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晋察冀边区是坚实的敌后抗战堡垒，深获群众支持。借助晋察冀边区行政机关的指令条例决定和领导人的指示，从政权建设与群众路线践行角度，重点研究经济政策上的减租减息，民主实践上的“三三”制，国民教育的各类运动，探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成功实践的奥秘。这为新时代推进改革步伐，践行民主决策，拓展国民教育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政权建设;群众路线;减租减息;国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8-0025-03
　　一、以民生建设为中心，重构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整个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战略是 “以空间换时间”，战争考验的首先是资源的持久补给。特殊环境下，晋察冀边区在经济政策上堅持创新和开放精神，推动许多至今看来仍然对民生建设大有裨益的方针政策，并制定了许多指示条例。例如《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冀中区第八专区地方经费开支概算及各项开支的规定》等，明文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并且“出门利（即现扣利）、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1]，这也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次税收政策的重建，尤其是半殖民地的经济残余成分进一步减弱，伪币逐渐退出边区市场，维护了群众利益。在动员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维持原有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是争取民族抗战力量的周到考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此条例并非奉为圭臬、一成不变，而是在逐步发展。1940年，由于战争的紧迫和局部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晋察冀边区特说明因水旱虫灾或者敌人烧杀抢掠而减收者，出租人与承租人分配耕地正产物实有总额，如果正产物全被毁坏，地租停付。这稳定了租户的耕作心理，也是在复杂情形下，调节地主和农户矛盾的良好方式。配合以上较“软性”政策，对于高利贷这类明显对国民经济造成危害的事物，晋察冀边区则明令禁止并纳入刑事处罚。由此对于统一累进税，1940年边区确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1942年的统累税则可能已经意识到地租因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按照某一既定的比率进行土地的折合，所以抛弃了上述折合，而采用将土地税和收入税分开的办法。”[2]可见，在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也是呈现出它的灵活性和动态性，中国共产党已然学会根据群众需求对经济政策做出创新改变。
　　发展商品经济是总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经济发展由原来自上而下的政治性推动为主转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也是党在经济建设上遵从群众路线的良好表现。良好的政策推动合作经济开始出现，自然经济加快发展为商品经济。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解决了许多农业生产资料和技术上的问题，而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等合作社经济也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雏形。针对个体经济在晋察冀边区占主体地位的情况，1940年边区明确提出，要克服经济建设中的小气，将地主与富农、佃户与雇农区分开，提倡土地生产的资本主义化，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发展工厂工业手工业作坊和家庭副业，加强农户之间的联系，逐渐消减其保守习性。1942年，政府“特规定家庭副业一律免征统一累进税，工业收入税亦大大减轻”[4]，极大激励了边区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二、以民主建设为核心，改革政治制度
　　至1939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华北局部抗战起到模范战略作用，而且其政治影响涉及全国。边区对于政权建设采取上下相结合的方式，政权的中心工作是处理好政权与群众的关系，虽然群众不能替换政权，但政权的建设却需要发动群众的监督，对于贪污腐化现象进行抨击。“晋察冀边区政权各级民意机关逐步发展最终确立为各级政权最高权力机关，标志着议行合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形式确立了。”[5]1938年，边区政府在其掌控71个县份，设置了从边区、县、区、村的各行政机关，除高级行政机关拥有民意机关——边区行政会议外，县以下的区长、村长均由民选。各地选举落幕后，及时将实施的经验和教训送达各地区以教育广大群众，进一步完善其他选举活动。1940年晋察冀边区境内的人民，基本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即使在沦陷区的县，也尽可能选举一名参议员。可见，边区政府尽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局下，贯彻民主集中制和进行具有可行性的政权建设。对此，晋察冀根据地政治上一个极大的进步是实行“三三”制，使除无产阶级外，赞成抗日和民主的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在政权中占有比重，这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启发广大群众社会责任心的政权组织形式。事实证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需要依靠全民族各阶级的共同力量，哪里实行“三三”制愈好，哪里的根据地政权就愈稳固。也是在“三三”制的精神下，许多以前的弱势群体，如妇女，有了民主权利，逐步提高其政治地位。在许多民主政策的吸引下，边区才有了游击队、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民兵、妇女自卫队、游击小组和警卫队，成为主力军源源不断的补充源泉，形成“人尽为兵”的景象。聂荣臻后来总结，“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6]（P.578）良好的政权建设是晋察冀边区不断扩大，敌军控制的沦陷区不断缩小的一大原因。
