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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1月份举行的中国能源工作会议上，中国把4年前设定的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目标翻了一番，调整为8600万千瓦。调整的动力源自能源缺乏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节能减排承诺。
据美国核能研究所(NEI)的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1月，中国在建核电站超过了全球的40％，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但在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无疑给中国泼了一盆冷水。中国核电战略该往何处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中国需要核电
核电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鲍云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需要强大的能源支撑，在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核电产业虽然受日本福岛事故影响发展放缓，但不会影响到整体发展规划。
“美国的能源消耗总量是中国的5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1／5，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目前人均水平则需要提高25倍，这意味着全世界所有能源加在一起也不够用。所以，中国能源发展必须走低能耗、低碳的道路。”鲍云樵说，核电作为清洁能源，对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非常必要。
鲍云樵曾任中国“863”高技术计划能源领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国务院核电办公室核电专家组组长。1965年，他在原子能研究所参加过中国第一个核电发展规划研究，而当时日本的核电同样处于起步阶段。四十多年后，日本核电装机已经占本国总电源装机容量的35％，而中国只占1.5％。煤炭依然是中国能源消耗的绝对主力，占70％，其次是石汕，占10％。
中国经济重心偏东南，能源资源偏西北，北煤南运、西电东送是能源消费的独特状态，必须通过发展水电、核电来改变这种能源资源与经济中心错位分布的格局。
鲍云樵对本刊记者说，核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核电作为现代化资源，能量密度很大，且可以在选址上靠近用电负荷中心。一座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核电站一年只需30吨燃料，一专列即可运至现场。但如果是煤电则需要350万吨煤炭，这意味着需要1000列火车输送。苏联、美国等国家都在远离煤炭资源的地区建立核电站。
第二，发展核电在经济上处于优势。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煤、石油大幅度涨价，但是核燃料价格却一直比较稳定。即使面临核燃料涨价，由于核燃料成本占核发电成本的比重很小，核电的电价受核燃料涨价的冲击比火电小得多。越是往后，发展核电的经济优势就越明显。
第三，煤炭等传统能源开发已接近饱和，虽然国家规划在全国建设13个亿吨级的煤炭生产基地，但依然供不应求。10年后，中国的能源需求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比现在增加近1／3，能源缺口巨大。
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陈建新教授也认为，从能源战略角度，中国必须考虑到核电发展的重要性。按照目前世界能源消耗水平来看，已探明的煤炭还可供开采用200年，石油仅够30年-50年，从提供稳定的动力能源这点上，目前除了核电外，还没有大规模的替代能源。
管住“关起来的老虎”
由于核能是以致命武器的面目问世的，在很多人心里，核意味着“恐怖”。
鲍云樵说，核电站就像—只被关起来的“老虎”，只有出来了才会咬人，人们也应该看到核电安全的一面。
“中国目前的核电站是在二代核电技术上進行的改进，从安全性能上发生堆芯融化的几率很低，应对类似日本福岛核事件没有问题。”他说。此外，中国的核电站没有建在地震带上，只要没有不可预测的特大事故，就是安全的。
据他介绍，过去核电站设计思路是用“加法”因为“老虎”很可怕，就找个笼子(冷却方法)罩住；一个笼子不够，再罩一个笼子；还不够，再罩一个笼子a新型设计的原则是用“减法”，拿中国将要发展的第三代核电站来说，它采用了固有的、非能动的系统，无须预备电源便可实现堆芯自动冷却。
陈建新教授对“非能动”安全系统做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说，该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实现降温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
“核事故的发生，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使得人们想出各种办法来管住‘老虎’。”鲍云樵说，第三代核电技术即使遇到比日本更严重状况，也可以依靠堆内自身系统保障安全。同时，电站也配备多种电路、多种电网、自备电源等预防多种状况发生。
美国、法国等国家已公开宣布今后不再建造第二代核电机组，只建设第三代核电机组。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也是如此。第三代核电站将采用美国西屋最先进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APl000)，从设计上吸取了国际很多核事故的经验，把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作为设计上的必备要求，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比第二代核电机组小一百倍以上。
按照中美合作计划，世界上第一座第三代APl000核电站将于2013年在中国浙江三门建成。
反思非常必要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世界上反对核电的声音越来越高，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都已经声明核电计划要谨慎。
发生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得核能的利用在世界范围出现了近二十年的萧条期；这次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发生，又一次引起人们对核电的争议。
