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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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利用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实地调查的样本数据,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分布状况,分析了金融资产的结构及主要特征,并构建家庭金融资产函数,从实证角度研究影响金融资产的因素,结果表明:财产水平、家庭收入、金融借贷行为、家庭投资活动、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财产积累均具有正面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存在生命周期效应。
  关键词: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影响因素;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7-0058-06
  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财产逐渐积累。金融资产作为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农村金融资产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许多学者专门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进行了研究(李实、魏众等,2005;梁运文、霍震等,2010);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问题的研究更少,并且多集中在金融资产选择(史代敏,2005)与借贷需求方面 (周宗安,2010; 陈鹏,2011;张学勇,2010 ),很少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鉴于国内对农村居民金融资产相关问题研究的欠缺,笔者于2012年7月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结构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入户调研,以期真实描绘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研究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择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调查组于2012年7月对我国9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居民家庭的实地调查,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家庭财产总量及金融资产和构成,影响农户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因素如家庭经济、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等。调查样本的抽样原则是:首先,按全国三大区域的划分,按地区人均收入排序后随机抽取样本省份,其中,东部地区3个省份为山东、江苏、福建,中部地区3个省份为河南、安徽、湖南,西部地区3个省份为甘肃、重庆、广西;其次,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人均收入为基准,将样本省份的各个县排序,分别随机抽取东部地区7个县、中部地区8个县、西部地区6个县,共21个县进行实际调研;最后,在每个县,以调查者所居住乡村为基础,随机抽取农户为调查样本。按照各县的地级市归属,具体调查地点和访问户数如下:山东菏泽、滨州、济宁,江苏南通、苏州、扬州,福建泉州共计200户农村居民家庭; 河南郑州、信阳,安徽亳州、宿州、阜阳,湖南邵阳、湘潭、湘西共计200户农村居民家庭;甘肃平凉、陇西,重庆黔州,广西贺州、桂林、百色共计150户农村居民家庭。为尽可能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可得性,调查组采用入户调查、当面访谈并回收问卷的形式,发放、回收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为90.9%。
  文中所涉及的家庭金融资产是指剔除借贷行为后所剩余的金融净资产,包括居民家庭储蓄存款、手存现金、金融产品等,储蓄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金融产品具体指国债、股票、基金、保险等。居民家庭财产,主要指金融资产、住房估计价值(房产)、家庭耐用消费品估值和家庭生产经营资产。其中,房产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房屋自身价值;另一部分为装修附加价值(调查测算过程中忽略了建筑面积用地价值),并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衡量指标,将数据进行了适当处理。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在2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以上的耐用消费品,考虑到耐用消费品贬值速度较快,因此对其现值估计时采取30%的折旧率。家庭生产经营资产主要有家庭农机设备现值(对其现值估计时也采取30%的折旧率)、固定资产现值(扣除贷款)、自由流动资金等。
  三、金融资产分布与构成
  (一)金融资产规模与分布
  调查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户均值为37825元,与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16459元相比有了大幅提高。但约有53%的被调查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位于平均水平之下,金融资产水平为4万元以下的比例达65%,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差异明显(见图1)。
  同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分别为47925元、40900元、21283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为西部地区的2.25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这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富差异。
  (二)金融资产结构
  图3显示,储蓄存款在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构成比例最高,达到80.38%;其次为手存现金,为13.40%;金融产品所占比例最小,为6.22%。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状况一样,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因地区不同也存在差异性,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过多集中在储蓄存款上是不争的事实,但各金融资产结构所占比例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整体来看,在储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方面,西部农村地区比例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而手存现金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东、中、西部相差不大;东部地区金融产品所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为8.24%,这几乎为中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是西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多,反映了东部农村居民在金融资产方面更加侧重于收益。相比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金融产品资产几乎为0,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不单单局限于储蓄存款和手存现金,金融资产在结构和总量上也有了较大变化。
  四、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上文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分布和结构两个角度阐述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金融资产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即哪些因素造成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的差异。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李实(2000)对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方法,将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因素分为三类:居民家庭经济因素、居民家庭特征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等,其中家庭经济因素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总财产、金融借贷行为、投资活动;家庭特征因素有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专业技能的掌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外部环境因素则取决于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东、中、西部区域性差异等。构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函数为:
  [C=f(Y,F,E,μ)] (1)
  其中C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自然对数;Y代表居民家庭经济因素;F代表居民家庭特征因素;E为外部环境因素;μ为随机误差项。
  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计量经济模型形式如下:
  LnFin=β0+β1LnIncome+β2LnCapital+β3Dcs+β4Invest+β5Age+β6Age2 +β7Edu+β8Pros+β9Labs+β10Mcpc+β11Dum+μ (2)
  其中,β0为回归截距项,β1为家庭收入的弹性系数,β2为家庭财产的弹性系数,βi(i=3,4,.....,11)表示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对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所得的样本数据,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对数平均值为10.34;家庭收入对数平均值为10.37;家庭借贷行为均值为0.29;投资活动均值为0.14;户主年龄平均值为2.4,表明年龄分布比较平均,平均年龄在45—55岁之间;户主受教育程度平均值为1.80,表明户主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否掌握专业技能平均值为0.19,传达出拥有专业技能的农村居民家庭并不多;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值为1.70;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平均值为0.13,说明在被调查家庭中,更多家庭成员属于普通群众,干部党员在农村家庭较少;地区虚拟变量平均值为2.10。
