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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德国那样的外部压力要求它反省，国内还有未及清理的右翼势力的多年阻挠，这样的国家能够主动正视历史，本身就是不易之举。
在６０年前那场事关人类文明去向的大战中，当年的参与各国几乎都有着明确的身份。如中国、苏联、英国、美国，为着人类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付出过巨大牺牲；德国身处法西斯侵略阵营，对人类犯下过巨大罪行，如今正为历史责任继续忏悔和反思；日本也曾加入法西斯阵营，但是在反思历史的问题上却总是迟疑。同这些国家相比，奥地利的身份似乎比较特别。它既是被纳粹德国第一个吞并的受害者，也是曾经大力支持过德国法西斯的国度。它既有在１９９５年开始设立国家基金赔偿二战中受害犹太人的义举，也有过极右分子海德尔入阁的不和谐事件。就是在纪念二战胜利６０周年的今天，同样是奥地利就传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欧洲议会议员默尔策声称奥地利不用再为历史负责，而总统菲舍尔则呼吁奥地利人民要勇于承担共同的历史耻辱。一个奥地利，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呢？
奥地利的德国情结
今天的奥地利主体民族是操德语的民族。１３世纪７０年代，来自瑞士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在混乱的神圣罗马帝国取得了权力，把奥地利作为自己子嗣的世袭封地。哈布斯堡王朝兴盛的时候，奥地利也曾经一度是德意志各国的领袖。甚至到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解散的１８０５年后，奥地利凭借自己长期的权威还建立过一个以其为首的德意志邦联。只是当普鲁士兴起的时候，奥地利在德语区的地位才一落千丈，普奥战争之后奥地利更是被明令逐出德意志。从此奥地利就一心向巴尔干发展，曾建立过独特的“奥匈帝国”并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战败将奥地利还原成了原来的小国。之后的奥地利既有一种小国的不安全和孤独感，又在文化上倾向强邻德国；既对德国心存警惕，又在政治上向德国靠拢。而且，奥地利的君主专制传统和德国一样都很强，而君主专制背景下的国家往往会在困境中把专制独裁作为解决之道，德国和奥地利相同的国情背景就促进了这样的现象。奥地利和德国同样有保守的政治传统，都是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社会状况和国际处境的不满在德奥两国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上世纪３０年代，两国纷纷背离了民主，纳粹这一怪胎在德国出现的时候，在国外也只有奥地利的德语居民买这个账并效仿德国大规模组织纳粹党。等到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后，大量的奥地利人又纷纷为德国效忠，其中就不乏某些著名人物，如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绞死的两名奥地利纳粹党徒，负责屠杀战俘镇压反抗的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尔勃登鲁纳和奥地利卖国贼、后来在荷兰作恶多端的赛斯—英夸特。奥斯威辛集中营杀人不眨眼的女看守门德尔，为纳粹卖命一生、营救过被盟军逮捕的墨索里尼的党卫军上校斯科尔兹内等等都是奥地利为纳粹输送的“人才”，加上成千上万加入党卫军的奥地利军人，奥地利为纳粹的猖狂一时所负有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奥地利人需要反思的还不只是组织纳粹党。在二战前，奥地利就不乏某些对纳粹政治推波助澜的政治取向和背景。法西斯头目希特勒最早接触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维也纳街头，希特勒接触了主张德奥合并建立纯粹日耳曼国家的奥地利泛日耳曼民族党，可以说，希特勒最早走上恶魔之路的时候，领路人就是奥地利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泛日耳曼主义往往还会采取隐性的存在。比如，一战后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首脑是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在他著名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中，就提出了一国国民身份不是限制民族成分的条件。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相同、语言相同的人们”，可以在居住的城市中结合成社会团体，然后分区联合，最后形成超越国界的民族联合。从积极的方面说，民族文化自治论鼓励了一个社区和一个国家内文化多样性存在，体现了一种文化平等和文化宽容。但另一方面，他的民族文化自治论除了可以给被压迫而且没有国家的弱小民族提供参照，还能满足自认为自己的民族被拆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需要。伦纳的主张迎合了狂热的大日耳曼主义者的诉求。
回头来看奥地利在二战中的情况，其实那是奥地利国和奥地利德语居民的命运向两个方向走的时候。一方面，国家不复存在，人民一夜之间从奥地利人变成了“德国人”。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奥地利的政策似乎也不乏诱惑力。他虽然鄙视奥地利作为国家的存在，但声称奥地利日耳曼人“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指德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而且，当德国兼并了奥地利之后，“回到祖国”的奥地利日耳曼人也确实拥有了雅利安人的待遇，也享受到了希特勒带来的社会福利。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和大日耳曼主义对奥地利人恰恰不是什么陌生和不可接受的东西，奥地利长期屈服于纳粹德国的症结也许就在这里。
