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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十年来，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开始转型为更多的对禽类、肉类、蛋奶等高质量食品的消费，由于这种转变是隐蔽的，农业经济学家黄宗智称其为“隐性农业革命”。通过对近二十年的数据检验发现，我国的食品消费结构转向了禽类、蛋奶等高蛋白、高质量的食品，而且这种食品消费结构转型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同时这种增收效应近年来开始减缓，但并不表明食品消费转型的增收潜力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因此，应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保障农业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此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
关键词：食品消费转型;农民增收;劳动生产率;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9-0024-04
引言
自1980年以来，我国农业在部分发展停滞的同时，从农业内部来看，也产生着激烈的变化。农业发展的部分停滞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但是农业内部的变化则是隐蔽的。从狭义农业的单位土地产量来看，尤其是粮食种植业，虽然略有增长，但是并不显著，而同时期我国非农产业发展相当迅速，这仿佛是符合了大部分人对农业发展落后的认知。但如果我们脱离出狭义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的惯常视角，聚焦于整个广义农业即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发展分析，將会发现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1980—2007年，牧业与渔业产值的增长尤其显著，牧业增长了将近9倍，渔业增长了16倍，高于种植业产值增长速度的3.5倍。农业经济学黄宗智认为，这种“停滞”与“发展”看似矛盾的景象，主要来自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食品消费结构转型和与之配合的第一产业结构转变。近年来畜类、禽类、蛋奶类等高蛋白、高质量食品消费的显著增加促进了农业的“革命”性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这种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被隐蔽在以前的种植业统计指标中，所以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那么食品消费结构是否是往高蛋白、高质量食品方向转变呢？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是否与农民收入的提高相关呢？这将是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获得一些对农民增收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对我国农民的增收起到一定的作用。
接下来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统计数据检验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方向，第三部分通过城镇居民人均高质量食品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分析，验证食品消费转型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第四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食品消费结构转型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人们的食品消费方向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化，商场、菜场内的肉类、奶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供应越来越充足，各种精包装的农产品成为了人们来往的礼物，这似乎预示着人们的食物消费开始转型升级了。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镇发生着快速而激烈的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显著，所以本部分采用城镇居民人均主要食品的消费变化来检验全国食品消费的结构转向，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居民今后的食品消费转型方向。采用199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画出1990—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每年主要食品消费的折线图（见下页图1）。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发现，总体说来，1990—2015年，城镇居民对家禽、水产品、鲜奶这三类高蛋白质的食品的消费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具体说来1990—2015年，人均家禽类食品消费量增长了5.98公斤，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增长了7.01公斤，人均鲜奶消费量增长了12.47公斤。而与此同时，查阅《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人均每年粮食消费量从1990年的130.7公斤减少到2012年的78.8公斤，减少了51.9公斤，平均每年减少2.3公斤。对比看来，我国的食品消费结构确实开始转向高蛋白、高质量的农产品。粮食等一般口粮的人均消费趋势是减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消费的减少，因为还有很多工业用粮、饲料用粮等是不会统计在居民的消费中。2010年后，三类食品的消费都趋于稳定，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缺乏竞争，产品缺少深加工以及创新不足，难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二、食品消费转型与农民增收的关系
农业的隐性革命、农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民收入的提高上来，如果农民收入没有得到提高，这场“隐性革命”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体现。城市食品的供应绝大部分来自于农业，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的转型升级可能会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首先画出1992—2012年的城镇居民主要高质量食品消费量（采用禽类、鲜蛋类、鲜奶类、水产品类消费额加总表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关系图（见图2），就能够初步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图2的结果来看，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消费和农民收入提高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总体上都是增加的。但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消费曲线相对平缓，食品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农民收入曲线更为陡峭，收入提升更加快速。图2中的2004年以前，农民收入曲线比2004年以后更平缓，说明2004年是农民收入快速提升的转折点。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这个点称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表示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全部转移出去，此后必须以高于农业制度工资水平的工资率才能维持农业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因此该点后农民的收入有了较明显的提高。这样看来，可以把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的消费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1992—2004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时期;第二部分为2004—2012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时期。
本文采用Eviews10软件对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消费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前，必须保证数据平稳或具有长期稳定关系，通过对两个数据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首先针对1992—2004年第一部分，食品消费转型不是农民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的P值为0.014，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所以城镇居民消费的转型在这一时期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对于2004—2012年，同上的原假设P值为0.37，在5%的统计水平上不能拒绝原假设，意味着这一段时间城镇居民消费的转型不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具体来说，2004年以前，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被困在低收入的农业中，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农业生产与经营，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为农业生产与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多种类的禽类、肉类、瓜果类食品的消费需求刺激了这类食品的供应，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而2004年以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点出现，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务工获得比制度工资更高的报酬，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来源。此时，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升级不再是农民收入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 那是不是意味着食品消费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增收潜力消失了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从统计数据计算来看，2015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高16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农业高出4倍多。