陈建新教授认为。在全世界面临能源缺口的大环境下，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大国不会放弃核电。譬如，法国对核电的依赖程度达到78％，很难想象法国离开核能会出现怎样的状况；日本今后发展核电势必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但作为一个缺少能源的国家，放弃核电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国家比如德国，核电的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成为政治手段。鲍云樵在德国曾经参观过SNR-300核电站，这是一座电功率达30万千瓦的快中子增殖堆核电站，但是由于环保组织反对强烈，该州州长在竞选时打出“无核电发展”的竞选牌，因此从建成后从未使用过。鲍云樵认为，即使有部分国家目前决定退出核电发展，但在将来到了能源问题很难解决的时候，他们籽再次面临抉择。
福岛核危机也为中国核电近年来井喷式的发展提供了一次降温和自查的契机。
3月16日，国务院连发5条措辞严厉的规定，立即组织全面安全检查；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要立即停止建设；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
“放缓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中国不会因为此次核事故就改变发展核电的决心。”鲍云樵估计，由于之前国务院要求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而短时间内核安全规划难以出台，因此核电新项目将在一定时期内无法上马。这将使核电中长期规划面临一些调整，中国计划2020年核电发展到8600万千瓦的目标可能达不到了。
作为一生都在为推广核电建设而努力的核电专家，鲍云樵认为，日本核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灾难，中国 必须进行反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原子能法还没有出台，法律支持条件尚不充分，核电行业多头领导，发改委、科技部、环保部等多部门交叉管理导致机构重叠、管理松散且职责不明确，有必要进行机构改革。
此外，鲍云樵认为，核电发展绝不能盲目跟风，“认为有钱有地皮就可以建核电站的思想必须改变，千万不能与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求等同起来”。他指出，虽然发展核电有安全审批制度、行业标准与规范，但是地方官员对核电的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仍然不足。
陈建新也认为，日本作为一个防灾意识较强的国家，在面临意想不到的特大海啸时也如此措手不及，中国在发展核电方面不能存有万分之_的侥幸。他指出，对核电运行操作技术人员在上岗前的培训务必严格把关。
但令人不能轻松的现实是，中国核科技人才严重紧缺，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购置费用动辄以百万元计，近年来，虽然全国有四十多所高校开设了核专业，但拥有高水准师资和完备教学设备的十分有限。
应急机制不可或缺
目前，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已经启动了为期数月的核电大检查，检查范围包括中国13个运营核电机组，近30个在建机组和90多个筹建机组。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说，此次安全检查的标准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标准——核安全导则HADl02，按照这份核安全规定，二代核电站--以及二代改进型电站不完全符合要求，必须要有安全预防措施。
郁祖盛说，检查的范围中，已运行的13个机组设备与日本福岛相比晚了20年，比较而言虽技术略先进，但在预防严重事故方面尚有差距；在建的28台机组中，有6台采用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另外22台由于与新的安全法规有差距，因此成为检查重点。
对于筹建机组，是继续建第二代改进型核电厂，还是直接采用第三代技术，目前在业界还有争议。郁祖盛认为·“这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争论，从核安全专家的角度，我个人认为不应再建二代电厂，因为二、三代安全水平差别很大。”
“按照总体检查情况来看，中国的核电站总体安全是可以接受的，但还有改进的余地。”郁祖盛说。
事故的应急处理，是保障核电安全的另一方面。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办公室是全国核事故应急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收集情况，组织分析研判，提出报告和建议。
“日本核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机制也立即启动。”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许平介绍说，除工作人员24小时加强值班外，辐射监测、辐射防护、医学应急等核事故应急技术支持中心和救援分队的专家也全天候待命，以最快的速度分析研究并反馈研判结果。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根据研判结果进行每日会商并权威发布，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对民众负责。
许平介绍说，中国目前核事故应急采取國家、省(区、市)、核电运营单位三级管理体系。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和军队系统的20个部门组成，省级核事故应急委员会组成部门还要多一些。
许平对本刊记者说，核事故情况下，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一致的联动机制至关重要，必须打破条块的束缚，各部门、各单位应通力合作。“核事故应急响应的及时和有效与否，取决于平时的应急准备工作是否充分。”他说。
据许平介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核安全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发展核电之时，就制定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指导方针，1984年成立了国家核安全局，负责对核电站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全过程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并建立了核安全审评、监督检查、安全许可、事件报告、定期安全评估等制度。按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INES)，三级以上的事件为事故。中国至今未发生过二级以上的事件。
