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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编辑部约稿要求，应该写一篇“学术自传”，但前不久已受邀约撰写了《罗时进学术传略》，即将发表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国学季刊》。在那篇文章中已将近40年学术经历大致道出，就不必重复了。此刻刚遵嘱整理好我的“学术年谱”，看了一遍著述目录，依稀能够回忆起那些论文、那些论著的写作场景，于是便拟以《“栽竹轩”与我的学术成长》为题，写一段文字。
一个书架的“书斋”
“栽竹轩”是我“自题”的书斋名。大学时代《全唐诗》读得不全不透，但对《丁卯集》是下了些苦功的。许浑《寄殷尧藩》中“宅从栽竹贵，家为买书贫”两句诗让我印象深刻，那追求清雅、不辞孤贫的形象如在眼前。从那时起，便决心以后做了学者，将以“栽竹”名我书房。
1982年留校工作后十多年，“书房”一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那时教师的住居是学校分配的，先是在“第六宿舍”，学校将学生宿舍临时给我们1978级留校的青年教师住。环境很好，就在风景古雅的方塔前，但两个留校教师合住，所提供的“藏书”条件只能是一个简易的书架——学生时代的那种“五层短板”。不久成家了，搬进了著名的“子实堂”（以博习书院创办人曹子实先生命名）三楼，房间约有十三四个平方米，必要的家具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空间，哪有书架安置处，原有的简易书架挤进来已属勉强了。
何时能有“栽竹轩”？倒是不怕“家为买书贫”，可买了书搁哪儿？在“子实堂”没住满三年，这座大楼便要作为化学系办公用房，我就再搬到钟楼对面一幢称为“老宿舍”的二层楼底楼。据知这幢楼曾经作为东吴大学的学生宿舍住过不少名人，徐迟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东吴文学院时住过，当时某贵公子就读理学院也住在这里。可名宅于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印记而已，分配的一间小屋比在“子实堂”时还窄了两个平方米，炉火只好生在走廊。“微风入桃径，爽气归缥帙”（赵嘏：《书斋雪后》）是一种向往，所谓“栽竹轩”只能是一个书架的符号。
这个符号式的美名一直“延誉”了好多年。从“老宿舍”之后倒是每隔三四年就搬一次，只是面积增幅总是“微调”。逐渐可以安顿一张书桌了，但将书架改为书橱且为不易，何论书房？那些年老书架像最亲密的朋友伴随我，总有一些看家的书要在手头、身边，要有所安顿啊。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我们精力旺盛的年华，在兹念兹的就是读书、研究、写作。我于1983年和1984年在《学术月刊》和一些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许浑干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试论“许浑干首湿”》《杨朔散文古典文学渊源蠡测》《杨朔诗化散文继承问题简论》等数篇文字，是本科毕业论文和大三、大四时的课程作业，都是在教室写成的。那时学生宿舍紧张，头几年中文系1978级的宿舍和教室在文科楼的同一楼层，过道南边是教室，北边是宿舍，只相隔几步。说起来生活很不方便，于我恰恰可以将教室当作晚间和深夜的书房。留校以后，作为教师倒反而受限，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了。
居住条件不好，困难总要克服。说起来也许很难相信，当时不少约稿的文学鉴赏类的文章，是将学校配置的家用方凳拼起来在上面写的。这类文章不用多翻书，理解作品背景和原意，有一套语汇、一种组词方式、一种阐释手法，将就着在板凳上即可操作。但其他研究性论文，特别是从1985年起我师从吴企明教授攻读唐宋文学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定然不能在板凳上进行了。当时年轻教师家中的床和饭桌是多功能的，饭桌不大，还堆着些厨房用品，收拾麻烦，实际上白天要写作，大多是在床上铺一层报纸当办公台用。古人说“谁怜草玄处，独对一床书”（李峤：《宅》），这种忘却其他，潜心撰述的情景，亲身体验过，别有情味，萦怀不忘。