被侵略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对比一下德国和奥地利，人们也许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实际上，德国被彻底清算的是它的侵略和种族灭绝行为，而非全部法西斯主义。在战后的世界上，德国公众忏悔的似乎基本上也是前者。但是，纳粹背后的社会原因以及群众基础问题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同样有过纳粹倾向、和德国背景相似但在二战中没有过侵略相反还被侵略的奥地利来说，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奥地利人自己，往往会疏于对奥地利历史的反思，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容许极右势力存在。于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就有了右翼政党频繁得势的局面。
德国的纳粹，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不属于人类历史的正常范畴。也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对德国纳粹的清算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条件镇压的基础上。然而，作为处于仆从地位的奥地利纳粹和这个国家的右翼思想基础，由于其能量要么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要么被覆盖在谴责德国的呼声中，所得到的清算与德国相比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还有一点，人们对二战中的参战各国的态度习惯进行二分，不是被认为属于轴心国阵营就是盟国阵营。奥地利有被占领国的经历，因而被侵略的国家往往就被列入反法西斯阵营。于是，当战后的奥地利最终得到了受害国的身份时，它也被国际主流社会划进反抗者和受害者的阵营。正是因为这种身份，造成了许多奥地利人还以受害者自居，不肯也不愿承担像德国那样厚重的历史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个国家对战争和历史的反思。但正因如此，奥地利人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更有价值、更为光荣。尽管右翼势力仍有活动，但是，奥地利的主流已经是勇于面对自己做帮凶的历史身份，而非用“胁从”二字敷衍了事。奥地利没有德国那样的外部压力要求它反省，在国内还有未及清理的右翼势力多年来的阻挠。这样的国家能够主动去正视历史，本身就是不易之举。像总统菲舍尔这样的奥地利人，也在向着世界各国发出这样的叩问：我们人类是不是都能有足够的勇气来反思过去，哪怕是没有被他人追究的片段。
在６０年前那场事关人类文明去向的大战中，当年的参与各国几乎都有着明确的身份。如中国、苏联、英国、美国，为着人类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付出过巨大牺牲；德国身处法西斯侵略阵营，对人类犯下过巨大罪行，如今正为历史责任继续忏悔和反思；日本也曾加入法西斯阵营，但是在反思历史的问题上却总是迟疑。同这些国家相比，奥地利的身份似乎比较特别。它既是被纳粹德国第一个吞并的受害者，也是曾经大力支持过德国法西斯的国度。它既有在１９９５年开始设立国家基金赔偿二战中受害犹太人的义举，也有过极右分子海德尔入阁的不和谐事件。就是在纪念二战胜利６０周年的今天，同样是奥地利就传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欧洲议会议员默尔策声称奥地利不用再为历史负责，而总统菲舍尔则呼吁奥地利人民要勇于承担共同的历史耻辱。一个奥地利，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呢？
奥地利的德国情结
今天的奥地利主体民族是操德语的民族。１３世纪７０年代，来自瑞士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在混乱的神圣罗马帝国取得了权力，把奥地利作为自己子嗣的世袭封地。哈布斯堡王朝兴盛的时候，奥地利也曾经一度是德意志各国的领袖。甚至到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解散的１８０５年后，奥地利凭借自己长期的权威还建立过一个以其为首的德意志邦联。只是当普鲁士兴起的时候，奥地利在德语区的地位才一落千丈，普奥战争之后奥地利更是被明令逐出德意志。从此奥地利就一心向巴尔干发展，曾建立过独特的“奥匈帝国”并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战败将奥地利还原成了原来的小国。之后的奥地利既有一种小国的不安全和孤独感，又在文化上倾向强邻德国；既对德国心存警惕，又在政治上向德国靠拢。而且，奥地利的君主专制传统和德国一样都很强，而君主专制背景下的国家往往会在困境中把专制独裁作为解决之道，德国和奥地利相同的国情背景就促进了这样的现象。奥地利和德国同样有保守的政治传统，都是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对社会状况和国际处境的不满在德奥两国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上世纪３０年代，两国纷纷背离了民主，纳粹这一怪胎在德国出现的时候，在国外也只有奥地利的德语居民买这个账并效仿德国大规模组织纳粹党。