  为控制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本文遵循李子奈(2011)提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唯一性与一般性原则,在回归模型方程中纳入所有可能对被解释变量(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产生影响的解释变量(即表2所描述的自变量),即模型在估计时对不同类型控制变量进行分别回归,以减小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同时考虑:(1)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异方差;(2)本调研样本数据相对较少,不能进行稳健性检验;(3)随机扰动项协方差未知,因此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2)进行估计回归。计量软件为Stata12.0,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产水平、家庭收入、金融借贷行为、家庭投资活动、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正面影响,并且财产水平对其影响最大,其他依次递减;户主年龄及区域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有负面影响。
  1. 家庭经济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财产对金融资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家庭收入,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家庭财产不断积累,农户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更倾向于存款储蓄,这与图3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符。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的增加,使得金融资产不断积累。本调查组所得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占家庭财产总量的百分比为44.12%,这与2002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研究所得的12.3%(李实等,2005)、2007年奥尔多中心的27.65%(梁运文等,2010)等研究结果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但金融资产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增长更多的是储蓄存款,农村居民家庭中较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没有对现有资金进行充分的利用,投资观念较为淡薄,应充分调动农民投资的积极性。
  计量回归模型显示投资经营活动及借贷行为均对金融资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农户通过借贷行为进行投资经营活动,进而增加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有所增加。从表4也可以看出,有金融借贷行为、投资经营活动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较多,这与计量回归结果相符合。
  2. 家庭特征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符合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金融资产呈倒“U”型分布。户主年龄从20岁到40岁,金融资产积累逐步增加,40岁左右达到峰值,45岁之后金融资产逐步下降。其中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金融资产均值为35823元,在30—45岁之间均值为44590元,在45—60岁之间均值为38181元,在60岁以上均值为26000元。表4中计量回归结果也显示年龄解释变量系数为正,年龄平方解释变量系数为负,这更好地拟合了生命周期理论。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财产的最大值应出现在劳动力身强力壮的中年时期,农村居民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身体状况良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有利于财产积累。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青壮年时期,身体状况良好;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步迈入年老体衰的状况,收入会逐步减少甚至消失。另外,年龄的增长以及年轻时过度劳累损耗导致身体状况较差的个体通常需要较高的医疗开销,不利于财产的积累。身体状况良好的家庭财产不断增加,现阶段农村居民投资观念还比较淡薄,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对于收入的处理选择,除持有少量现金外,更多地倾向于储蓄,进而使得金融资产增加。随着年龄的增加,收入减少,金融资产也相应地减少。
  户主受教育程度直接体现了家庭人力资本状况,表3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正向影响作用。从表5中可以看出,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也相应增加,并且调查数据发现,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中,储蓄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为68.84%,远低于平均比例80.38%,而金融产品所占比例则为17.37%,高于6.22%的平均水平,可见,现阶段高学历农村居民家庭有了较高的金融投资观念。   专业技能的掌握、劳动力人数是户主家庭生产资本的体现,回归结果表明,其对金融资产均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居民家庭拥有专业技能及更多的劳动力使得家庭生产力更高,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家庭金融资产才能够不断积累。
  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户主为党员干部身份能够运用更多的资源,可以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对农户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能够及时获得外部借贷支持,获得更多的借贷机会,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利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政治资本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正效应。
  3. 外部环境因素。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地区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影响程度不同,差异性较大,这与表1的描述相符。经济较发达地区,家庭居民金融资产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较少。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全国55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调查,本文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2012年金融资产的分布、构成和主要特征,初步探讨了导致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数据的详细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不断增加,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家庭收入与财产、借贷行为、投资经营活动等均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重要因素,且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家庭财产因素对金融资产规模影响最大,其次为家庭收入,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但整体来看,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储蓄存款上,资金利用效率低,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有所变化,金融产品资产占有一定比例。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符合生命周期理论:户主年龄从20岁到45岁,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逐步增加,40岁左右金融资产达到峰值,45岁之后,金融资产逐步下降。同时,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与户主受教育程度明显正相关,这从侧面肯定了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改善。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并且在金融资产构成中,储蓄存款所占比例相对较低,金融产品所占比例较高,在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有了更强的意识。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起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家庭金融资产也存在很大差异。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是家庭财产构成的主要部分,改善金融资产结构,增加金融资产,要突破收入水平的约束,政府应当鼓励农户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同时还应从制度和政策上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满足农村居民家庭的借贷需求,使更多的储蓄存款转换为流动资金,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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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XQ,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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