《许浑生年考》《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登幽州台歌）献疑》《原生态意识与时代性心理的交汇——宋代元宵词文化生成机制探讨》等唐宋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都是留校后几年写的，大致完成于攻读唐宋文学硕士学位期间，是逼仄居所中的结晶。这几篇文章，《许浑生年考》发表后即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反响不错。《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一文，当时引起学界关注，评价积极，颇受鼓励。但《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和《<登幽州台歌>献疑》否定了传统的、权威的观点，受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见仁见智，但批评者无疑出自学术立场，在今天“真批评”很少的学术话语环境中，对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氛围倒有一种怀念之情、亲切之感。
感谢当时的争议使我有志将杜牧《自撰墓志铭》中提到的“焚稿”问题作为一种文人行为、文化习俗一直思考下去，于三十多年后连续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关于诗人“焚稿”的论文。撰写这些论文时，已经身处真正的“栽竹轩”了，但“一个书架”的“书斋”对我的学术生命而言极为珍贵，那是学术蹒跚起步期的见证。“蹒跚起步”是实情，初入学界，想多读书，但所读远不敷用，有了想法落笔成文，虽然不乏灵感表现和中肯之论，但深思熟虑不够，也是显然的。学术的稚嫩，当时惘然，如今已能清楚地看見。
从“蛾术堂”到“梦苕童”
大约从1991年起，我的读书和学习环境有了很大改变。主要是其时唐代文学学界倡议重编全唐五代诗，得到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立项。编委会办公室初设于苏州大学，我参加此项目，为常务编委兼办公室副主任，负责联络海内作者诸事。其时傅璇琮、周勋初、郁贤皓、陈尚君、陶敏等先生常来我校，尚君先生从沪上来苏最近，对编委会学术事宜及我本人都多有指授。重编全唐诗编委会在我校运行近八年时间，这是我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再来谈读书环境。为了使编委会有良好的办公条件，学校将靠近西门一幢楼底层原《汉语大词典》编纂组的工作用房给我们作办公地点，且《汉语大词典》编纂组所有的图书同时移交重编全唐诗编委会使用。那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了，文字训诂类古籍基本齐备，古代文学、古代史基本典籍甚多，徜徉其间，颇有进入古典宝库之感。那间藏书室有一块匾额日“蛾术堂”（是“堂”？“室”？“轩”？或其他，记忆有些模糊），“蛾术”语出《礼记·学记》，其义励志勤学，甚得我心。我梦中的“栽竹轩”不知何时构成，“蛾术堂”捷足先登了，此为学术人生之乐事。 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课余时间基本上都在“蛾术堂”了。有什么比读书、研究更能入神、更快乐呢？这一期间我独立校勘整理的唐人集有《虞世南集》《李百药集》《杨师道集》《许敬宗集》《董思恭集》《杜审言集》《贺知章集》《乔知之集》《徐安贞集》《李隆基集》《崔颢集》《崔国辅集》《孙逖集》《吴筠集》《李颀集》《祖咏集》《寒山集》《拾得集》（含《释丰干》）《戎昱集》等凡二十家，《丁卯集》的整理工作自然也得以顺利进行。文献实证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我的硕士论文是许浑年谱考编，在此基础上有机会完成若干唐人诗集整理，对提高文献学修养和实践能力颇有帮助。
1995年我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多少也与重编全唐诗有关。为了弄清康熙本《全唐诗》编纂的原委，我查考文献撰写了《扬州诗局起讫时间考略》和《（全唐诗>编校者叙录》，分别发表在《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和《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1993年11月刊）上。考叙清代扬州诗局十位编臣，征引的清代文献史料还算比较丰富，时任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所长的董乃斌先生读到，谬赞“善于爬梳清代文献”。恰逢文研所恢复《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的编纂出版，于古代文学部分增加了《明清诗文研究》栏目，一时难觅撰写综述的作者，便邀约我来担任主笔。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明清诗文研究成果，难当此任，但董先生因从事许浑研究与我有所交集，是我尊重且交谊颇深的学者，辞而不能后便接受了主笔综述之事。
