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年乃至未来几年，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大干快上，不大会形成基于政治周期的经济周期。
笔者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并不担心。关于中国经济的主要潜在风险因素都已经被观察到，彻底排雷虽办不到，但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消化克制，可以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未来十年，全球经济格局仍处于渐变过程中，世界经济会经历一个完整的上行下行周期；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机制和需求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依旧凭借庞大的惯性运行；进入高水平收入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会再下台阶，回落到发达经济体的较高水平。
如果认为如此温吞的经济局面不能匹配恢宏的新时代，则需在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寻找新的路径，围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增速下行是基本趋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总量数据是十几亿人经济活动的加总，除非遭遇特别大的危机冲击，惯性或者说韧性，是中国经济运行符合的“牛顿第一定律”。2007年到2016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巅峰时期的14.4%下降至不到7%，中长期一定会继续向发达经济体的均衡水平回归。这是经济规律，无所谓好还是坏。
1961年至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12%；1973年至1991年，回落至4.1%。1961年至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9.6%；1997年至2016年回落至4.9%。“十三五”剩下三年，中国经济可能依然可以维持6.5%左右的增速，但“十四五”往后，大概率要滑向5%左右。这一过程中，短期运行确实存在周期，但这些周期是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叠加的波动，并不改变趋势自身。
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世行口径，2016年，中美GDP分别为9.5万亿美元、16.9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到2027年，不考虑汇率、通胀等因素，按照下表增长率外推，中国GDP规模将达18.1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87.5%。
从人均水平看，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人均GNI为8260美元。2027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约13000美元，对应人均GNI将超过世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36美元。这一水平距离2016年美国人均GNI的56180美元、日本人均GNI的38000美元，仍有相当大差距，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
劳动力供给总体稳定。人口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变量，而人口红利消失是国内外看空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但未来十年，情况并非如此。2018年到2027年，中国人口总规模依然处于上行通道。按照世行预测，人口总规模将从13.8亿上升至14.1亿；适龄劳动力人口（15岁至64岁）将从9.96亿小幅降至9.75亿；劳动参与率稳定在70.4%左右，继续大幅超过其他经济体。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0.2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该年限将提升至11.8年，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抵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资本投入仍有很大潜力。与此前几十年相比，中国在生产要素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约束；大量资本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项目，而不是大量有利可图的项目等待资本的投入。资本存量方面，目前，我国存量资本对GDP的比重约为266%，美国约为130%。中国的存量资本中，基础设施占据相当大比重，这将为国内增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流量资本投入方面，资本供给能力取决于储蓄率变化。2007年，中国储蓄率达到峰值，接近52%，此后十年缓慢下行近4个百分点。未来十年，伴随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小幅下降，储蓄率平缓下行概率较大。到2027年，即便中国储蓄率下降到40%，也大幅高于美国同期水平。
技术的影响部分体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总量扩张。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影响可能相对平庸。未来十年内，技术自身难以出现划时代的突破。现有发现、技术手段在一些产业融合发展是主旋律，这就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对增长的影响，可能部分表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技术对经济总量扩张的贡献多有折扣。
过去十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网购，替代了类似规模的百货零售业；零售业青年女性就业岗位，被快递业青年男性就业岗位大量替代。未来十年，类似场景会重现。新能源汽车势必不断替代内燃机汽车，但电动机的产业链条短于内燃机，汽车动力源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
城镇化继续创造大量投资需求。截至2016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我国预计在203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而按照世行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每年人口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0.85%，到2027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6.85%。未来十年，中国农村可能向城镇转移1.5亿人口。“瑷珲-腾冲线”依然发挥作用，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沿铁路线地区聚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仍是人口迁移的重点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则是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这意味着传统的城镇化创造需求机制至少还有十年生命力。
中國城市普遍采取中心城区高密度发展模式，这将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是城市中心土地投资密度更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更为复杂多样；二是地理空间的集约使用叠加互联网，催生出新的业态，许多在发达国家低密度城镇化条件下不具有经济性的行业。 梯级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释放巨大潜力。中国在消费领域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二三线城市依次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国地产行业出乎意外的表现、白酒等消费板块业绩大幅提升背后的动力，都是消费模式梯级复制。中国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二线城市约占10%，三线城市人口可能占25%。城市等级越低，人口规模越大，其所释放出来的消费需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增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应该好于此前十年。全球经济自2016年底开始明显复苏，全球贸易同步回暖。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领先—滞后”传导顺序是“美国—英国—欧元区”，时滞通常是一到两个季度。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进程与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7年三季度，美国GDP增速略高于长期趋势，新一轮经济扩张开始。温和的经济周期一般为8年-10年，通常预计在2020年-2022年间，美国会出现下一次经济衰退。美国目前经济增长，是在没有一毛钱特朗普减税、特朗普基建政策支持下实现的；特朗普政策任何进展都将是对经济增长的意外推动，因此此次衰退可能较为轻微。
