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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英，广东东莞人，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发出瞬间闪光后，留下深深的痕迹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
协助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7月的上海，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在上海黄浦码头，缓缓驶进一艘从日本开来的客轮。客轮停泊后，一群乘客纷纷涌出码头。一位身材高瘦年方26岁的男子手提行李箱，快步走在前面，转眼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这名行色匆匆的青年叫袁振英。数月前，他参加广东游东记者团，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进行宣示，反对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宣示活动结束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旧渔阳里2号门牌的一间房里，袁振英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我们近期要在上海复刊《新青年》杂志，并筹建共产党组织。请你来上海就是要你帮忙一切。”陈独秀对袁振英说。
“我乐意帮忙。”性格直率的袁振英爽快地答应。
袁振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知识青年，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为何要找袁振英帮忙呢？原来，袁振英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1915年9月，袁振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学院读书。1917年，陈独秀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继续主编《新青年》杂志。袁振英成为北京大学唯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华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再者袁振英的英语水平高，他考入北京大学之前，曾在香港英皇书院和皇仁书院读书，英文基础比较扎实。陈独秀开展共产主义活动，与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联系，需要这样一位英语水平高的学生担任翻译。那时，袁振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共产主义情有独钟。他曾解释为什么要帮陈独秀这个忙，“根本上陈独秀不懂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又不懂得西文，所以他不能不要我帮忙，而且我也乐得担任这种职务。因为我自从‘民元’（1912年）跟着我们省文史馆副馆长郑彼岸和心社一班老同学宣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袁振英全力协助陈独秀开展建党筹备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跟随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袁振英后来感慨地说：“陈独秀民九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也要我帮忙一切。实际上只有我们俩。”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袁振英参加了中共发起组，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参加中共发起组的17人之一。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共发起组积极开展建党活动，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袁振英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已的话来说，“已由一个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变为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者”了。
1920年9月，中共发起组改组《新青年》编辑部，把《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经验，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中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共发起组在《新青年》开辟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陈望道曾指出：“在《新青年》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中共发起组选择了袁振英担任这个专栏的主编。
袁振英不负党组织的重托，竭力办好这个“带有树旗帜作用”的专栏。他主编的“俄罗斯研究”专栏，稿件较多，占了《新青年》杂志的大量篇幅，且内容丰富，介绍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政策、法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人民生活以及列宁的思想与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文章，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理论。
袁振英除了认真做好编辑工作外，还撰写和翻译了不少文章，以“震瀛”的笔名在《新青年》以及《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何以用这一笔名？他解释：“我在腐败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政府的时候，又看见世界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我真想像胡风一般，把我的头颅变为一个大炸弹，掷向这个地球去。所以我的笔名是震瀛（振英谐音），‘震动瀛寰’的意思。”《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发表介绍苏俄的文章38篇，其中译作35篇，袁振英（以“震瀛”为笔名）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13篇文章，全是袁振英的译作。袁振英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给周恩来的信指出：“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他不懂得理论。”
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这是他参与中共早期建党活动的一个特殊贡献。
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巷短道窄，整洁幽静。里面有一座门牌为6号的小楼房，正门门框边挂着一块“外国语学社”招牌，特别令人注目。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之地，这里留下了袁振英革命活动的一些踪迹。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引导和组织青年参加社会革命，决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者为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俞秀松担任书记，袁振英、施存统、叶天底、金家凤主持团务，团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1920年9月，中共发起组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第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作娃（维经斯基夫人）、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学工作。
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外国语学社发展团员。该校学生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李启汉等30多人，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1921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中挑选二三十名团员，分几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些团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或骨干。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人员或发信函，积极联络、发动、指导一些大城市开展建团工作。至1921年春，全国已有团员1000多名，这些团员后来大部分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因此，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建团中，也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为培养共产党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当中也有袁振英一份功劳。
参与重组广东共产党
1920年12月下旬，南国广州的冬天，气温渐冷，树叶剥落。袁振英跟随陈独秀，从上海抵达这座城市。