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来看，1978—201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倍，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3倍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农业增长差不多。特别是第二产业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带来了快速增长的收入。而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难以满足广大农民获得更高收入的需求。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掩盖了后来食品消费转型的增收潜力。同时，我国居民对鲜奶、水产品、深加工食品等高质量食品消费也远不及同时期的其他中、高收入国家，考虑到各国的消费习惯，我国的食品消费转型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看来，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继续发挥食品转型升级的潜力，大力推进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不断发展，促进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能够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确实经历了不小的转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禽类、肉类、蛋奶等高蛋白、高质量食品的消費明显增加了。2004年之前，这种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民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农业生产经营。但2004年以后，食品消费转型的这种增收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因为这一年后，务工工资率的增长明显快于农业工资率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农民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务工，所以今后要保证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动。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农业生产率不高，很难为农民带来持续的增收动力。但这并不是说农业不存在为农民增收的持续动力，只要继续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依然能够继续为农民增收注入新的源泉。根据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的观点，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发展现代农业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农业的关键，因而农业本身并不只是一个待哺的产业。鉴于此，针对农民增收难的问题，本文有四点政策建议。
首先，不断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产品在加工方面依然薄弱，农产品加工附加值低，农产品深加工少，大多是加工的低档产品，缺乏高档产品的精加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加工装备落后明显，很多食品加工的高技术应用较少。各种同质化的、低科技、低创新的农产品无法有效刺激市场的需求，而缺少消费又进一步成为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的瓶颈。所以必须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应大力推动各种现有农业扶持政策的落实和完善，加大各种减税降费措施、金融支持措施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帮扶。各农业企业也应提高创新水平，做出自己的品牌，生产更多营养安全、包装精美、质量优异的加工制品。
其次，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的统筹兼顾。当前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很多小企业都是以微薄的利润维持大宗粮食的生产经营，而上游生产仍然在扩大规模，产能结构急需调整。例如，很多农村相邻地区都在大面积的种植同一类水果，只顾追求产量，没有产品的质量分级，缺乏对市场的合理判断，造成同类产品的盲目竞争，果农亏损严重，大批产品只能烂在地里。所以，农业生产还需调整结构，积极推进供给侧方面的去产能，淘汰落后、不健康的产能，防止农业生产的盲目扩大，丰富高质量、有特色、品牌化的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发展高产值而不是高产量的农业、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化的农业、精细化而不是粗犷性的农业。
再次，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的发展不能局限在农业本身，二、三产业的发展也不能牺牲农业的利益，三产的融合发展将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只认识到农业的产业功能，都忽视了农业还有的社会和文化支撑功能。比如：“农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高技术、高效益的农业;“农业+服务业”的融合，利用农村地区的自然风景、风俗习惯发展观光农业，通过互联网与农产品销售的结合，培育出有特色的农产品电商服务业，例如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计划。通过三产的融合发展，形成我国产业的良性协同发展，推动农业的现代化，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最后，保障农业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劳动力还会不断转移，农业就业占比将下降到很低的比例，农民外出务工仍然是农民增收的有效来源。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要推进和保障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加强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培训，让它们能够快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确保为转移劳动力发布准确、有效的就业信息。切实保证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有效落实，确保外出农业劳动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流转时的权利不受损害，这一方面能够促使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能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权的集中。从另一方面来看，户籍制度依然还在限制农业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很多转移劳动力不能在就业地城市享有均等的权利，降低了转移劳动力的预期报酬，这又反过来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还要不断推进和深化。
参考文献：
[1] 郑志浩，高颖，赵殷钰.收入增长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模式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6，（1）：263-288.
[2]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J].开放时代，2016，（2）.
[3] 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4）：74-88.
[4] 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18，（9）：2-13. [5] 蔡昉，王美艷.从穷人经济到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挑战[J].经济研究，2016，（5）：14-26.
[6] 曾福生，蔡保忠.农村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J].农业经济问题，2018，（7）：88-95.
Abstract：In recent decades，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residents has begun to transform into more consumption of high-quality foods such as poultry，meat and egg milk.Since this change is hidden，agricultural economist Huang Zongzhi called it “The recessiv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data test of nearly 20 years，it is found that 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has turned to high-protein and high-quality foods such as poultry and egg milk，and this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has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and this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has been in recent years.Come and start to slow down.However，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come growth potential of food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has disappeared，mainly because of the low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Therefore，by vigorously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adjus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and ensuring the rational flow of agricultural labor，upgrading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farmers’ ncome.