近年来，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框架内的专利申请量快速攀升，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仅次于美国。但目前在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仅约为美国的1%、日本的3%、德国的6.5%。造成这一反常局面的原因，一可能是中国专利实用性较差，普遍缺乏产业化前景；二可能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好的新技术产业化条件，中国自己有产业化前景的知识产权不必出口，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也大多选择在中国实现产业化。
过往几十年，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的外向型产业集聚规模是世界级的。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以全球先进技术产业化基地的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国内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之后，随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政策的实施推进，其扩大出口、替代进口方面的效应可能更加明显，相应贸易摩擦的风险也可能上升。
十年左右时间维度上，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增速回落是“成长的烦恼”。从十九大报告涉及经济部分的表述看，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是主旋律。这意味着明年乃至未来几年，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大干快上，不大会形成基于政治周期的经济周期。
重回8%、9%增速代价太大，延长在目前增速平台上运行的时间依然可能。当前制约宏观政策选择的是风险，中国经济确实不能再走债务融资、投资拉动的老路。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财政政策需实施新的供给侧改革举措，货币政策需作出新的宏观审慎操作调整。
供给侧改革绕不开减税。真心诚意降低企业税负，为企业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真心诚意降低个人税负，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尽可能不以向人民征收新的税负，作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基础。为避免赤字率上升，等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用于补充财政当期收入，稳定财政支出。上述政策组合不會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减税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也有利于全社会杠杆率的下降。代价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规模萎缩。新时代有“四个自信”，我们不担心国有部门缩表有损党的执政基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情况下，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应可防范。
宏观审慎不排斥降准。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内流动性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银行大规模低成本锁定商业银行流动性，与此同时，创造出种类繁多的高成本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资金。这一操作具有向市场征税的性质，是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应尽快调整当前流动性管理模式，在松紧适度前提下，用常规降准等量置换名目繁多的公开市场操作。如果用三年到五年左右时间，把存准率水平降低一半，约可向市场注入10万亿元低成本资金，有望拉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一做法符合宏观审慎的要求。
（编辑：苏琦）
笔者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并不担心。关于中国经济的主要潜在风险因素都已经被观察到，彻底排雷虽办不到，但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消化克制，可以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未来十年，全球经济格局仍处于渐变过程中，世界经济会经历一个完整的上行下行周期；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机制和需求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依旧凭借庞大的惯性运行；进入高水平收入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会再下台阶，回落到发达经济体的较高水平。
如果认为如此温吞的经济局面不能匹配恢宏的新时代，则需在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寻找新的路径，围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增长状况及所达到的水平
增速下行是基本趋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总量数据是十几亿人经济活动的加总，除非遭遇特别大的危机冲击，惯性或者说韧性，是中国经济运行符合的“牛顿第一定律”。2007年到2016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巅峰时期的14.4%下降至不到7%，中长期一定会继续向发达经济体的均衡水平回归。这是经济规律，无所谓好还是坏。
1961年至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12%；1973年至1991年，回落至4.1%。1961年至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9.6%；1997年至2016年回落至4.9%。“十三五”剩下三年，中国经济可能依然可以维持6.5%左右的增速，但“十四五”往后，大概率要滑向5%左右。这一过程中，短期运行确实存在周期，但这些周期是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叠加的波动，并不改变趋势自身。
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世行口径，2016年，中美GDP分别为9.5万亿美元、16.9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到2027年，不考虑汇率、通胀等因素，按照下表增长率外推，中国GDP规模将达18.1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87.5%。
从人均水平看，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人均GNI为8260美元。2027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约13000美元，对应人均GNI将超过世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36美元。这一水平距离2016年美国人均GNI的56180美元、日本人均GNI的38000美元，仍有相当大差距，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
生产要素供给
劳动力供给总体稳定。人口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变量，而人口红利消失是国内外看空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但未来十年，情况并非如此。2018年到2027年，中国人口总规模依然处于上行通道。按照世行预测，人口总规模将从13.8亿上升至14.1亿；适龄劳动力人口（15岁至64岁）将从9.96亿小幅降至9.75亿；劳动参与率稳定在70.4%左右，继续大幅超过其他经济体。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0.2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该年限将提升至11.8年，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抵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资本投入仍有很大潜力。与此前几十年相比，中国在生产要素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约束；大量资本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项目，而不是大量有利可图的项目等待资本的投入。资本存量方面，目前，我国存量资本对GDP的比重约为266%，美国约为130%。中国的存量资本中，基础设施占据相当大比重，这将为国内增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流量资本投入方面，资本供给能力取决于储蓄率变化。2007年，中国储蓄率达到峰值，接近52%，此后十年缓慢下行近4个百分点。未来十年，伴随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小幅下降，储蓄率平缓下行概率较大。到2027年，即便中国储蓄率下降到40%，也大幅高于美国同期水平。
