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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指概念和表示该概念的语音形式之间没有必然的和先验的联系，而是任意的组合。音和义结合在一起后，社会使其具有了约定俗成性。
任意性始终都是语言符号的本性原则，其他相关说法，是这一根本原则之下的补充。
【关键词】语言符号 任意性 联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4-0010-02
一、引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论述了语言符号最大的特点之一：即语言符号音译结合的任意性，并将其视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或基本真理”。在书中， 给它作了如下定义：“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整体，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段话表明，语言符号可以分解为声音和意义两部分。声音是形式、意义是内容，声音和意义结合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只有这个结合后的整体才能代表被表述的事物。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声音和意义（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结合时完全任意的观点所在。
语言符号通过意义把声音和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虽然具有任意性，但也应是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共同遵守的，这是语言符号的另一个性质（强制性）所决定的，也可以理解成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假如有人不用语言约定俗成的方式去交际，而采用自己或小群体所独创出来的交际词语，那么将无法同别人进行正常的交际。总的来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指人们对语义内容理解的任意性，更不是指个人使用语言的任意性，而是在创字之初，语言符号的两个要素（音、义）相结合的任意性。没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理解做基础，人类社会中交流思想，传递信息就成为不可能。这也就更加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即对语言符号任意性无法做理性的解释，并且这种不可论证的关系不是任何个人能随心所欲自行决定的，它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得到固定。
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任意性的，音和义是语言的两个“面”，彼此依存，犹如一张纸有正、反两个面，我们不能只要正面而不要反面，也不能只要反面而不要正面。只有与特定意义相结合的声音才能叫作语音，由特定语音表达出来的意义才能成为交际所需要的语义。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时社会成员共同约定俗成的，而个人不能随意改变这种联系。符号的意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如果“人”不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那么“人”的意义中也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音、义、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掌握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二、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联系是任意的
索绪尔并非简单地讨论命名的任意性或约定性，而是着重指出在任何语言的共时状态中所指与能指的连接都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是自由选择的、可变的，但是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是不自由的，是强制的。但这并不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冲突，二者是在语言形成的不同层面上发生的。实际上，符号的任意性本身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从远古时代到现代，语言始终都被看成是前一个时代的遗留；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任意的去选择声音材料和观念的结合。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语言事实也表明语言符号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化。变化也就体现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一定的、必然的。虽然能指和所指结合以后，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会逐渐的变化和发展，有些能指和所指之间会重新组合，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语言符号音和义的自由组合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三、任意性始终存在于语言符号中
近年来，很多学者受到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对符号的任意性存在与否的问题产生质疑，认为只有最早产生的一部分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如许国璋从语言发展史角度出发看待语言符号性问题，设想原始初民的部落还没有形成时的命名行为可假定为“任意”的；语言社团形成后，命名和用名同时存在，已有了当时社会的制约；而进入文明社会后，命名就不再是“任意”的了。就是在社会这种制约下，有意识的去命名，也就是认为在文明时期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了。他认为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原始词素已经成为大家认同的东西，适用于原始语言的语言观不必适用于现代语言，而现代语言的研究者也不必拘泥于远古时代的语言观。
那么，既然语言永远作为前代的遗产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其当时存在的每一时期，语言“现有的这样”永远是由可论证性的要素构成的体系，从而对语言的研究不能不以这种可论证性为基础。比如，汉语中的一种谷物既可叫作“玉米”，又可叫作“包谷”或“棒子”等，分别来自其不同特征，就此而言它不是完全随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证明“yu mi”、“bao gu”、“bang zi”这几串声音与“茎高二三米，叶子长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这样的意义有何内在联系。
语言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作为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比其他所有符号系统都要复杂。任意性和象似性都是客观存在，这是不争之事实。今后讨论的关键也许更多在于理清任意性和象似性到底在哪些层面上相互排斥，在哪些层面上彼此共存。至于任意性和象似性各自占多少比例，实在是难以量化的。即使能量化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任意性的比例高而否定象似性的存在，也不能仅仅因为象似性的比例高而得出任意性原则已经被取代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 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叶蜚声， 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3）.
[4]范文芳， 汪明杰.对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再思考〔J〕.外语教学， 2002（3）.