陈独秀、袁振英南下广州的起因是广东省政府的聘用。1920年12月，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实行教育改革，多次电促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前征询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认为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去，又可以在广东组建共产党。此时，与中共发起组有密切关系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决定随陈独秀到广州，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广东省政府也多次邀请袁振英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袁振英本来两次力辞，但陈独秀要他南下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于是，他跟随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了广州。
袁振英跟陈独秀一起，住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那里。在广州的几个月，袁振英除了继续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充当维经斯基的翻译外，还正式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参与了重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
广东共产党于1920年10月成立，由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以及7名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广东共产党成员由于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被革命者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陈独秀联系广东共产党的成员，把自已起草的党纲交给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人与他们进行激烈争论。随后，陈独秀联络广东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以《新青年》、《广东群报》为主要阵地，并通过演讲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三次写信给陈独秀，为无政府主义辩解。陈独秀三次复信与其辩论，并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开辟“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与无政府主义展开全面论战。《广州晨报》是无政府主义派的新闻堡垒，该报于1921年3月2日突然对陈独秀、陈公博、袁振英等人在教育方面的做法进行攻击。于是，陈独秀、陈公博、袁振英等人连续在《广东群报》发文进行反击。
袁振英在这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中，态度比较温和，“我当时曾劝他们团结，不要分裂，分裂没有好处。”但陈独秀认为，既然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不同，迟早都要分开的，不如现在与他们分道扬镳。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与共产主义者已不能共处，没有统一的观点，也甘愿退出共产党。
7个无政府主义者退党后，广东共产党仅剩下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因此，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建立了广东的共产党组织，称为“广州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槙棠、米诺尔、别斯林、袁振英、李季、沈玄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
功成身退留学法兰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当时，陈独秀忙于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袁振英也忙于准备到法国留学，都无暇参加这次重要会议。陈独秀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为中共创建作出重要贡献的袁振英，却功成身退，脱离了党组织，不再参加党的活动。
同年8月下旬，袁振英从香港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法国。9月25日抵达法国马赛，再从马赛乘车往里昂。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袁振英度过了三年艰苦的留学生活。
法兰西不仅是个浪漫之国，而且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身处法国的袁振英，此时却沉浸在学业和恋爱之中，对共产主义运动已不感兴趣了。不久，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来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等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事情，请袁振英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袁振英复信勉励他们“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但以交通不便、经济困难以及功课甚忙等为由婉言谢绝参加活动。
袁振英因何离开共产党，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对于人们的种种猜测，袁振英作过多次辩白，“以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共产党之说，其实不是”，“我化了灰也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者”；“日本《劳动年刊》说我因为个性独强而退出，未必尽然，也只得说‘见仁见智’罢了（我个人事实是主观强和个性强）。”他解释自已离开共产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自由主义不能够担负共产党铁的党纲”；二是不看好陈独秀，“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在‘民十’（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
1924年8月，袁振英毕业回国，此后数十年一直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期间接触过不少中共早期党员，也曾与共产党的干部共事，但他从来没有要求重新回到党内来。20世纪50年代，他说：我现在不会要求复党，也不要求入党，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至于以前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解释：“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妨碍”；“从前少人去革命，我非去不可！但现在全国都是革命者，又何必再逞英雄，不知自量！”这句话，颇有功成身退的含意。
晚年磨难求助周恩来
全国解放初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袁振英穷困潦倒并遭受劫难，多次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振英失业在家，生活贫困。在穷途末路之际，他无奈地向在北京身居高位的老友求助。陶孟和是袁振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新青年》编辑之一，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首先向陶孟和发出求助信。陶孟和很快就复了信，并去信给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请他为袁振英解决工作问题。杜国安排袁振英去湛江市干教育行政工作。袁振英谢绝了，理由是不愿意干行政工作，担心万一在钱财上不干净，会玷污自已的名声；另外因二儿子病重，不忍心离家较远，只希望能在广州工作。
袁振英等待了许久，还不见有其他工作安排，只好尝试寻求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帮助。1951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去信，“敢请速代为设法”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周恩来将信转给当时主政广州的叶剑英，叫他解决袁振英的生活问题。叶剑英把信转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把袁振英安排到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担任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职务，行政级别为十三级（处长级）。1953年，广东省文史馆成立，省委统战部把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拨给省文史馆，工资待遇照旧，袁振英也被调往省文史馆任馆员。从此，袁振英不再为失业而忧心，家庭经济收入有了保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袁振英受到迫害。1970年2月，袁振英在参加广东省政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有人告发他用红笔把毛泽东著作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标题改为“反对共产党自由主义”。学习班认为袁振英有“现行反革命罪”，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予以逮捕，判处死刑。3月20日，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将袁振英逮捕。他在广东省看守所里被关押了近五个月后，于8月15日获得释放。
1973年，袁振英两次写信给周恩来，控诉“文化大革命”的荒唐，申诉自已的不幸遭遇。他问周恩来：“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我要为苍生哭。”但这两封信未能转到周恩来的手里。
1979年1月，袁振英脑溢血溘然去世，终年85岁。袁振英一生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他晚年总结自已的革命经历时说：“我如果要写我的革命历史，我只写十四个字足矣：‘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的确，袁振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充当了“马前卒”的重要角色。