这项工作极为繁难，除了对明清诗文本身的知识准备外，学界研究成果的搜集实在不易。到图书馆阅读学术著作，将大量期刊论文复印带回阅读，思考、斟酌、比较，相当费力。家中地方有限，写作时无法铺开，此事在“蛾术堂”做是最方便的了。说起来，我踏上明清诗文研究的道路，“蛾术堂”可称起点站头。
问题是，毕竟很多明清诗文方面的问题不在我当时的知识范围内，如何评判一些成果的价值，没有充分把握，我便到钱仲联先生寓所请教。有了钱先生的指点，裁量有标准，评说也有分寸。对钱先生，我原来不很熟悉，一次他患病住院，古代文学学科年轻教师都参加夜间轮值陪护，清晨他起床后扶杖问我的姓名，最先如此而已。1989年后我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学科有要务需到先生家请教，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那些年因撰写《综述》走近先生，带着问题，也带着并不成熟的观点，先生似乎时有首肯。
如此几年下来，我对明清诗文研究颇有些“感觉”了，为了真正进入这个学术领域，1995年决心师从钱先生攻读明清诗文方向博士学位，钱师不弃，使我有幸步入“梦苕盦”。毕业论文《虞山诗派研究》是指定题目，完成后他尚感满意，亲自撰写评语，认为论文“条分缕析，深入透辟，持论公允，取材广博，褒贬恰当，探骊得珠，创见迭出。平生所见论述虞山诗派之文，断推第一”。
大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我主要是学习和研究唐宋文学，90年代逐渐从唐宋文学拓展到明清诗文研究。其间自有因缘际会，我个人不甘惰怠只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因素是老一辈学者和师友的青眼与提携，还有具有共同志趣学者之间的鼓励与帮助。对此，我深有体会，也始终心怀感恩。
“栽竹轩”的学术空间
我应该是在2005年有了“栽竹轩”。说“应该是”，是因为住房条件的改善是1997年的事，当时晋升副教授已经好几年，按照条件在学校“排队”，分得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所谓三室，是两个房间中间有一间约9平方米的书房，将阳台改造通贯起来，又扩大了一点，似乎有了书房的格局。有此书房，原来四散的书可以集中了，还可购书再实之。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狂购”的经历，一时产生了舆论。苏州市评过两届“藏书家”，适逢第二届开评，主事者建议到我家看看。观看了家中那般到处“乱堆”之状，考察了一下书目，居然认可了。
其实，我当时的庋藏算不上什么，只不过一般看来高校文学院老师喜爱藏书，而我在一批老师中较热衷购书，就作为“代表”了。大体名实相符，是2005年以后的事。那时原有的书房已挤乱不堪，便一意寻找一处能装修30平方米书房的楼盘，好好整建一下。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终于目成一旧寓，便设法购得。那是我熟悉的一位著名书法家葛先生介绍的，他说：“帮你题个匾额吧！”我不愿太张扬，婉言谢了。自己订了一个册子，为学生借书的记录本（后来欲仿钱仲联先生“散书”故事，将本子“收”起来了），扉页自题之语大意如下：
自构书斋，名“栽竹轩”，取许浑“宅从栽竹
贵，家为买书贫”句意。随时添得一书，如栽一竹，
期篁阵交麾之景;藉此撰成一文，如成新竹，愿臻
学术胜境。师与生，共勉之。
学者多有书癖，1998年至今我有多次国外和海外高校客座任教的机会，机缘巧合的是，几乎每次安排的住所或研究室都靠近图书馆，读书或借书都极为方便。在日本前后两年半时间，唐代文学方面主要是进行寒山研究，《八十年来中国寒山诗集的整理和研究》是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讲演稿，后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60册（2000年4月刊）;《有关寒山生平若干问题探考》发表于日本帝冢山学院《中国文化论丛》2000年7月刊，都有一定的影响。《日本寒山题材绘画创作及其渊源》一文的基本材料是在日本收集的，回国后撰写成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在研究唐诗绘画问题上，这也许是较早的论文。明清诗文研究方面，主要精力放在钱谦益和虞山诗派方面，在日本期间以及回国后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后来的明清江南地域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至于八股文研究，是因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明清制艺极富，而这是我明清文章学的知识短板，故有意识地利用机会补短。
