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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
卢嘉锡（1915.10.26-2001.06.04），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台湾省台南市人，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陈东乡蕉坑村。1895年甲午战争后，因愤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其曾祖卢立轩携家迁居厦门。父卢东启设塾授徒，家境清寒。卢嘉锡幼时随父读书，他禀赋甚高，父母寄予厚望。
卢嘉锡于1926年上过1年公立小学，1927年后相继在厦门育才学社和大同中学初中就读过1年半，1928年秋考入厦门大学预科，时年13岁。1930年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34年毕业，同时修毕数学系主要课程。大学期间曾担任校化学会会长和算学会副会长，毕业后留校任化学系助教3年，同时兼任中学数学及英文教员。
1937年，卢嘉锡考取中英庚款公费，进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并在著名化学家萨格登（sugden）指导下从事人工放射性研究，2年后通过答辩，获伦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1939年秋，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后来两度独得诺贝尔奖（1954年的化学奖和1963年的和平奖）的鲍林（Pauling）从事结构化学研究。翌年夏，又在鲍林教授的挽留下继续工作了5年多。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成为结构化学方面的经典文献；此外，他还应聘到隶属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第13局的马里兰州研究室，参加战时军事科学研究，在燃烧与爆炸的研究工作中做出出色成绩，于1945年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
1945年冬，年方30岁的卢嘉锡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祖国，受聘到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曾两度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和理学院胡刚复院长的聘请，到该校讲授物理化学课程。
1950年后，他历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和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并开始培养研究生。他有一套比较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在他的努力下，厦门大学不再仅因经济系（王亚南校长创办）而闻名，同时因化学系的崛起而跻身全国重点大学之列。
1955年，40岁的卢嘉锡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为一级教授，是我国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和一级教授之一。1958年，他根据组织决定，到福州参加筹建福州大学和原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后经多次调整而建成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1960年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
1960年代初期，卢嘉锡在创办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同时，组织和领导过渡金属络合物和一些簇合物、硫氮系原子簇化合物及新技术晶体、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
1970年代以后，他在组织和参加我国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这项重大研究工作为契机发展我国原子簇化学。1978年，基于他对国际上化学前沿领域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同时也由于从事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早期在硫氮原子簇化合物方面的科研实践，他在国内最早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究，并抓住这一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工作。以卢嘉锡为首的研究集体在合成和表征了200多种新型簇合物的基础上总结和发现的两个重要规律，即“活性元件组装”和“类芳香性”，受到美、英、日、德、法、苏等几十个国家同行专家的重视，对国际原子簇化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1年，卢嘉锡从福建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科研工作秩序开始从十年动乱中逐渐恢复。卢嘉锡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立足我国科技发展现实，深入思考科技工作的战略定位和整体布局，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科研院所改革开放合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981年，我刚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副所长。因卢老酷爱中国科技史，同我所老所长席泽宗院士交往甚多，我也经常在旁深受教益。后来，我协助卢老、席老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二老是主编，我是副主编。1995年，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逝世，卢老在病中，不能应邀前往悼念，特把我叫到他家嘱咐我随席老代表他去剑桥，送去了他亲自撰写的悼诗、悼联。
卢老为我国科技人才培养付出了毕生心血。他是新中国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始终坚守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他曾说过：“一位老师，假使培养不出几个比他出色的学生，这个老师就没尽到责任。”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到中国科学院，他都积极倡导立足科研实践、加强综合素质教育，把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理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首位。他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讲课，而且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在他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下，他的学生大都成为我国结构化学领域的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多名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高度重视和十分关心科技人才的成长，多次向国家呼吁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政策支持和宣传，倡导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基金，积极为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脱颖而出创造更好的条件。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心我国的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兴国先育才”和“兴国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并建议国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产生了积极作用。
卢老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心系国家，心系人民。他始终要求科技工作者要树立光荣感、紧迫感、责任感，主动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严谨治学，求真务实，始终以一个科学家的真正科学精神要求自己，在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制定重大政策中，反复分析各方面情况，反复核对重要事实和数据，进行细致缜密的论证和科学的决策。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对工作岗位和待遇提条件，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卢老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卢老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卢嘉锡（1915.10.26-2001.06.04），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台湾省台南市人，祖籍福建省永定县陈东乡蕉坑村。1895年甲午战争后，因愤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其曾祖卢立轩携家迁居厦门。父卢东启设塾授徒，家境清寒。卢嘉锡幼时随父读书，他禀赋甚高，父母寄予厚望。