协助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7月的上海，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在上海黄浦码头，缓缓驶进一艘从日本开来的客轮。客轮停泊后，一群乘客纷纷涌出码头。一位身材高瘦年方26岁的男子手提行李箱，快步走在前面，转眼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这名行色匆匆的青年叫袁振英。数月前，他参加广东游东记者团，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进行宣示，反对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宣示活动结束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旧渔阳里2号门牌的一间房里，袁振英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我们近期要在上海复刊《新青年》杂志，并筹建共产党组织。请你来上海就是要你帮忙一切。”陈独秀对袁振英说。
“我乐意帮忙。”性格直率的袁振英爽快地答应。
袁振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知识青年，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为何要找袁振英帮忙呢？原来，袁振英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1915年9月，袁振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学院读书。1917年，陈独秀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继续主编《新青年》杂志。袁振英成为北京大学唯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华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再者袁振英的英语水平高，他考入北京大学之前，曾在香港英皇书院和皇仁书院读书，英文基础比较扎实。陈独秀开展共产主义活动，与共产国际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联系，需要这样一位英语水平高的学生担任翻译。那时，袁振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共产主义情有独钟。他曾解释为什么要帮陈独秀这个忙，“根本上陈独秀不懂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又不懂得西文，所以他不能不要我帮忙，而且我也乐得担任这种职务。因为我自从‘民元’（1912年）跟着我们省文史馆副馆长郑彼岸和心社一班老同学宣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袁振英全力协助陈独秀开展建党筹备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跟随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袁振英后来感慨地说：“陈独秀民九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也要我帮忙一切。实际上只有我们俩。”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袁振英参加了中共发起组，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参加中共发起组的17人之一。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共发起组积极开展建党活动，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袁振英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已的话来说，“已由一个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变为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者”了。
1920年9月，中共发起组改组《新青年》编辑部，把《新青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经验，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中国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共发起组在《新青年》开辟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陈望道曾指出：“在《新青年》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中共发起组选择了袁振英担任这个专栏的主编。
袁振英不负党组织的重托，竭力办好这个“带有树旗帜作用”的专栏。他主编的“俄罗斯研究”专栏，稿件较多，占了《新青年》杂志的大量篇幅，且内容丰富，介绍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政策、法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人民生活以及列宁的思想与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文章，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理论。
袁振英除了认真做好编辑工作外，还撰写和翻译了不少文章，以“震瀛”的笔名在《新青年》以及《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何以用这一笔名？他解释：“我在腐败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政府的时候，又看见世界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我真想像胡风一般，把我的头颅变为一个大炸弹，掷向这个地球去。所以我的笔名是震瀛（振英谐音），‘震动瀛寰’的意思。”《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发表介绍苏俄的文章38篇，其中译作35篇，袁振英（以“震瀛”为笔名）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13篇文章，全是袁振英的译作。袁振英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给周恩来的信指出：“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他不懂得理论。”
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这是他参与中共早期建党活动的一个特殊贡献。
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巷短道窄，整洁幽静。里面有一座门牌为6号的小楼房，正门门框边挂着一块“外国语学社”招牌，特别令人注目。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之地，这里留下了袁振英革命活动的一些踪迹。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引导和组织青年参加社会革命，决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者为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俞秀松担任书记，袁振英、施存统、叶天底、金家凤主持团务，团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1920年9月，中共发起组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第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教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作娃（维经斯基夫人）、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学工作。
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外国语学社发展团员。该校学生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李启汉等30多人，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1921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中挑选二三十名团员，分几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些团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或骨干。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人员或发信函，积极联络、发动、指导一些大城市开展建团工作。至1921年春，全国已有团员1000多名，这些团员后来大部分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因此，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建团中，也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为培养共产党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当中也有袁振英一份功劳。
参与重组广东共产党
1920年12月下旬，南国广州的冬天，气温渐冷，树叶剥落。袁振英跟随陈独秀，从上海抵达这座城市。
陈独秀、袁振英南下广州的起因是广东省政府的聘用。1920年12月，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实行教育改革，多次电促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前征询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认为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去，又可以在广东组建共产党。此时，与中共发起组有密切关系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决定随陈独秀到广州，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广东省政府也多次邀请袁振英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袁振英本来两次力辞，但陈独秀要他南下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于是，他跟随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了广州。