2000年回国之后，教学和一些学术管理工作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栽竹轩”度过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算作我学术历程的第一个阶段，90年代算作第二个阶段的话，近二十年整体上则是第三个阶段。唐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一个主要方向，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中国大百科全书·唐代文学卷》（第三版）副主编，我需要助些力;唐代地域文学、家族文学研究是我“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整体计划的有机组成，这个方向会继续走下去。我正發愿将《全唐诗》再翻阅一遍，期待通过文本细读发现问题，找到研究的新旨趣。在前面这个假期中逐本、逐家、逐篇，坚持精读并批点，已完成了近四册（中华书局本），开学了权且先放下了，此为清心枯坐之事，需从长计议。
作为我校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深知明清诗文研究是钱仲联先生倡导并倾力开拓的方向，我们这些学生应该继续推进。这些年“坐拥书城”，主编的《明清才子传笺证》系列接近完成;另外几个有关明清诗文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重点、重大），有些已经结项，有些正在进行。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有《基于典型事件的清代诗史建构》（《江海学刊》2020年第6期）、《清代自然灾难事件的诗体叙事》（《文学遗产》2021年第1期）等。这些是我新近的学术思考，也是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需要研究的内容。研究清代自然灾难诗歌的那篇论文，写于疫情暴发期间。其时无法出门，不能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几乎完全依赖“栽竹轩”的插架，这时方能体会到古人何以称道邺架、曹仓。书房是学者的日常，有实用意义，也有精神意义，是一个可信、有情、近思、切理的学术空间。
转眼已经进入到网络远程化、典籍数据化的时代，阅读方式和研究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书斋”的意义好像已不那么重要。但我属于传统型学者，愿意在“书深不知处”中寻找存在感。如果不在周遭书橱的空间中，似难形成研究状态。几十年了，已经渗入心性、成为习惯的这种学术生活方式，改不了，就坚持吧。
一个书架的“书斋”
“栽竹轩”是我“自题”的书斋名。大学时代《全唐诗》读得不全不透，但对《丁卯集》是下了些苦功的。许浑《寄殷尧藩》中“宅从栽竹贵，家为买书贫”两句诗让我印象深刻，那追求清雅、不辞孤贫的形象如在眼前。从那时起，便决心以后做了学者，将以“栽竹”名我书房。
1982年留校工作后十多年，“书房”一直是一个美丽的梦想。那时教师的住居是学校分配的，先是在“第六宿舍”，学校将学生宿舍临时给我们1978级留校的青年教师住。环境很好，就在风景古雅的方塔前，但两个留校教师合住，所提供的“藏书”条件只能是一个简易的书架——学生时代的那种“五层短板”。不久成家了，搬进了著名的“子实堂”（以博习书院创办人曹子实先生命名）三楼，房间约有十三四个平方米，必要的家具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空间，哪有书架安置处，原有的简易书架挤进来已属勉强了。
何时能有“栽竹轩”？倒是不怕“家为买书贫”，可买了书搁哪儿？在“子实堂”没住满三年，这座大楼便要作为化学系办公用房，我就再搬到钟楼对面一幢称为“老宿舍”的二层楼底楼。据知这幢楼曾经作为东吴大学的学生宿舍住过不少名人，徐迟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东吴文学院时住过，当时某贵公子就读理学院也住在这里。可名宅于我只是一个历史的印记而已，分配的一间小屋比在“子实堂”时还窄了两个平方米，炉火只好生在走廊。“微风入桃径，爽气归缥帙”（赵嘏：《书斋雪后》）是一种向往，所谓“栽竹轩”只能是一个书架的符号。