Key words：food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farmers’ income increase;labor productivity;effective way
关键词：食品消费转型;农民增收;劳动生产率;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9-0024-04
引言
自1980年以来，我国农业在部分发展停滞的同时，从农业内部来看，也产生着激烈的变化。农业发展的部分停滞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但是农业内部的变化则是隐蔽的。从狭义农业的单位土地产量来看，尤其是粮食种植业，虽然略有增长，但是并不显著，而同时期我国非农产业发展相当迅速，这仿佛是符合了大部分人对农业发展落后的认知。但如果我们脱离出狭义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的惯常视角，聚焦于整个广义农业即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发展分析，將会发现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1980—2007年，牧业与渔业产值的增长尤其显著，牧业增长了将近9倍，渔业增长了16倍，高于种植业产值增长速度的3.5倍。农业经济学黄宗智认为，这种“停滞”与“发展”看似矛盾的景象，主要来自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食品消费结构转型和与之配合的第一产业结构转变。近年来畜类、禽类、蛋奶类等高蛋白、高质量食品消费的显著增加促进了农业的“革命”性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这种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被隐蔽在以前的种植业统计指标中，所以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那么食品消费结构是否是往高蛋白、高质量食品方向转变呢？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是否与农民收入的提高相关呢？这将是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获得一些对农民增收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对我国农民的增收起到一定的作用。
接下来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统计数据检验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方向，第三部分通过城镇居民人均高质量食品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关分析，验证食品消费转型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第四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食品消费结构转型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人们的食品消费方向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化，商场、菜场内的肉类、奶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供应越来越充足，各种精包装的农产品成为了人们来往的礼物，这似乎预示着人们的食物消费开始转型升级了。近20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镇发生着快速而激烈的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显著，所以本部分采用城镇居民人均主要食品的消费变化来检验全国食品消费的结构转向，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居民今后的食品消费转型方向。采用199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画出1990—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每年主要食品消费的折线图（见下页图1）。
通过对图1的分析发现，总体说来，1990—2015年，城镇居民对家禽、水产品、鲜奶这三类高蛋白质的食品的消费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具体说来1990—2015年，人均家禽类食品消费量增长了5.98公斤，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增长了7.01公斤，人均鲜奶消费量增长了12.47公斤。而与此同时，查阅《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发现，城镇居民的人均每年粮食消费量从1990年的130.7公斤减少到2012年的78.8公斤，减少了51.9公斤，平均每年减少2.3公斤。对比看来，我国的食品消费结构确实开始转向高蛋白、高质量的农产品。粮食等一般口粮的人均消费趋势是减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粮食消费的减少，因为还有很多工业用粮、饲料用粮等是不会统计在居民的消费中。2010年后，三类食品的消费都趋于稳定，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缺乏竞争，产品缺少深加工以及创新不足，难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二、食品消费转型与农民增收的关系
农业的隐性革命、农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民收入的提高上来，如果农民收入没有得到提高，这场“隐性革命”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体现。城市食品的供应绝大部分来自于农业，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的转型升级可能会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首先画出1992—2012年的城镇居民主要高质量食品消费量（采用禽类、鲜蛋类、鲜奶类、水产品类消费额加总表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关系图（见图2），就能够初步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图2的结果来看，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消费和农民收入提高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总体上都是增加的。但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消费曲线相对平缓，食品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农民收入曲线更为陡峭，收入提升更加快速。图2中的2004年以前，农民收入曲线比2004年以后更平缓，说明2004年是农民收入快速提升的转折点。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这个点称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表示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全部转移出去，此后必须以高于农业制度工资水平的工资率才能维持农业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因此该点后农民的收入有了较明显的提高。这样看来，可以把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的消费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1992—2004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时期;第二部分为2004—2012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时期。
本文采用Eviews10软件对城镇居民高质量食品消费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前，必须保证数据平稳或具有长期稳定关系，通过对两个数据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首先针对1992—2004年第一部分，食品消费转型不是农民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的P值为0.014，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所以城镇居民消费的转型在这一时期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对于2004—2012年，同上的原假设P值为0.37，在5%的统计水平上不能拒绝原假设，意味着这一段时间城镇居民消费的转型不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具体来说，2004年以前，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被困在低收入的农业中，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农业生产与经营，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为农业生产与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多种类的禽类、肉类、瓜果类食品的消费需求刺激了这类食品的供应，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而2004年以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点出现，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务工获得比制度工资更高的报酬，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来源。此时，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升级不再是农民收入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 那是不是意味着食品消费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增收潜力消失了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从统计数据计算来看，2015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高16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农业高出4倍多。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来看，1978—201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倍，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3倍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农业增长差不多。