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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5年1月国务院会议部署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铁路、电力、通信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此前，李克强总理以“超级推销员”的角色多次推荐中国高铁、核电和航空装备。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轮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核心问题仍是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创新。
2009年至2011年的3年间，中国曾投入421亿美元信贷及相关金融支持，推动重大成套装备进入国际市场。而此前一年相关贷款不过20亿美元。
2012年国家又向这个被称为“421专项”的计划追加了200亿美元。受其支持，目前中国对所有大型成套设备“走出去”项目实行“应保尽保”。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彼时在商务部原机电和科技产业司任职，直接参与并目睹了在金融支持下的这一轮中国装备大规模“走出去”。
石永红在日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强调，无论是高铁、核电，还是水泥、火电，只有足够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根本性问题。
银行说外汇买回就是高价
《瞭望东方周刊》：从机电领域看，近年来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
石永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企融资成本比较高。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逐步复苏，目前的融资成本比较低。例如日韩的外汇贷款，融资成本大概是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加上50或100个基点，而我们要加到200、300或者400个点。另外，我们的保险成本相对也还较高。比如10亿美元的项目，我们一般8%保险费率，在项目实施前就得先付8000万美元保险费用，企业压力比较大。
孟加拉曾有一个3台30万千瓦的项目，5家中国公司、一个韩日联合体投标，最后是韩日联合体中标。当时中企、韩日联合体的融资额度都是85%，融资期限都是3年宽限期加10年还款期。
但韩日联合体的利率是3.26%，中企是Libor加400个点——也就是肯定要4%以上，而且还需要加前端费、承诺费等一次性费用，这些加起来又是3%。
一般项目是85%贷款，10年还款期。这样综合算下来会多出5000万美元以上。其实这里面有些费用也是国外银行没有的。最后再加上保费6.5%。虽然韩日联合体提供的供电价格是每千瓦860美元，中方660美元，但我们的产品价格优势被融资担保等其他因素的劣势抵消了。
第二就是担保问题，我们现在主权担保比较多一些，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是要主权担保的，但是日、韩以及美国，只有不到10%是主权担保。主权担保，有些国家能力不行、有的受限，还有项目是私人投资没法提供主权担保。
外资银行做得多的项目融资——就是项目担保，或者资金流担保、资产担保等，我们的银行都做得非常少。我们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能力、对外业务经验都有待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外汇的储备量这样大，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石永红：我们的外汇储量是比较大，但我们的利率比较高。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比美国高得多，美国现在基准利率基本上是0.5%，中国是7%到8%。
中国的进出口银行是没有外汇存款的，它需要去外面发债或者用其他手段获得外汇，所以本身成本就高。而且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国内银行不愿意存外汇。
银行说外汇从央行买回就是高价，所以就得高价出去。这确实涉及利益问题。把外汇贷款的利率降下来，银行肯定就得让利益出来，这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而且涉及外汇经营。
现在我们国家也推动外汇储备贷款，就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把外汇储备拿出来，委托给银行，贷款利率可能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现在有两大问题。
首先，我们外汇储备本身很多，企业贷款后还是要把外汇加息还给外汇局，外汇储备就越来越多。但是可能从外汇局的角度，希望对外投资，把钱拿出去。所以不太愿意国内的外汇贷给企业，又从企业返给外汇局。
同时，也有企业获得贷款后，可能把贷来的外汇换成人民币，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套利。
保险公司的指标都是西方的
《瞭望东方周刊》：客观地看，保险费用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
石永红：目前保险公司的观点是，项目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风险比较高，所以费率比较高。在美国的风险低、费率也低，但是美国的大型项目相对比较少。
我们认为，实际还应考虑到政治关系，比如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巴基斯坦的风险是很高的，但从中国的角度不会那么高。但是目前中国的保险公司使用的指标体系都是西方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能源、交通等这些领域，你觉得近期能快速“走出去”的是哪些？挑战比较大的是哪些？
石永红：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电力。电力涉及面很广，高铁也得先有电。现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电需求很多，中企也中标了很多项目，还有很多企业积极在投标。
同时，也可以说所有领域都有一些困难，相对竞争力强的就是电力、通讯、普通轨道交通。高铁、核电可能面临竞争更困难一些。
即使对于电力，前几年燃煤电站市场非常火，但2013年开始很多国家减少了燃煤发电，市场相对饱和。像印度前几年的燃煤电站项目非常多，2012年起因环境问题不断减少。现在很多国家的能源项目开始涉及燃气轮机，但是在这方面高端技术上中国还比较弱。
再比如光伏，这几年也发展很快。很多国家希望中国企业去投资，但是投资能不能赚回钱是一个问题。由于成本较火电等更高，政府如果不给补贴，投资其实很难回本。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需求也没有中国这么迫切。