这个符号式的美名一直“延誉”了好多年。从“老宿舍”之后倒是每隔三四年就搬一次，只是面积增幅总是“微调”。逐渐可以安顿一张书桌了，但将书架改为书橱且为不易，何论书房？那些年老书架像最亲密的朋友伴随我，总有一些看家的书要在手头、身边，要有所安顿啊。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我们精力旺盛的年华，在兹念兹的就是读书、研究、写作。我于1983年和1984年在《学术月刊》和一些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许浑干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试论“许浑干首湿”》《杨朔散文古典文学渊源蠡测》《杨朔诗化散文继承问题简论》等数篇文字，是本科毕业论文和大三、大四时的课程作业，都是在教室写成的。那时学生宿舍紧张，头几年中文系1978级的宿舍和教室在文科楼的同一楼层，过道南边是教室，北边是宿舍，只相隔几步。说起来生活很不方便，于我恰恰可以将教室当作晚间和深夜的书房。留校以后，作为教师倒反而受限，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了。
居住条件不好，困难总要克服。说起来也许很难相信，当时不少约稿的文学鉴赏类的文章，是将学校配置的家用方凳拼起来在上面写的。这类文章不用多翻书，理解作品背景和原意，有一套语汇、一种组词方式、一种阐释手法，将就着在板凳上即可操作。但其他研究性论文，特别是从1985年起我师从吴企明教授攻读唐宋文学硕士学位，写毕业论文定然不能在板凳上进行了。当时年轻教师家中的床和饭桌是多功能的，饭桌不大，还堆着些厨房用品，收拾麻烦，实际上白天要写作，大多是在床上铺一层报纸当办公台用。古人说“谁怜草玄处，独对一床书”（李峤：《宅》），这种忘却其他，潜心撰述的情景，亲身体验过，别有情味，萦怀不忘。
《许浑生年考》《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登幽州台歌）献疑》《原生态意识与时代性心理的交汇——宋代元宵词文化生成机制探讨》等唐宋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都是留校后几年写的，大致完成于攻读唐宋文学硕士学位期间，是逼仄居所中的结晶。这几篇文章，《许浑生年考》发表后即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反响不错。《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一文，当时引起学界关注，评价积极，颇受鼓励。但《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和《<登幽州台歌>献疑》否定了传统的、权威的观点，受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见仁见智，但批评者无疑出自学术立场，在今天“真批评”很少的学术话语环境中，对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氛围倒有一种怀念之情、亲切之感。
感谢当时的争议使我有志将杜牧《自撰墓志铭》中提到的“焚稿”问题作为一种文人行为、文化习俗一直思考下去，于三十多年后连续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关于诗人“焚稿”的论文。撰写这些论文时，已经身处真正的“栽竹轩”了，但“一个书架”的“书斋”对我的学术生命而言极为珍贵，那是学术蹒跚起步期的见证。“蹒跚起步”是实情，初入学界，想多读书，但所读远不敷用，有了想法落笔成文，虽然不乏灵感表现和中肯之论，但深思熟虑不够，也是显然的。学术的稚嫩，当时惘然，如今已能清楚地看見。
从“蛾术堂”到“梦苕童”
大约从1991年起，我的读书和学习环境有了很大改变。主要是其时唐代文学学界倡议重编全唐五代诗，得到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立项。编委会办公室初设于苏州大学，我参加此项目，为常务编委兼办公室副主任，负责联络海内作者诸事。其时傅璇琮、周勋初、郁贤皓、陈尚君、陶敏等先生常来我校，尚君先生从沪上来苏最近，对编委会学术事宜及我本人都多有指授。重编全唐诗编委会在我校运行近八年时间，这是我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再来谈读书环境。为了使编委会有良好的办公条件，学校将靠近西门一幢楼底层原《汉语大词典》编纂组的工作用房给我们作办公地点，且《汉语大词典》编纂组所有的图书同时移交重编全唐诗编委会使用。那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了，文字训诂类古籍基本齐备，古代文学、古代史基本典籍甚多，徜徉其间，颇有进入古典宝库之感。那间藏书室有一块匾额日“蛾术堂”（是“堂”？“室”？“轩”？或其他，记忆有些模糊），“蛾术”语出《礼记·学记》，其义励志勤学，甚得我心。我梦中的“栽竹轩”不知何时构成，“蛾术堂”捷足先登了，此为学术人生之乐事。 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课余时间基本上都在“蛾术堂”了。有什么比读书、研究更能入神、更快乐呢？这一期间我独立校勘整理的唐人集有《虞世南集》《李百药集》《杨师道集》《许敬宗集》《董思恭集》《杜审言集》《贺知章集》《乔知之集》《徐安贞集》《李隆基集》《崔颢集》《崔国辅集》《孙逖集》《吴筠集》《李颀集》《祖咏集》《寒山集》《拾得集》（含《释丰干》）《戎昱集》等凡二十家，《丁卯集》的整理工作自然也得以顺利进行。文献实证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我的硕士论文是许浑年谱考编，在此基础上有机会完成若干唐人诗集整理，对提高文献学修养和实践能力颇有帮助。