作者简介：
何爱红（1981-），女，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人，研究方向：语文教学工作。
任意性始终都是语言符号的本性原则，其他相关说法，是这一根本原则之下的补充。
【关键词】语言符号 任意性 联系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4-0010-02
一、引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论述了语言符号最大的特点之一：即语言符号音译结合的任意性，并将其视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或基本真理”。在书中， 给它作了如下定义：“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整体，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段话表明，语言符号可以分解为声音和意义两部分。声音是形式、意义是内容，声音和意义结合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只有这个结合后的整体才能代表被表述的事物。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声音和意义（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结合时完全任意的观点所在。
语言符号通过意义把声音和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虽然具有任意性，但也应是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共同遵守的，这是语言符号的另一个性质（强制性）所决定的，也可以理解成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假如有人不用语言约定俗成的方式去交际，而采用自己或小群体所独创出来的交际词语，那么将无法同别人进行正常的交际。总的来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是指人们对语义内容理解的任意性，更不是指个人使用语言的任意性，而是在创字之初，语言符号的两个要素（音、义）相结合的任意性。没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理解做基础，人类社会中交流思想，传递信息就成为不可能。这也就更加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即对语言符号任意性无法做理性的解释，并且这种不可论证的关系不是任何个人能随心所欲自行决定的，它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并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得到固定。
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任意性的，音和义是语言的两个“面”，彼此依存，犹如一张纸有正、反两个面，我们不能只要正面而不要反面，也不能只要反面而不要正面。只有与特定意义相结合的声音才能叫作语音，由特定语音表达出来的意义才能成为交际所需要的语义。语音和语义的联系时社会成员共同约定俗成的，而个人不能随意改变这种联系。符号的意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如果“人”不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那么“人”的意义中也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音、义、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掌握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二、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联系是任意的
索绪尔并非简单地讨论命名的任意性或约定性，而是着重指出在任何语言的共时状态中所指与能指的连接都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是自由选择的、可变的，但是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是不自由的，是强制的。但这并不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相冲突，二者是在语言形成的不同层面上发生的。实际上，符号的任意性本身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从远古时代到现代，语言始终都被看成是前一个时代的遗留；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语言的变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使人们在声音材料和观念之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任意的去选择声音材料和观念的结合。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语言事实也表明语言符号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化。变化也就体现着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一定的、必然的。虽然能指和所指结合以后，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会逐渐的变化和发展，有些能指和所指之间会重新组合，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语言符号音和义的自由组合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三、任意性始终存在于语言符号中
近年来，很多学者受到外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对符号的任意性存在与否的问题产生质疑，认为只有最早产生的一部分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如许国璋从语言发展史角度出发看待语言符号性问题，设想原始初民的部落还没有形成时的命名行为可假定为“任意”的；语言社团形成后，命名和用名同时存在，已有了当时社会的制约；而进入文明社会后，命名就不再是“任意”的了。就是在社会这种制约下，有意识的去命名，也就是认为在文明时期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了。他认为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原始词素已经成为大家认同的东西，适用于原始语言的语言观不必适用于现代语言，而现代语言的研究者也不必拘泥于远古时代的语言观。
那么，既然语言永远作为前代的遗产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其当时存在的每一时期，语言“现有的这样”永远是由可论证性的要素构成的体系，从而对语言的研究不能不以这种可论证性为基础。比如，汉语中的一种谷物既可叫作“玉米”，又可叫作“包谷”或“棒子”等，分别来自其不同特征，就此而言它不是完全随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证明“yu mi”、“bao gu”、“bang zi”这几串声音与“茎高二三米，叶子长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这样的意义有何内在联系。
语言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作为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比其他所有符号系统都要复杂。任意性和象似性都是客观存在，这是不争之事实。今后讨论的关键也许更多在于理清任意性和象似性到底在哪些层面上相互排斥，在哪些层面上彼此共存。至于任意性和象似性各自占多少比例，实在是难以量化的。即使能量化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任意性的比例高而否定象似性的存在，也不能仅仅因为象似性的比例高而得出任意性原则已经被取代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 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叶蜚声， 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3）.
[4]范文芳， 汪明杰.对索绪尔有关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再思考〔J〕.外语教学， 2002（3）.
作者简介：
何爱红（1981-），女，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人，研究方向：语文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