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心理学家赫波克（R.Hoppock）首次提出了工作满意度并进行研究至今，工作满意度已成为管理与组织领域研究的焦点之一。目前，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内容包括概念界定、测量方法和手段、前因变量、效果变量等。研究涉及对象也更加广泛，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员工，从服务人员到科研工作者。由于高校教师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在工作满意度领域中高校教师成为了研究较多的一个群体。高校教师是培育学生健康成长和造就学生成才的良师益友，他们的工作热情、教学积极性源于对所从事工作及工作状态的一种总体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与看法，即教师“工作满意感”。这种工作满意感会直接投射到教师的教育教学中，对教师的身心愉悦、绩效水平，学生的学习行为、心理健康，学校的教学质量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工作压力是影响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高工作压力并非意味着低工作满意度。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作压力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调节因素。另有研究表明，职业压力与应对方式相关，不同应对方式可降低压力或增加压力水平。同时，在应对方式上，较多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个体的工作满意度更高，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较低的工作满意度相关更显著。因此，应对方式可能在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河南省6所高等院校的40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32份，回收率83%。其中男教师157人，女教师175人。教龄0～5年的教师有235人，6～15年的有68人，16～25年的有25人，25年以上的有4人。
　　（二） 研究工具
　　1.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采用清华大学教授李虹编制的压力问卷，共24个项目，包括工作保障、教学保障、人际关系、工作负荷和工作乐趣5个维度。问卷采用4级评分，“1”代表没有压力，“4”代表压力很大，由“1”到“4”程度逐渐增加。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采用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解亚宁编制的包括20个项目的应对问卷，分积极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应对12个项目，消极应对8个项目。
　　3.工作满意度问卷。采用Larwood等人（1998）编制的问卷，由5个项目构成，分别对工作、报酬、同事、领导和晋升5个方面的满意感进行测量。问卷5点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
　　二、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一）工作压力、应对方式和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压力的各个维度之间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的负相关并没达到显著水平。相关系数只是初步呈现变量间的方向，不足以说明三者之间具体关系。因此，我们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其关系进一步探讨。
　　（二）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
　　根据调节变量的检验要求，先将自变量（教师压力）和调节变量（应对方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算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一次交互项，如人际关系×积极应对；然后计算二次项，如积极应对的平方和二次交互项，如人际关系×积极应对的平方。这里的二次项是标准化以后的变量，通过平方运算获得，其值越大意味着标准化后的变量的绝对值越大，变量的原始得分越偏离中心值，处于较低或较高两个极端。二次交互项由二次项与其他标准化自变量相乘获得。
　　层次回归分析时，控制变量（性别、教龄）首先进入回归方程，然后是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第三层是一次交互项，第四层是二次项和二次交互项。如二次交互项对应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说明二次项的调节作用显著，也就是说调节变量的作用是曲线型的。
　　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和教龄方面的人口学变量对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工作压力中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负荷维度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是正向的。在交互项中，二次交互项没有进入回归方程，工作保障和消极应对的一次交互项进入了回归方程，表明应对方式在压力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考察应对方式是否因为高校教师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分布而呈现出差异，我们针对各教师群体分别回归分析。
　　（三）不同性别和教龄组的调节作用层次回归
　　不同性别教师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男女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存在差异。工作负荷和积极应对显著影响到男性教师，而人际关系维度显著影响女性教师。积极应对的调节作用更多地表现在男教师身上，而且针对不同的压力源，其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交互项回归系数一正一负）。同时积极应对方式在对男性教师人际关系维度进行调节时，呈现出了线性与曲线型并存的复杂关系。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在女教师身上也显示出了曲线型关系，即得分较高的和较低的比中等的满意度高。
　　从教龄上划分，积极应对的二次交互项仅仅在6～15年组的教师身上凸显出来，人际关系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对于5年以下和1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均较显著。消极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对0～15年的教师来说都是显著的，但对0～5年教龄的教师是正向的，而对6～15年的教师却是负向的。工作乐趣的预测作用只呈现在0～5年组里。对于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来说，积极应对方式对0～5年教龄的教师起作用，6年以上的主要是消极应对发挥作用。
　　三、结论
　　（一）压力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从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应对方式和工作满意度三个问卷的平均得分来看，他们的压力水平并不高，对工作整体满意度较高，较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与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投入是分不开的，总体而言，高校教师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是比较积极的。
　　对工作满意度的层次回归表明，性别和教龄没有能够进入方程，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普世性。不同的压力源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负荷方面的压力是影响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进一步的分性别分析显示，人际关系在女性群体中的效用更大，而工作负荷对男性群体的影响更大。 　　随着从教时间的增加，影响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压力源也有所变化。0～5年教龄的教师正处于角色适应期，他们刚参加工作，对业务和单位的情况还不熟悉。因此，他们做的很多工作都属于事务型的，需要处理好很多人际问题，既要和同事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又要与上级领导建立良好和信任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也不能忽略与学生之间关系。因此，人际关系成为主要影响因素是理所当然的。6～15 年是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期，此时，教师成为了学校的中坚力量，适应了师生互动的工作环境，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人际压力的影响明显减弱。16年或以上教龄的教师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大部分已经从一线教师发展成中高层领导，业务上承担的责任加重，因工作原因要接触到的人的范围扩大，人际因素的影响作用再次凸显。
　　（二）应对方式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中，积极和消极应对多次进入工作满意度的回归方程。总体上，积极应对所起的作用是正向的，消极应对是负向的，即采用较多的积极应对方式的教师比采用较多消极应对方式的教师有更高的满意感，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对0～5年教龄组的教师来说，消极应对表现出了正向的预测作用，原因可能在于这部分教师刚刚进入工作岗位，人际关系正处于形成期，所面临的任务多，压力大，尚没有形成一套积极的应对策略，而消极的应对方式能够起到发泄情绪、缓解压力等作用。
　　（三）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回归分析表明，消极应对与工作保障因素的交互项进入了回归方程，对工作满度起正向预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在工作保障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当工作保障方面的压力较大时，较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教师体会到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保障因素主要指规章制度等方面引起的压力，由于中国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因此，在行为上更倾向做消极的反应。而规章制度作为一个集体意志的化身，教师只有服从或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才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实际。
　　不同性别教师的回归分析表明，积极应对对男性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有调节作用，不同压力源的调节作用也不相同（回归系数一正一负）。对人际关系进行调解时，其调节作用较为复杂，既有线性作用，也有曲线作用。通过进一步分析，当积极应对的值小于1.4时，积极应对对工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为正，大于1.4时为负。消极应对对女性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起曲线调节效应，面对人际关系压力，消极应对得分较高或较低的教师满意度较高，调节呈“U”型曲线。
　　就线性调节而言，在教龄为0～5年的教师中，积极应对方式在工作保障因素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随着教龄的增长，消极应对逐渐取代积极应对成为工作满意度的主要调节因素，在6～15年教龄组中，消极应对通过对人际关系的调节来影响工作满意度，对1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主要通过对工作保障的调节来进行。在曲线调节上，6～15年教龄的教师表现明显，工作保障方面的压力较大时，积极应对得分中等的教师工作满意度更高，调节效应呈倒“U”型曲线。因此，针对不同的压力源，对高校教师的应对方式进行适当的指导，能有效的提高工作满意度。
　　【本研究获得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资助（2007-JKGHAZ-013）】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