不欢喜“忧郁”啊，愿它早些终结吧！
　　我的作品陈列在读者的面前。只有读者是最有权利检阅它们的。也只有作品本身最能说明我的一切——思想，情感，手法，语言，等等。
　　我是很关心中国以及世界的时事的变化和发展的，我更以一个中国人民的资格，渴望着中国政治的进步，只是我从来不曾强迫自己为每天的时事，作有韵的报告而已。
　　新的岁月又向我走来，我将以全身激动的热情迎接它。它将载着胜利的冠冕而来……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