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对中国思想界情况颇为熟悉的年轻朋友送了我一个绰号：局外人的单口相声。如果其中还蕴含着某种褒义的话，我愿意将这顶帽子转送给钱宏兄。因为他比我更为合适。
　　所谓局外人，是指其身份。
　　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经济学家以及相关背景的技术官僚几乎垄断了中国公共舆论界，经济学以及相关的技术话题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唯一话题和唯一知识。造成这种荒谬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经济学的去政治化话语方式契合了近二十年的政治环境；其二则是，经济学迎合了近二十年中国民间社会以及各级政府对财富的普遍想象。在这种头脑简单的想象中，似乎只有经济学才是发财致富的不二法门。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经济学就变成了中国改革唯一的知识及思想提供者，经济学家及其相关背景的技术官僚就变成了中国改革“权威”和“法定”的阐释者，换言之，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只有经济学家及技术官僚们才是“权威”与“法定”的局内人，而其他的“三教九流”的发言，如果不是“旁门左道”的搅局，就是超越专业的越界。极而言之，他们至多也只能算是中国思想界的边缘和点缀。在这个意义上，钱宏兄无疑是一个标准的局外人。
　　然而，正是这个局外人，却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究和关心着局内之事，这不仅让钱宏兄显得特别另类，也让人觉得特别孤独。但正是这份孤独，让我对钱宏兄肃然起敬。在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中，执着于一种毫无回报的思想探索，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知识兴趣，就一定是出于对天下国家难以割舍的大责任和大情怀。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让我从钱宏兄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只有精神贵族，才能够独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甘之如饴。在一次饭局中，钱宏曾经不经意地谈到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十块钱可以过一天，一万块也可以过一天。言下之意是，他对物质生活可以处之泰然。我想，他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只要让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和写作。我不敢轻易揣测其他人，但就我个人而言，钱宏对物质生活的这种耐受力让我自愧弗如。在我的印象中，钱宏兄总是在不断地码字，不断地思考，不断地与同好们交流着那些在旁人看来与生活毫无关系的话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倔强甚至偏执的思想探险者。可悲的是，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被人称为盛世的当今时代，这种孤独的思想探险家正在成为濒危物种。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今天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却突然发现我们的思想资源如此贫困的关键原因。毫不夸张地说，在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之后突然遇到瓶颈时，从上到下，从精英到百姓，今天的中国正在普遍陷入了一种手足无措、无所依凭的状态。只有到了今天，我想人们才会了解，局外人的思考原来如此稀缺，如此珍贵，而“当局者迷”的历史错误，竟然发生得如此频繁。在钱宏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的一段即席讲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我看来，所谓“只关心脚下的事情”即是以狭隘的“经济人”视角去计算眼前的利益得失，这正是中国社会三十年以来被推到极致的一种文化；而关注天空，则是以一种最大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去探寻历史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任继愈老先生为这本《中国：共生崛起》一书原书名《大战略思维》，所做的题签“追寻可能的世界”，正是对“关注天空”这一隐喻作出的最好诠释。不用问，在熙熙攘攘的只关注脚下的人群中，钱宏兄是特立独行的仰望星空之人。这大概是局外人的另一层含义。不过，钱宏兄的孤独，可能并不仅仅来自其人格和精神，更来自于其话语方式。
　　话语方式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体系。在这一点上，钱宏兄是颇为奇特的。坦率讲，钱宏兄的话语体系是很难进入的。作为其论述起点的几个原创的核心概念，比如“发展观点上的生态文明主义”、“文化上的社会共生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所谓“背景组织主义”都是人们非常陌生的观念。而对这一代完全接受西方主流思维训练的学人而言，这一套基本概念则显得尤其隔膜。这增加了读者进入钱宏兄作品的障碍。当然，我也完全同意，任何思想的革命，都是从话语方式的革命开始的。也正是在话语方式这个层面上，钱宏兄的言说的确有点单口相声的意味。
　　不过，仔细倾听这个单口相声，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言说者的自说白话，而是准确地切中了当下中国的问题。就我的理解，“发展上的生态文明主义”，即是对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增长模式的最好解毒剂。在中国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中，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消耗让人触目惊心，于今更是达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显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式增长的问题，更是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所以，我揣测，钱宏兄的生态文明主义有更深和更加广泛的指涉。如果说，生态文明主义，已经被别人用别的话语方式论及过，那么，“社会共生主义”则是针对当代中国独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过往的三十年中，比之于对自然资源的剥夺，中国阶层之间的剥夺程度也创下无与伦比的记录。我曾经论证过，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是建基于这种剥夺之上的。但正如钱宏兄用常识论述到那样，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否则，经济奇迹总有一天会戛然而止。所以，在经济奇迹还没有完全退色的时候，最大限度的消解剥夺，实行社会大和解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改革三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也同样是社会矛盾及仇恨积累的三十年，看不到这一点，中国就可能重蹈治乱循环的历史覆辙。我相信，钱宏兄的社会共生主义不失为重建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起点。在这一点上，我与钱宏兄心有戚戚焉。
　　在解释“大文化战略”的时候，钱宏兄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重建”，看得出，钱宏兄已然察觉：中国的问题已经不独独是制度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哲学与文化层面的问题。于是，进入“背景主义哲学”与“重建中华价值范式”的思考，就成为钱宏兄自然而然的精神诉求。
　　《中国：共生崛起》一书最后落脚到文化创新——“重建中华价值范式”上，重在提高中国人思想力水平，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滋养新生代国民的胆识心肝与精神自立的种子，钱宏兄寄望于80后、90后、00后成为富有“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精神的博雅淑女、达人君子。
　　这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五四”时期。不过我相信，这一次文化和哲学重建（如果它真有的话）将不再是“五四”时期的照搬与复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将是一桩艰难的事业，但同时，这也是一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值得的事业。我想，钱宏兄无疑是这桩事业筚路蓝缕的先行者。这个“背景主义”哲学，连同上述“生态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一道，可望成为中国人贡献给当今处于又一世界历史大变局前夜，亟需新的智慧引领向前的人类的一条新路。
　　我也曾对他周围的人说，钱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贵族，大家需要对他加以呵护。在未来，钱宏兄还将继续是一个局外人，但是我真的希望，他的言说不再是单口相声，而是更多人的合唱。
　　忽然想到，孔子有云“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王充有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正与现代耗散结构开放体系的理论诉求，竟然是那么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