技术的影响部分体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总量扩张。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影响可能相对平庸。未来十年内，技术自身难以出现划时代的突破。现有发现、技术手段在一些产业融合发展是主旋律，这就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对增长的影响，可能部分表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技术对经济总量扩张的贡献多有折扣。
过去十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网购，替代了类似规模的百货零售业；零售业青年女性就业岗位，被快递业青年男性就业岗位大量替代。未来十年，类似场景会重现。新能源汽车势必不断替代内燃机汽车，但电动机的产业链条短于内燃机，汽车动力源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
需求增长前景
城镇化继续创造大量投资需求。截至2016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我国预计在203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而按照世行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每年人口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0.85%，到2027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6.85%。未来十年，中国农村可能向城镇转移1.5亿人口。“瑷珲-腾冲线”依然发挥作用，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沿铁路线地区聚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仍是人口迁移的重点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则是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这意味着传统的城镇化创造需求机制至少还有十年生命力。
中國城市普遍采取中心城区高密度发展模式，这将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是城市中心土地投资密度更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更为复杂多样；二是地理空间的集约使用叠加互联网，催生出新的业态，许多在发达国家低密度城镇化条件下不具有经济性的行业。 梯级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释放巨大潜力。中国在消费领域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二三线城市依次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国地产行业出乎意外的表现、白酒等消费板块业绩大幅提升背后的动力，都是消费模式梯级复制。中国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二线城市约占10%，三线城市人口可能占25%。城市等级越低，人口规模越大，其所释放出来的消费需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增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应该好于此前十年。全球经济自2016年底开始明显复苏，全球贸易同步回暖。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领先—滞后”传导顺序是“美国—英国—欧元区”，时滞通常是一到两个季度。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进程与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7年三季度，美国GDP增速略高于长期趋势，新一轮经济扩张开始。温和的经济周期一般为8年-10年，通常预计在2020年-2022年间，美国会出现下一次经济衰退。美国目前经济增长，是在没有一毛钱特朗普减税、特朗普基建政策支持下实现的；特朗普政策任何进展都将是对经济增长的意外推动，因此此次衰退可能较为轻微。
近年来，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框架内的专利申请量快速攀升，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仅次于美国。但目前在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仅约为美国的1%、日本的3%、德国的6.5%。造成这一反常局面的原因，一可能是中国专利实用性较差，普遍缺乏产业化前景；二可能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好的新技术产业化条件，中国自己有产业化前景的知识产权不必出口，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也大多选择在中国实现产业化。
过往几十年，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的外向型产业集聚规模是世界级的。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以全球先进技术产业化基地的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国内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之后，随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政策的实施推进，其扩大出口、替代进口方面的效应可能更加明显，相应贸易摩擦的风险也可能上升。
政策面仍有作为空间
十年左右时间维度上，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增速回落是“成长的烦恼”。从十九大报告涉及经济部分的表述看，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是主旋律。这意味着明年乃至未来几年，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大干快上，不大会形成基于政治周期的经济周期。
重回8%、9%增速代价太大，延长在目前增速平台上运行的时间依然可能。当前制约宏观政策选择的是风险，中国经济确实不能再走债务融资、投资拉动的老路。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财政政策需实施新的供给侧改革举措，货币政策需作出新的宏观审慎操作调整。
供给侧改革绕不开减税。真心诚意降低企业税负，为企业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真心诚意降低个人税负，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尽可能不以向人民征收新的税负，作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基础。为避免赤字率上升，等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用于补充财政当期收入，稳定财政支出。上述政策组合不會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减税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也有利于全社会杠杆率的下降。代价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规模萎缩。新时代有“四个自信”，我们不担心国有部门缩表有损党的执政基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情况下，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应可防范。
宏观审慎不排斥降准。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内流动性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银行大规模低成本锁定商业银行流动性，与此同时，创造出种类繁多的高成本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资金。这一操作具有向市场征税的性质，是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应尽快调整当前流动性管理模式，在松紧适度前提下，用常规降准等量置换名目繁多的公开市场操作。如果用三年到五年左右时间，把存准率水平降低一半，约可向市场注入10万亿元低成本资金，有望拉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一做法符合宏观审慎的要求。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