特别是第二产业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带来了快速增长的收入。而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难以满足广大农民获得更高收入的需求。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掩盖了后来食品消费转型的增收潜力。同时，我国居民对鲜奶、水产品、深加工食品等高质量食品消费也远不及同时期的其他中、高收入国家，考虑到各国的消费习惯，我国的食品消费转型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看来，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继续发挥食品转型升级的潜力，大力推进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不断发展，促进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能够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确实经历了不小的转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禽类、肉类、蛋奶等高蛋白、高质量食品的消費明显增加了。2004年之前，这种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民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农业生产经营。但2004年以后，食品消费转型的这种增收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因为这一年后，务工工资率的增长明显快于农业工资率的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农民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务工，所以今后要保证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动。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农业生产率不高，很难为农民带来持续的增收动力。但这并不是说农业不存在为农民增收的持续动力，只要继续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依然能够继续为农民增收注入新的源泉。根据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的观点，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发展现代农业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农业的关键，因而农业本身并不只是一个待哺的产业。鉴于此，针对农民增收难的问题，本文有四点政策建议。
首先，不断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产品在加工方面依然薄弱，农产品加工附加值低，农产品深加工少，大多是加工的低档产品，缺乏高档产品的精加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加工装备落后明显，很多食品加工的高技术应用较少。各种同质化的、低科技、低创新的农产品无法有效刺激市场的需求，而缺少消费又进一步成为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的瓶颈。所以必须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扶持力度，政府应大力推动各种现有农业扶持政策的落实和完善，加大各种减税降费措施、金融支持措施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帮扶。各农业企业也应提高创新水平，做出自己的品牌，生产更多营养安全、包装精美、质量优异的加工制品。
其次，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的统筹兼顾。当前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很多小企业都是以微薄的利润维持大宗粮食的生产经营，而上游生产仍然在扩大规模，产能结构急需调整。例如，很多农村相邻地区都在大面积的种植同一类水果，只顾追求产量，没有产品的质量分级，缺乏对市场的合理判断，造成同类产品的盲目竞争，果农亏损严重，大批产品只能烂在地里。所以，农业生产还需调整结构，积极推进供给侧方面的去产能，淘汰落后、不健康的产能，防止农业生产的盲目扩大，丰富高质量、有特色、品牌化的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同时，发展高产值而不是高产量的农业、多样性而不是单一化的农业、精细化而不是粗犷性的农业。
再次，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的发展不能局限在农业本身，二、三产业的发展也不能牺牲农业的利益，三产的融合发展将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只认识到农业的产业功能，都忽视了农业还有的社会和文化支撑功能。比如：“农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高技术、高效益的农业;“农业+服务业”的融合，利用农村地区的自然风景、风俗习惯发展观光农业，通过互联网与农产品销售的结合，培育出有特色的农产品电商服务业，例如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计划。通过三产的融合发展，形成我国产业的良性协同发展，推动农业的现代化，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最后，保障农业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劳动力还会不断转移，农业就业占比将下降到很低的比例，农民外出务工仍然是农民增收的有效来源。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要推进和保障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加强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培训，让它们能够快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确保为转移劳动力发布准确、有效的就业信息。切实保证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有效落实，确保外出农业劳动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流转时的权利不受损害，这一方面能够促使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能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权的集中。从另一方面来看，户籍制度依然还在限制农业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很多转移劳动力不能在就业地城市享有均等的权利，降低了转移劳动力的预期报酬，这又反过来阻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还要不断推进和深化。
参考文献：
[1] 郑志浩，高颖，赵殷钰.收入增长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模式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6，（1）：263-288.
[2]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J].开放时代，2016，（2）.
[3] 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4）：74-88.
[4] 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18，（9）：2-13. [5] 蔡昉，王美艷.从穷人经济到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挑战[J].经济研究，2016，（5）：14-26.
[6] 曾福生，蔡保忠.农村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J].农业经济问题，2018，（7）：88-95.
Abstract：In recent decades，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residents has begun to transform into more consumption of high-quality foods such as poultry，meat and egg milk.Since this change is hidden，agricultural economist Huang Zongzhi called it “The recessiv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data test of nearly 20 years，it is found that 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 China has turned to high-protein and high-quality foods such as poultry and egg milk，and this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has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and this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has been in recent years.Come and start to slow down.However，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come growth potential of food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has disappeared，mainly because of the low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Therefore，by vigorously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adjus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and ensuring the rational flow of agricultural labor，upgrading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farmers’ ncome.
Key words：food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farmers’ income increase;labor productivity;effective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