很多领域的标准没法中外对比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轮装备“走出去”，很多人都提到标准输出，你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前景？ 石永红：标准问题，前些年刚开始可能还不太明显，现在确实是很大的障碍。我们的标准国际化还比较落后。像发电设备，中国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走出去”时间也更长，但是在标准方面，中国还是没有多少话语权。只要是稍微发展好些的国家，比如土耳其、中亚等一些国家，就倾向于用欧美的标准。而且咨询公司都是欧美做得多。现在除非特别贫困落后的国家，一般都难接受中国标准。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30多年，现在我们自己的标准和国际上还差得很多吗？
石永红：标准水平和国际上应该差不多，有些中国标准甚至比国际上还要先进。但是，有些具体的规定可能不一样，如修墙有厚有薄，有的是工艺问题、有的是不同样式、有的是走线方式不同，还是有区别。用中国标准我们比较方便，成本也会比较低，因为用国外标准，中企还需要耗时和精力研究。
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标准大多没有正式英文版本。业主说拿中国标准给我看看，企业只能现翻译。事实上，现在很多领域的中国标准和国外版本没有一种对比，不清楚到底中外标准有哪些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建议，以后国内发布标准直接发中英对照。但现在一般没有这种考虑，而且，这个翻译不是一般性的翻译，不能让企业自己翻译，国家应该有一个专门机构进行发布。
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首先是中方提供优惠贷款的项目，要规定率先使用中国标准。其次，中国的银行提供商业贷款的项目，也应优先采用中国标准。当然，我认为中国标准走出去依靠国内对外投资带动是最有效的。
希望在一两个行业里头能够率先突破一下，特别是比较有优势的技术。比如在电力建设里推中国标准，电力领域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已经很成熟，燃煤电站、水电都没问题，特别是设备的标准几乎都经过了欧盟认证。当前，我们正承担国家课题，推动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标准走出去研究，希望能在中国优势技术标准国际化上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总体环境？
石永红：在国际上，现在针对中国机电类产品的贸易摩擦增多。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全球的保护主义至少没有特别明显的放松趋势。全球需求都在萎缩，大家都比较困难，都有些压力，希望能够用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自己。
我感觉，总体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和投资环境远不如我们中国，像印度、巴西这些国家的开放意识和开放水平肯定赶不上中国，包括吸引外资的方式和政策、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等等，而且他们的行政能力很弱、行政效率也很低。虽然中国和很多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但企业用得很少，用这个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不多。当然这也反映了一些协议本身不那么细致或者说操作性不强，企业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保护自己。
此前，李克强总理以“超级推销员”的角色多次推荐中国高铁、核电和航空装备。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轮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核心问题仍是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创新。
2009年至2011年的3年间，中国曾投入421亿美元信贷及相关金融支持，推动重大成套装备进入国际市场。而此前一年相关贷款不过20亿美元。
2012年国家又向这个被称为“421专项”的计划追加了200亿美元。受其支持，目前中国对所有大型成套设备“走出去”项目实行“应保尽保”。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石永红，彼时在商务部原机电和科技产业司任职，直接参与并目睹了在金融支持下的这一轮中国装备大规模“走出去”。
石永红在日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强调，无论是高铁、核电，还是水泥、火电，只有足够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才能解决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根本性问题。
银行说外汇买回就是高价
《瞭望东方周刊》：从机电领域看，近年来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
石永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企融资成本比较高。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逐步复苏，目前的融资成本比较低。例如日韩的外汇贷款，融资成本大概是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加上50或100个基点，而我们要加到200、300或者400个点。另外，我们的保险成本相对也还较高。比如10亿美元的项目，我们一般8%保险费率，在项目实施前就得先付8000万美元保险费用，企业压力比较大。
孟加拉曾有一个3台30万千瓦的项目，5家中国公司、一个韩日联合体投标，最后是韩日联合体中标。当时中企、韩日联合体的融资额度都是85%，融资期限都是3年宽限期加10年还款期。
但韩日联合体的利率是3.26%，中企是Libor加400个点——也就是肯定要4%以上，而且还需要加前端费、承诺费等一次性费用，这些加起来又是3%。
一般项目是85%贷款，10年还款期。这样综合算下来会多出5000万美元以上。其实这里面有些费用也是国外银行没有的。最后再加上保费6.5%。虽然韩日联合体提供的供电价格是每千瓦860美元，中方660美元，但我们的产品价格优势被融资担保等其他因素的劣势抵消了。
第二就是担保问题，我们现在主权担保比较多一些，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是要主权担保的，但是日、韩以及美国，只有不到10%是主权担保。主权担保，有些国家能力不行、有的受限，还有项目是私人投资没法提供主权担保。
