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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十分严峻：“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考验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智慧；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中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金融战和贸易战加剧；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从经济和军事上加紧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其中，“阿拉伯之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再次看到了通过中国的民族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也使我们看到了维护国内稳定的重要性，尤其是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加强民族信息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性。
提高我国的民族信息对外传播能力的工作势在必行，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思考相关对策。
构建多元化的对外传播主体
西方从事对外传播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我们必须进行多样化的应对。在“人权”、“民主”、“宗教自由”等口号之下，对中国民族问题提出批评的不仅限于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在全球的广泛使用，使得以上非政府行为体具备了对外传播主体的地位。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政府背景一直被西方所诟病：论战的一方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另一方却是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或个人，双方明显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效果也不好。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反击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不实报道的主力其实是中国的广大爱国网民，他们的自由表达使得中国媒体在和西方媒体之间的对抗之中得以反守为攻。我们总结近几年关于西藏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不难发现非政府传播主体的对外传播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西藏一年》作为近几年少有的被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受众接受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非政府属性。蓝海电视台在美国取得了较高收视率也是基于其私营媒体的属性。
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还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达赖等分裂势力的宣传战略。达赖集团在宣传战略上采取了两条路线：上层路线是拉拢国家政要，尤其是那些对西藏有所企图的国家政要；下层路线是寻求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支持与同情。美国政府和达赖之间存在某种共谋：达赖流亡政府的言行符合美国制造中国民族问题的需求，而达赖也可以借助美国政府来获得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对于达赖的上层路线，我国的政府媒体可以坚决地进行揭露和谴责，而外国政要也只能以 非官方的身份和达赖交往。达赖为了赢得西方民众的支持，精心编织了关于西藏的各种谎言来迎合西方民众的东方主义情节；西方民众浸淫在各种关于西藏的东方主义想象之中，对达赖抱有同情。我们的政府媒体很难去批判西方民众的东方主义想象，这就需要我国的非政府传播体来完成。
加强对国外受众的民族观念调查
在民族问题上，外国的政府官员、媒体和学者的言论只是反映了社会精英的认识。这些社会精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些是和我们一致的，我们可以在对外传播中利用这些民族问题上的共识。例如，在多民族国家治理方面，西方民族理论研究的权威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小民族而言，独立本身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在和谐的大国之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存在，其经济利益可以得到保证，其文化在多元文化政策之中可以得以保留。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精英的言论无法代表普通受众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调查西方普通民众对于民族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民族信息对外传播能够为西方的普通百姓所接受。例如，西方精英们在政治层面上致力于在全球推广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在现实层面上关注通过西藏问题来获得国家利益。而在西方普通民众之中，文化层次上关于西藏的各种东方主义想象发挥的作用更大，西藏对于他们来说是“圣地”，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
正确看待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化”报道
对于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要辩证地看，分清哪些是我们的确存在的问题，哪些是对我们的不实指责。我们坚决回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但我们不能拒绝有事实依据的批评。对那些相对客观的批评，甚至过激的批评，我们不但不应过度解读，而且要认真地对待其指出的问题。
美国媒体本身具有追求轰动效应的揭丑传统，这使得美国媒体更关注中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美国媒体这种“问题化”的报道也符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战略要求。所以我们要及时、主动地报道我们存在的问题，不要去躲闪回避，从而更多地掌控“问题”报道的主动权，这有助于树立中国媒体的品牌形象，同时也不会给“藏独”分子留下充当国外媒体信息源的机会。
构建中国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知识体系
中国要在民族问题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不仅要看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效果，更依赖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执行和调整好民族政策。
做好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绝非易事，它需要多学科的智力支持。国际关系学可以为民族信息对外传播提供宏观的视角，国际传播学可以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民族学有助于传播内容的选择，媒体翻译学可以从微观领域完成信息符号的转换。国际关系学、国际传播学、民族学、民族社会学、媒体翻译学都可以为这一交叉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只有通过学科间的联合，我们才有可能建构中国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知识体系，为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博士生）
【短讯】
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在京开幕
3月23日，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正式拉开帷幕。期间举行了中俄旅游论坛，来自俄罗斯20多个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活动。