等到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后，大量的奥地利人又纷纷为德国效忠，其中就不乏某些著名人物，如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绞死的两名奥地利纳粹党徒，负责屠杀战俘镇压反抗的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尔勃登鲁纳和奥地利卖国贼、后来在荷兰作恶多端的赛斯—英夸特。奥斯威辛集中营杀人不眨眼的女看守门德尔，为纳粹卖命一生、营救过被盟军逮捕的墨索里尼的党卫军上校斯科尔兹内等等都是奥地利为纳粹输送的“人才”，加上成千上万加入党卫军的奥地利军人，奥地利为纳粹的猖狂一时所负有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奥地利人需要反思的还不只是组织纳粹党。在二战前，奥地利就不乏某些对纳粹政治推波助澜的政治取向和背景。法西斯头目希特勒最早接触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维也纳街头，希特勒接触了主张德奥合并建立纯粹日耳曼国家的奥地利泛日耳曼民族党，可以说，希特勒最早走上恶魔之路的时候，领路人就是奥地利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泛日耳曼主义往往还会采取隐性的存在。比如，一战后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任首脑是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在他著名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中，就提出了一国国民身份不是限制民族成分的条件。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思维方式相同、语言相同的人们”，可以在居住的城市中结合成社会团体，然后分区联合，最后形成超越国界的民族联合。从积极的方面说，民族文化自治论鼓励了一个社区和一个国家内文化多样性存在，体现了一种文化平等和文化宽容。但另一方面，他的民族文化自治论除了可以给被压迫而且没有国家的弱小民族提供参照，还能满足自认为自己的民族被拆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需要。伦纳的主张迎合了狂热的大日耳曼主义者的诉求。
回头来看奥地利在二战中的情况，其实那是奥地利国和奥地利德语居民的命运向两个方向走的时候。一方面，国家不复存在，人民一夜之间从奥地利人变成了“德国人”。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奥地利的政策似乎也不乏诱惑力。他虽然鄙视奥地利作为国家的存在，但声称奥地利日耳曼人“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指德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而且，当德国兼并了奥地利之后，“回到祖国”的奥地利日耳曼人也确实拥有了雅利安人的待遇，也享受到了希特勒带来的社会福利。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和大日耳曼主义对奥地利人恰恰不是什么陌生和不可接受的东西，奥地利长期屈服于纳粹德国的症结也许就在这里。
被侵略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对比一下德国和奥地利，人们也许可以看到问题的所在。实际上，德国被彻底清算的是它的侵略和种族灭绝行为，而非全部法西斯主义。在战后的世界上，德国公众忏悔的似乎基本上也是前者。但是，纳粹背后的社会原因以及群众基础问题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同样有过纳粹倾向、和德国背景相似但在二战中没有过侵略相反还被侵略的奥地利来说，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奥地利人自己，往往会疏于对奥地利历史的反思，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容许极右势力存在。于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就有了右翼政党频繁得势的局面。
德国的纳粹，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不属于人类历史的正常范畴。也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对德国纳粹的清算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条件镇压的基础上。然而，作为处于仆从地位的奥地利纳粹和这个国家的右翼思想基础，由于其能量要么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要么被覆盖在谴责德国的呼声中，所得到的清算与德国相比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还有一点，人们对二战中的参战各国的态度习惯进行二分，不是被认为属于轴心国阵营就是盟国阵营。奥地利有被占领国的经历，因而被侵略的国家往往就被列入反法西斯阵营。于是，当战后的奥地利最终得到了受害国的身份时，它也被国际主流社会划进反抗者和受害者的阵营。正是因为这种身份，造成了许多奥地利人还以受害者自居，不肯也不愿承担像德国那样厚重的历史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个国家对战争和历史的反思。但正因如此，奥地利人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更有价值、更为光荣。尽管右翼势力仍有活动，但是，奥地利的主流已经是勇于面对自己做帮凶的历史身份，而非用“胁从”二字敷衍了事。奥地利没有德国那样的外部压力要求它反省，在国内还有未及清理的右翼势力多年来的阻挠。这样的国家能够主动去正视历史，本身就是不易之举。像总统菲舍尔这样的奥地利人，也在向着世界各国发出这样的叩问：我们人类是不是都能有足够的勇气来反思过去，哪怕是没有被他人追究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