外资银行做得多的项目融资——就是项目担保，或者资金流担保、资产担保等，我们的银行都做得非常少。我们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能力、对外业务经验都有待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外汇的储备量这样大，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石永红：我们的外汇储量是比较大，但我们的利率比较高。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比美国高得多，美国现在基准利率基本上是0.5%，中国是7%到8%。
中国的进出口银行是没有外汇存款的，它需要去外面发债或者用其他手段获得外汇，所以本身成本就高。而且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国内银行不愿意存外汇。
银行说外汇从央行买回就是高价，所以就得高价出去。这确实涉及利益问题。把外汇贷款的利率降下来，银行肯定就得让利益出来，这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而且涉及外汇经营。
现在我们国家也推动外汇储备贷款，就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把外汇储备拿出来，委托给银行，贷款利率可能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现在有两大问题。
首先，我们外汇储备本身很多，企业贷款后还是要把外汇加息还给外汇局，外汇储备就越来越多。但是可能从外汇局的角度，希望对外投资，把钱拿出去。所以不太愿意国内的外汇贷给企业，又从企业返给外汇局。
同时，也有企业获得贷款后，可能把贷来的外汇换成人民币，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套利。
保险公司的指标都是西方的
《瞭望东方周刊》：客观地看，保险费用比较高的原因是什么？
石永红：目前保险公司的观点是，项目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风险比较高，所以费率比较高。在美国的风险低、费率也低，但是美国的大型项目相对比较少。
我们认为，实际还应考虑到政治关系，比如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巴基斯坦的风险是很高的，但从中国的角度不会那么高。但是目前中国的保险公司使用的指标体系都是西方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能源、交通等这些领域，你觉得近期能快速“走出去”的是哪些？挑战比较大的是哪些？
石永红：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电力。电力涉及面很广，高铁也得先有电。现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发电需求很多，中企也中标了很多项目，还有很多企业积极在投标。
同时，也可以说所有领域都有一些困难，相对竞争力强的就是电力、通讯、普通轨道交通。高铁、核电可能面临竞争更困难一些。
即使对于电力，前几年燃煤电站市场非常火，但2013年开始很多国家减少了燃煤发电，市场相对饱和。像印度前几年的燃煤电站项目非常多，2012年起因环境问题不断减少。现在很多国家的能源项目开始涉及燃气轮机，但是在这方面高端技术上中国还比较弱。
再比如光伏，这几年也发展很快。很多国家希望中国企业去投资，但是投资能不能赚回钱是一个问题。由于成本较火电等更高，政府如果不给补贴，投资其实很难回本。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需求也没有中国这么迫切。
很多领域的标准没法中外对比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轮装备“走出去”，很多人都提到标准输出，你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前景？ 石永红：标准问题，前些年刚开始可能还不太明显，现在确实是很大的障碍。我们的标准国际化还比较落后。像发电设备，中国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走出去”时间也更长，但是在标准方面，中国还是没有多少话语权。只要是稍微发展好些的国家，比如土耳其、中亚等一些国家，就倾向于用欧美的标准。而且咨询公司都是欧美做得多。现在除非特别贫困落后的国家，一般都难接受中国标准。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30多年，现在我们自己的标准和国际上还差得很多吗？
石永红：标准水平和国际上应该差不多，有些中国标准甚至比国际上还要先进。但是，有些具体的规定可能不一样，如修墙有厚有薄，有的是工艺问题、有的是不同样式、有的是走线方式不同，还是有区别。用中国标准我们比较方便，成本也会比较低，因为用国外标准，中企还需要耗时和精力研究。
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标准大多没有正式英文版本。业主说拿中国标准给我看看，企业只能现翻译。事实上，现在很多领域的中国标准和国外版本没有一种对比，不清楚到底中外标准有哪些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建议，以后国内发布标准直接发中英对照。但现在一般没有这种考虑，而且，这个翻译不是一般性的翻译，不能让企业自己翻译，国家应该有一个专门机构进行发布。
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首先是中方提供优惠贷款的项目，要规定率先使用中国标准。其次，中国的银行提供商业贷款的项目，也应优先采用中国标准。当然，我认为中国标准走出去依靠国内对外投资带动是最有效的。
希望在一两个行业里头能够率先突破一下，特别是比较有优势的技术。比如在电力建设里推中国标准，电力领域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已经很成熟，燃煤电站、水电都没问题，特别是设备的标准几乎都经过了欧盟认证。当前，我们正承担国家课题，推动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标准走出去研究，希望能在中国优势技术标准国际化上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总体环境？
石永红：在国际上，现在针对中国机电类产品的贸易摩擦增多。自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全球的保护主义至少没有特别明显的放松趋势。全球需求都在萎缩，大家都比较困难，都有些压力，希望能够用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自己。
我感觉，总体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和投资环境远不如我们中国，像印度、巴西这些国家的开放意识和开放水平肯定赶不上中国，包括吸引外资的方式和政策、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等等，而且他们的行政能力很弱、行政效率也很低。虽然中国和很多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但企业用得很少，用这个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不多。当然这也反映了一些协议本身不那么细致或者说操作性不强，企业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