俄罗斯旅游署署长亚历山大·拉季科夫表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提高俄罗斯在中国市场的形象对吸引中国游客非常重要，要让中国游客了解更多关于俄罗斯的信息。俄罗斯旅游年的活动包括大量促进俄罗斯旅游业发展的活动，包罗万象，目的就是突显旅游业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
2012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旅游年”，2013年将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旅游年”。
（谭 震）
提高我国的民族信息对外传播能力的工作势在必行，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思考相关对策。
构建多元化的对外传播主体
西方从事对外传播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我们必须进行多样化的应对。在“人权”、“民主”、“宗教自由”等口号之下，对中国民族问题提出批评的不仅限于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在全球的广泛使用，使得以上非政府行为体具备了对外传播主体的地位。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政府背景一直被西方所诟病：论战的一方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另一方却是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或个人，双方明显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效果也不好。2008年西藏“3·14”事件发生后，反击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不实报道的主力其实是中国的广大爱国网民，他们的自由表达使得中国媒体在和西方媒体之间的对抗之中得以反守为攻。我们总结近几年关于西藏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不难发现非政府传播主体的对外传播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西藏一年》作为近几年少有的被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受众接受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非政府属性。蓝海电视台在美国取得了较高收视率也是基于其私营媒体的属性。
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还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达赖等分裂势力的宣传战略。达赖集团在宣传战略上采取了两条路线：上层路线是拉拢国家政要，尤其是那些对西藏有所企图的国家政要；下层路线是寻求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支持与同情。美国政府和达赖之间存在某种共谋：达赖流亡政府的言行符合美国制造中国民族问题的需求，而达赖也可以借助美国政府来获得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对于达赖的上层路线，我国的政府媒体可以坚决地进行揭露和谴责，而外国政要也只能以 非官方的身份和达赖交往。达赖为了赢得西方民众的支持，精心编织了关于西藏的各种谎言来迎合西方民众的东方主义情节；西方民众浸淫在各种关于西藏的东方主义想象之中，对达赖抱有同情。我们的政府媒体很难去批判西方民众的东方主义想象，这就需要我国的非政府传播体来完成。
加强对国外受众的民族观念调查
在民族问题上，外国的政府官员、媒体和学者的言论只是反映了社会精英的认识。这些社会精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些是和我们一致的，我们可以在对外传播中利用这些民族问题上的共识。例如，在多民族国家治理方面，西方民族理论研究的权威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小民族而言，独立本身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在和谐的大国之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存在，其经济利益可以得到保证，其文化在多元文化政策之中可以得以保留。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精英的言论无法代表普通受众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调查西方普通民众对于民族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民族信息对外传播能够为西方的普通百姓所接受。例如，西方精英们在政治层面上致力于在全球推广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在现实层面上关注通过西藏问题来获得国家利益。而在西方普通民众之中，文化层次上关于西藏的各种东方主义想象发挥的作用更大，西藏对于他们来说是“圣地”，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
正确看待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化”报道
对于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报道，要辩证地看，分清哪些是我们的确存在的问题，哪些是对我们的不实指责。我们坚决回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但我们不能拒绝有事实依据的批评。对那些相对客观的批评，甚至过激的批评，我们不但不应过度解读，而且要认真地对待其指出的问题。
美国媒体本身具有追求轰动效应的揭丑传统，这使得美国媒体更关注中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美国媒体这种“问题化”的报道也符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战略要求。所以我们要及时、主动地报道我们存在的问题，不要去躲闪回避，从而更多地掌控“问题”报道的主动权，这有助于树立中国媒体的品牌形象，同时也不会给“藏独”分子留下充当国外媒体信息源的机会。
构建中国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知识体系
中国要在民族问题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不仅要看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效果，更依赖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执行和调整好民族政策。
做好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绝非易事，它需要多学科的智力支持。国际关系学可以为民族信息对外传播提供宏观的视角，国际传播学可以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民族学有助于传播内容的选择，媒体翻译学可以从微观领域完成信息符号的转换。国际关系学、国际传播学、民族学、民族社会学、媒体翻译学都可以为这一交叉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只有通过学科间的联合，我们才有可能建构中国民族信息对外传播的知识体系，为民族信息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博士生）
【短讯】
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在京开幕
3月23日，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正式拉开帷幕。期间举行了中俄旅游论坛，来自俄罗斯20多个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活动。
俄罗斯旅游署署长亚历山大·拉季科夫表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提高俄罗斯在中国市场的形象对吸引中国游客非常重要，要让中国游客了解更多关于俄罗斯的信息。俄罗斯旅游年的活动包括大量促进俄罗斯旅游业发展的活动，包罗万象，目的就是突显旅游业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
2012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旅游年”，2013年将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旅游年”。
（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