据美国核能研究所(NEI)的最新统计，截至2011年1月，中国在建核电站超过了全球的40％，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但在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无疑给中国泼了一盆冷水。中国核电战略该往何处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中国需要核电
核电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鲍云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需要强大的能源支撑，在能源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核电产业虽然受日本福岛事故影响发展放缓，但不会影响到整体发展规划。
“美国的能源消耗总量是中国的5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1／5，中国如果达到美国目前人均水平则需要提高25倍，这意味着全世界所有能源加在一起也不够用。所以，中国能源发展必须走低能耗、低碳的道路。”鲍云樵说，核电作为清洁能源，对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非常必要。
鲍云樵曾任中国“863”高技术计划能源领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国务院核电办公室核电专家组组长。1965年，他在原子能研究所参加过中国第一个核电发展规划研究，而当时日本的核电同样处于起步阶段。四十多年后，日本核电装机已经占本国总电源装机容量的35％，而中国只占1.5％。煤炭依然是中国能源消耗的绝对主力，占70％，其次是石汕，占10％。
中国经济重心偏东南，能源资源偏西北，北煤南运、西电东送是能源消费的独特状态，必须通过发展水电、核电来改变这种能源资源与经济中心错位分布的格局。
鲍云樵对本刊记者说，核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核电作为现代化资源，能量密度很大，且可以在选址上靠近用电负荷中心。一座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核电站一年只需30吨燃料，一专列即可运至现场。但如果是煤电则需要350万吨煤炭，这意味着需要1000列火车输送。苏联、美国等国家都在远离煤炭资源的地区建立核电站。
第二，发展核电在经济上处于优势。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煤、石油大幅度涨价，但是核燃料价格却一直比较稳定。即使面临核燃料涨价，由于核燃料成本占核发电成本的比重很小，核电的电价受核燃料涨价的冲击比火电小得多。越是往后，发展核电的经济优势就越明显。
第三，煤炭等传统能源开发已接近饱和，虽然国家规划在全国建设13个亿吨级的煤炭生产基地，但依然供不应求。10年后，中国的能源需求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比现在增加近1／3，能源缺口巨大。
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陈建新教授也认为，从能源战略角度，中国必须考虑到核电发展的重要性。按照目前世界能源消耗水平来看，已探明的煤炭还可供开采用200年，石油仅够30年-50年，从提供稳定的动力能源这点上，目前除了核电外，还没有大规模的替代能源。
管住“关起来的老虎”
由于核能是以致命武器的面目问世的，在很多人心里，核意味着“恐怖”。
鲍云樵说，核电站就像—只被关起来的“老虎”，只有出来了才会咬人，人们也应该看到核电安全的一面。
“中国目前的核电站是在二代核电技术上進行的改进，从安全性能上发生堆芯融化的几率很低，应对类似日本福岛核事件没有问题。”他说。此外，中国的核电站没有建在地震带上，只要没有不可预测的特大事故，就是安全的。
据他介绍，过去核电站设计思路是用“加法”因为“老虎”很可怕，就找个笼子(冷却方法)罩住；一个笼子不够，再罩一个笼子；还不够，再罩一个笼子a新型设计的原则是用“减法”，拿中国将要发展的第三代核电站来说，它采用了固有的、非能动的系统，无须预备电源便可实现堆芯自动冷却。
陈建新教授对“非能动”安全系统做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说，该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实现降温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
“核事故的发生，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使得人们想出各种办法来管住‘老虎’。”鲍云樵说，第三代核电技术即使遇到比日本更严重状况，也可以依靠堆内自身系统保障安全。同时，电站也配备多种电路、多种电网、自备电源等预防多种状况发生。
美国、法国等国家已公开宣布今后不再建造第二代核电机组，只建设第三代核电机组。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也是如此。第三代核电站将采用美国西屋最先进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APl000)，从设计上吸取了国际很多核事故的经验，把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作为设计上的必备要求，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比第二代核电机组小一百倍以上。
按照中美合作计划，世界上第一座第三代APl000核电站将于2013年在中国浙江三门建成。
反思非常必要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世界上反对核电的声音越来越高，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都已经声明核电计划要谨慎。
发生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得核能的利用在世界范围出现了近二十年的萧条期；这次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发生，又一次引起人们对核电的争议。