卢嘉锡于1926年上过1年公立小学，1927年后相继在厦门育才学社和大同中学初中就读过1年半，1928年秋考入厦门大学预科，时年13岁。1930年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34年毕业，同时修毕数学系主要课程。大学期间曾担任校化学会会长和算学会副会长，毕业后留校任化学系助教3年，同时兼任中学数学及英文教员。
1937年，卢嘉锡考取中英庚款公费，进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并在著名化学家萨格登（sugden）指导下从事人工放射性研究，2年后通过答辩，获伦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1939年秋，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后来两度独得诺贝尔奖（1954年的化学奖和1963年的和平奖）的鲍林（Pauling）从事结构化学研究。翌年夏，又在鲍林教授的挽留下继续工作了5年多。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成为结构化学方面的经典文献；此外，他还应聘到隶属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第13局的马里兰州研究室，参加战时军事科学研究，在燃烧与爆炸的研究工作中做出出色成绩，于1945年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
1945年冬，年方30岁的卢嘉锡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祖国，受聘到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曾两度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和理学院胡刚复院长的聘请，到该校讲授物理化学课程。
1950年后，他历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和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并开始培养研究生。他有一套比较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在他的努力下，厦门大学不再仅因经济系（王亚南校长创办）而闻名，同时因化学系的崛起而跻身全国重点大学之列。
1955年，40岁的卢嘉锡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为一级教授，是我国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和一级教授之一。1958年，他根据组织决定，到福州参加筹建福州大学和原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后经多次调整而建成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1960年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
1960年代初期，卢嘉锡在创办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同时，组织和领导过渡金属络合物和一些簇合物、硫氮系原子簇化合物及新技术晶体、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
1970年代以后，他在组织和参加我国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这项重大研究工作为契机发展我国原子簇化学。1978年，基于他对国际上化学前沿领域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同时也由于从事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早期在硫氮原子簇化合物方面的科研实践，他在国内最早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究，并抓住这一方向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工作。以卢嘉锡为首的研究集体在合成和表征了200多种新型簇合物的基础上总结和发现的两个重要规律，即“活性元件组装”和“类芳香性”，受到美、英、日、德、法、苏等几十个国家同行专家的重视，对国际原子簇化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1年，卢嘉锡从福建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科研工作秩序开始从十年动乱中逐渐恢复。卢嘉锡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立足我国科技发展现实，深入思考科技工作的战略定位和整体布局，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科研院所改革开放合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981年，我刚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副所长。因卢老酷爱中国科技史，同我所老所长席泽宗院士交往甚多，我也经常在旁深受教益。后来，我协助卢老、席老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二老是主编，我是副主编。1995年，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逝世，卢老在病中，不能应邀前往悼念，特把我叫到他家嘱咐我随席老代表他去剑桥，送去了他亲自撰写的悼诗、悼联。
卢老为我国科技人才培养付出了毕生心血。他是新中国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始终坚守在科研和教学第一线。他曾说过：“一位老师，假使培养不出几个比他出色的学生，这个老师就没尽到责任。”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到中国科学院，他都积极倡导立足科研实践、加强综合素质教育，把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理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首位。他身体力行，亲自给学生讲课，而且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在他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下，他的学生大都成为我国结构化学领域的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多名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高度重视和十分关心科技人才的成长，多次向国家呼吁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学家的政策支持和宣传，倡导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基金，积极为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脱颖而出创造更好的条件。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仍然关心我国的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兴国先育才”和“兴国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并建议国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产生了积极作用。
卢老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心系国家，心系人民。他始终要求科技工作者要树立光荣感、紧迫感、责任感，主动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严谨治学，求真务实，始终以一个科学家的真正科学精神要求自己，在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制定重大政策中，反复分析各方面情况，反复核对重要事实和数据，进行细致缜密的论证和科学的决策。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服从组织安排，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对工作岗位和待遇提条件，严格要求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卢老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卢老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