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被分成好几摞。
　　 “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凯瑞恩的鞋需要打个掌子了。”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说话。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问：“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此时会抬起头笑一笑，轻松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它给人一种暖融融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我们都以此为荣。
　　 我永远也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场景——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旁边的戴格玛用滚烫的小手抓住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顿时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还是圣诞节时西格里姨妈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去买药的时候也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书费……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一遍，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我们一致表示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店去干活。”妈妈对她赞赏地笑了一笑，仔细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一番，还是不够。爸爸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儿之后，说道：“我戒烟。”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塌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让我们多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就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3夸脱（1夸脱等于1.14公斤）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牛奶做成奶酪。
　　 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后来，好像忽然之间我们都长大了，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了家。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后来，我们买下了一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社刊登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对她说：“这是给您的，放在您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儿，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您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您瞧，我已经签上字把钱落到了您的户头上，只要把支票交给银行营业员，钱就存到您的账上了。”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妈妈用她简单的智慧换来了我们一生的财富。
　　（摘编自《校园小小说》）
　　编辑/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