1995年我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多少也与重编全唐诗有关。为了弄清康熙本《全唐诗》编纂的原委，我查考文献撰写了《扬州诗局起讫时间考略》和《（全唐诗>编校者叙录》，分别发表在《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和《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1993年11月刊）上。考叙清代扬州诗局十位编臣，征引的清代文献史料还算比较丰富，时任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所长的董乃斌先生读到，谬赞“善于爬梳清代文献”。恰逢文研所恢复《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的编纂出版，于古代文学部分增加了《明清诗文研究》栏目，一时难觅撰写综述的作者，便邀约我来担任主笔。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明清诗文研究成果，难当此任，但董先生因从事许浑研究与我有所交集，是我尊重且交谊颇深的学者，辞而不能后便接受了主笔综述之事。
这项工作极为繁难，除了对明清诗文本身的知识准备外，学界研究成果的搜集实在不易。到图书馆阅读学术著作，将大量期刊论文复印带回阅读，思考、斟酌、比较，相当费力。家中地方有限，写作时无法铺开，此事在“蛾术堂”做是最方便的了。说起来，我踏上明清诗文研究的道路，“蛾术堂”可称起点站头。
问题是，毕竟很多明清诗文方面的问题不在我当时的知识范围内，如何评判一些成果的价值，没有充分把握，我便到钱仲联先生寓所请教。有了钱先生的指点，裁量有标准，评说也有分寸。对钱先生，我原来不很熟悉，一次他患病住院，古代文学学科年轻教师都参加夜间轮值陪护，清晨他起床后扶杖问我的姓名，最先如此而已。1989年后我担任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学科有要务需到先生家请教，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那些年因撰写《综述》走近先生，带着问题，也带着并不成熟的观点，先生似乎时有首肯。
如此几年下来，我对明清诗文研究颇有些“感觉”了，为了真正进入这个学术领域，1995年决心师从钱先生攻读明清诗文方向博士学位，钱师不弃，使我有幸步入“梦苕盦”。毕业论文《虞山诗派研究》是指定题目，完成后他尚感满意，亲自撰写评语，认为论文“条分缕析，深入透辟，持论公允，取材广博，褒贬恰当，探骊得珠，创见迭出。平生所见论述虞山诗派之文，断推第一”。
大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我主要是学习和研究唐宋文学，90年代逐渐从唐宋文学拓展到明清诗文研究。其间自有因缘际会，我个人不甘惰怠只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因素是老一辈学者和师友的青眼与提携，还有具有共同志趣学者之间的鼓励与帮助。对此，我深有体会，也始终心怀感恩。
“栽竹轩”的学术空间
我应该是在2005年有了“栽竹轩”。说“应该是”，是因为住房条件的改善是1997年的事，当时晋升副教授已经好几年，按照条件在学校“排队”，分得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所谓三室，是两个房间中间有一间约9平方米的书房，将阳台改造通贯起来，又扩大了一点，似乎有了书房的格局。有此书房，原来四散的书可以集中了，还可购书再实之。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狂购”的经历，一时产生了舆论。苏州市评过两届“藏书家”，适逢第二届开评，主事者建议到我家看看。观看了家中那般到处“乱堆”之状，考察了一下书目，居然认可了。