陈建新教授认为。在全世界面临能源缺口的大环境下，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大国不会放弃核电。譬如，法国对核电的依赖程度达到78％，很难想象法国离开核能会出现怎样的状况；日本今后发展核电势必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但作为一个缺少能源的国家，放弃核电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国家比如德国，核电的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成为政治手段。鲍云樵在德国曾经参观过SNR-300核电站，这是一座电功率达30万千瓦的快中子增殖堆核电站，但是由于环保组织反对强烈，该州州长在竞选时打出“无核电发展”的竞选牌，因此从建成后从未使用过。鲍云樵认为，即使有部分国家目前决定退出核电发展，但在将来到了能源问题很难解决的时候，他们籽再次面临抉择。
福岛核危机也为中国核电近年来井喷式的发展提供了一次降温和自查的契机。
3月16日，国务院连发5条措辞严厉的规定，立即组织全面安全检查；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要立即停止建设；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
“放缓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中国不会因为此次核事故就改变发展核电的决心。”鲍云樵估计，由于之前国务院要求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而短时间内核安全规划难以出台，因此核电新项目将在一定时期内无法上马。这将使核电中长期规划面临一些调整，中国计划2020年核电发展到8600万千瓦的目标可能达不到了。
作为一生都在为推广核电建设而努力的核电专家，鲍云樵认为，日本核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灾难，中国 必须进行反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原子能法还没有出台，法律支持条件尚不充分，核电行业多头领导，发改委、科技部、环保部等多部门交叉管理导致机构重叠、管理松散且职责不明确，有必要进行机构改革。
此外，鲍云樵认为，核电发展绝不能盲目跟风，“认为有钱有地皮就可以建核电站的思想必须改变，千万不能与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求等同起来”。他指出，虽然发展核电有安全审批制度、行业标准与规范，但是地方官员对核电的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仍然不足。
陈建新也认为，日本作为一个防灾意识较强的国家，在面临意想不到的特大海啸时也如此措手不及，中国在发展核电方面不能存有万分之_的侥幸。他指出，对核电运行操作技术人员在上岗前的培训务必严格把关。
但令人不能轻松的现实是，中国核科技人才严重紧缺，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购置费用动辄以百万元计，近年来，虽然全国有四十多所高校开设了核专业，但拥有高水准师资和完备教学设备的十分有限。
应急机制不可或缺
目前，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已经启动了为期数月的核电大检查，检查范围包括中国13个运营核电机组，近30个在建机组和90多个筹建机组。
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郁祖盛说，此次安全检查的标准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标准——核安全导则HADl02，按照这份核安全规定，二代核电站--以及二代改进型电站不完全符合要求，必须要有安全预防措施。
郁祖盛说，检查的范围中，已运行的13个机组设备与日本福岛相比晚了20年，比较而言虽技术略先进，但在预防严重事故方面尚有差距；在建的28台机组中，有6台采用第三代核电站技术，另外22台由于与新的安全法规有差距，因此成为检查重点。
对于筹建机组，是继续建第二代改进型核电厂，还是直接采用第三代技术，目前在业界还有争议。郁祖盛认为·“这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争论，从核安全专家的角度，我个人认为不应再建二代电厂，因为二、三代安全水平差别很大。”
“按照总体检查情况来看，中国的核电站总体安全是可以接受的，但还有改进的余地。”郁祖盛说。
事故的应急处理，是保障核电安全的另一方面。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办公室是全国核事故应急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收集情况，组织分析研判，提出报告和建议。
“日本核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机制也立即启动。”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许平介绍说，除工作人员24小时加强值班外，辐射监测、辐射防护、医学应急等核事故应急技术支持中心和救援分队的专家也全天候待命，以最快的速度分析研究并反馈研判结果。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根据研判结果进行每日会商并权威发布，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对民众负责。
许平介绍说，中国目前核事故应急采取國家、省(区、市)、核电运营单位三级管理体系。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和军队系统的20个部门组成，省级核事故应急委员会组成部门还要多一些。
许平对本刊记者说，核事故情况下，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一致的联动机制至关重要，必须打破条块的束缚，各部门、各单位应通力合作。“核事故应急响应的及时和有效与否，取决于平时的应急准备工作是否充分。”他说。
据许平介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核安全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发展核电之时，就制定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指导方针，1984年成立了国家核安全局，负责对核电站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全过程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并建立了核安全审评、监督检查、安全许可、事件报告、定期安全评估等制度。按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INES)，三级以上的事件为事故。中国至今未发生过二级以上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