袁振英跟陈独秀一起，住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那里。在广州的几个月，袁振英除了继续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充当维经斯基的翻译外，还正式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参与了重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一些活动。
广东共产党于1920年10月成立，由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以及7名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广东共产党成员由于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被革命者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陈独秀联系广东共产党的成员，把自已起草的党纲交给他们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人与他们进行激烈争论。随后，陈独秀联络广东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以《新青年》、《广东群报》为主要阵地，并通过演讲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三次写信给陈独秀，为无政府主义辩解。陈独秀三次复信与其辩论，并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开辟“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与无政府主义展开全面论战。《广州晨报》是无政府主义派的新闻堡垒，该报于1921年3月2日突然对陈独秀、陈公博、袁振英等人在教育方面的做法进行攻击。于是，陈独秀、陈公博、袁振英等人连续在《广东群报》发文进行反击。
袁振英在这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中，态度比较温和，“我当时曾劝他们团结，不要分裂，分裂没有好处。”但陈独秀认为，既然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不同，迟早都要分开的，不如现在与他们分道扬镳。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与共产主义者已不能共处，没有统一的观点，也甘愿退出共产党。
7个无政府主义者退党后，广东共产党仅剩下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因此，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建立了广东的共产党组织，称为“广州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槙棠、米诺尔、别斯林、袁振英、李季、沈玄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
功成身退留学法兰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当时，陈独秀忙于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袁振英也忙于准备到法国留学，都无暇参加这次重要会议。陈独秀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为中共创建作出重要贡献的袁振英，却功成身退，脱离了党组织，不再参加党的活动。
同年8月下旬，袁振英从香港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法国。9月25日抵达法国马赛，再从马赛乘车往里昂。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袁振英度过了三年艰苦的留学生活。
法兰西不仅是个浪漫之国，而且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身处法国的袁振英，此时却沉浸在学业和恋爱之中，对共产主义运动已不感兴趣了。不久，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来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等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的事情，请袁振英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袁振英复信勉励他们“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但以交通不便、经济困难以及功课甚忙等为由婉言谢绝参加活动。
袁振英因何离开共产党，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对于人们的种种猜测，袁振英作过多次辩白，“以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共产党之说，其实不是”，“我化了灰也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者”；“日本《劳动年刊》说我因为个性独强而退出，未必尽然，也只得说‘见仁见智’罢了（我个人事实是主观强和个性强）。”他解释自已离开共产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自由主义不能够担负共产党铁的党纲”；二是不看好陈独秀，“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在‘民十’（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
1924年8月，袁振英毕业回国，此后数十年一直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期间接触过不少中共早期党员，也曾与共产党的干部共事，但他从来没有要求重新回到党内来。20世纪50年代，他说：我现在不会要求复党，也不要求入党，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至于以前为何加入共产党，他解释：“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妨碍”；“从前少人去革命，我非去不可！但现在全国都是革命者，又何必再逞英雄，不知自量！”这句话，颇有功成身退的含意。
晚年磨难求助周恩来
全国解放初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袁振英穷困潦倒并遭受劫难，多次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振英失业在家，生活贫困。在穷途末路之际，他无奈地向在北京身居高位的老友求助。陶孟和是袁振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新青年》编辑之一，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首先向陶孟和发出求助信。陶孟和很快就复了信，并去信给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请他为袁振英解决工作问题。杜国安排袁振英去湛江市干教育行政工作。袁振英谢绝了，理由是不愿意干行政工作，担心万一在钱财上不干净，会玷污自已的名声；另外因二儿子病重，不忍心离家较远，只希望能在广州工作。
袁振英等待了许久，还不见有其他工作安排，只好尝试寻求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帮助。1951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去信，“敢请速代为设法”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周恩来将信转给当时主政广州的叶剑英，叫他解决袁振英的生活问题。叶剑英把信转到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把袁振英安排到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担任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职务，行政级别为十三级（处长级）。1953年，广东省文史馆成立，省委统战部把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拨给省文史馆，工资待遇照旧，袁振英也被调往省文史馆任馆员。从此，袁振英不再为失业而忧心，家庭经济收入有了保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袁振英受到迫害。1970年2月，袁振英在参加广东省政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有人告发他用红笔把毛泽东著作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标题改为“反对共产党自由主义”。学习班认为袁振英有“现行反革命罪”，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予以逮捕，判处死刑。3月20日，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将袁振英逮捕。他在广东省看守所里被关押了近五个月后，于8月15日获得释放。
1973年，袁振英两次写信给周恩来，控诉“文化大革命”的荒唐，申诉自已的不幸遭遇。他问周恩来：“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我要为苍生哭。”但这两封信未能转到周恩来的手里。
1979年1月，袁振英脑溢血溘然去世，终年85岁。袁振英一生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他晚年总结自已的革命经历时说：“我如果要写我的革命历史，我只写十四个字足矣：‘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的确，袁振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充当了“马前卒”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