其实，我当时的庋藏算不上什么，只不过一般看来高校文学院老师喜爱藏书，而我在一批老师中较热衷购书，就作为“代表”了。大体名实相符，是2005年以后的事。那时原有的书房已挤乱不堪，便一意寻找一处能装修30平方米书房的楼盘，好好整建一下。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终于目成一旧寓，便设法购得。那是我熟悉的一位著名书法家葛先生介绍的，他说：“帮你题个匾额吧！”我不愿太张扬，婉言谢了。自己订了一个册子，为学生借书的记录本（后来欲仿钱仲联先生“散书”故事，将本子“收”起来了），扉页自题之语大意如下：
自构书斋，名“栽竹轩”，取许浑“宅从栽竹
贵，家为买书贫”句意。随时添得一书，如栽一竹，
期篁阵交麾之景;藉此撰成一文，如成新竹，愿臻
学术胜境。师与生，共勉之。
学者多有书癖，1998年至今我有多次国外和海外高校客座任教的机会，机缘巧合的是，几乎每次安排的住所或研究室都靠近图书馆，读书或借书都极为方便。在日本前后两年半时间，唐代文学方面主要是进行寒山研究，《八十年来中国寒山诗集的整理和研究》是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讲演稿，后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60册（2000年4月刊）;《有关寒山生平若干问题探考》发表于日本帝冢山学院《中国文化论丛》2000年7月刊，都有一定的影响。《日本寒山题材绘画创作及其渊源》一文的基本材料是在日本收集的，回国后撰写成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在研究唐诗绘画问题上，这也许是较早的论文。明清诗文研究方面，主要精力放在钱谦益和虞山诗派方面，在日本期间以及回国后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后来的明清江南地域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至于八股文研究，是因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明清制艺极富，而这是我明清文章学的知识短板，故有意识地利用机会补短。
2000年回国之后，教学和一些学术管理工作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栽竹轩”度过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算作我学术历程的第一个阶段，90年代算作第二个阶段的话，近二十年整体上则是第三个阶段。唐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一个主要方向，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中国大百科全书·唐代文学卷》（第三版）副主编，我需要助些力;唐代地域文学、家族文学研究是我“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整体计划的有机组成，这个方向会继续走下去。我正發愿将《全唐诗》再翻阅一遍，期待通过文本细读发现问题，找到研究的新旨趣。在前面这个假期中逐本、逐家、逐篇，坚持精读并批点，已完成了近四册（中华书局本），开学了权且先放下了，此为清心枯坐之事，需从长计议。
作为我校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深知明清诗文研究是钱仲联先生倡导并倾力开拓的方向，我们这些学生应该继续推进。这些年“坐拥书城”，主编的《明清才子传笺证》系列接近完成;另外几个有关明清诗文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重点、重大），有些已经结项，有些正在进行。不久前发表的论文有《基于典型事件的清代诗史建构》（《江海学刊》2020年第6期）、《清代自然灾难事件的诗体叙事》（《文学遗产》2021年第1期）等。这些是我新近的学术思考，也是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需要研究的内容。研究清代自然灾难诗歌的那篇论文，写于疫情暴发期间。其时无法出门，不能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几乎完全依赖“栽竹轩”的插架，这时方能体会到古人何以称道邺架、曹仓。书房是学者的日常，有实用意义，也有精神意义，是一个可信、有情、近思、切理的学术空间。
转眼已经进入到网络远程化、典籍数据化的时代，阅读方式和研究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书斋”的意义好像已不那么重要。但我属于传统型学者，愿意在“书深不知处”中寻找存在感。如果不在周遭书橱的空间中，似难形成研究状态。几十年了，已经渗入心性、成为习惯的这种学术生活方式，改不了，就坚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