　　体察民情、尊重民意是根本原则。晋察冀边区各个边区疆域内，政府尽可能给予民众抗日和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这些善政，给予群众代表自己意志的自由，对政府决策和各重大事项进行评议，再通过行政会议或其他组织将自己意见反映到政府上层，政权基本告别以前政府是衙门，干部是官僚的中古“县老爷”做派。
　　三、以民智为宝藏，创新发展国民教育 　　启民智，鼓民力。开展国民教育是边区培养干部和知识分子，揭批敌人罪恶，积极动员群众抗战，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人民了解党政的中心任务之一。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办各种学校识字班，每县设立民众教育馆，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小学教员和社会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奖励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和争取中间力量，尽可能实现免费教育。进行这类教育活动意义非凡，根据1938年边区对冬学运动的记录，接近二十万群众因为受到冬学的教育，后来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边区消除文盲的第一步。其中尤以唐县为代表的三分区为甚，虽然4个分区妇女的学习人数均低于男性，但其踊跃参与冬学的兴致却很高，有的妇女自动节省灯油捐助冬学。此外，冬学运动也一直处于发展阶段，边区不断总结过去经验教训进行完善。比如严格改造以前自上而下的强迫方式，换成自愿、“民办公助”的原则，从自身开始试点，逐步影响大众，最后达到教育的普遍化。冬学内容也依各地情况而灵活自变。对于不同地区而言，文化课和政治课设置课程是有差异的，依战时最需而定。
　　改造旧形式，教育大众化、通俗化。边区办理各类报刊杂志，如冀中最中心的刊物《自卫报》，虽然战争频繁，却坚持发行，最远地区在两天内也可以见报。专供部队阅读的《前线报》，为边区军事提供最新消息。由于战地多在山地，多为油印报，这类报紙的销量都不低。此外，边区经常采取进行读报演讲，壁报戏剧等许多根据人民爱好和切实需要的活动。在冀中区的夜晚，基本很难看到闲人，男女老少或进夜校、或唱歌或读书，这些都反映了很多现实问题，对我军向群众讲明抗战情形，坚持持久战术，提高抗日情绪有很大帮助。
　　四、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与群众路线践行的启示
　　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迄今虽过去几十年，但其坚持的群众路线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瑰宝。聂荣臻说过，“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等各个方面，同时具有为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雏形的深远意义。”[6]（P.580）晋察冀根据地的成功离不开其开展全方位工作时紧紧依赖群众，践行群众路线。
　　（一）推进改革步伐，增进人民获得感
　　经济政策上，与以往生产关系不同的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善于站在大局的角度，立于维护国家完整利益的前提下，实行二五减租。保护贫农、雇农的利益，将富农与地主区分，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一致对外，而非实行“一把抓”的过“左”路线。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保护小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在晋察冀边区的经济政策推行中，所有条例和指示均从发展繁荣根据地经济，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极大拉近了党与人民的距离，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随着我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人民迫切向往更加美好更加富足的生活，如何进行发展经济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改革以人民群众为本，社会主义发展以改革为引擎。如何将改革和人民群众二者完美结合，既发展改革又实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则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把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7]因此，改革应该扩大群众的受益面，从人民现实利益出发，不仅在经济上要时刻总结经验、推进改革效能，随着人民群众对精神世界要求的提升，需要改革社会公平正义，做到改革所应必满足人民所呼。
　　（二）践行民主决策，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实践层面，晋察冀边区建立科学完整的行政体系，妥善处理军政民三者的关系，保护群众的选举权。实行“三三”制，使不同阶级、党派和信仰的参与到民主政权建设。了解民意，尊重民心，保护群众的发言权，将敌后区群众拉入边区统一战线，击破敌人“以战养战”的邪恶企图。以严厉的条文条例发扬公务员干部廉洁实干的作风，肃清贪腐问题。完善基层选举正是政权建设科学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胜利完成各级选举的指示信》中将区选的胜利看成其他选举（县议会、参议会、国大代表）的基础，充分发扬选举优点，将群众对政治生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新时代民主决策的践行更需要维护基层群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启发群众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的主人翁意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民主决策中要做好先锋队的作用，以上率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充分性和真实性。
　　（三）拓展国民教育，提升主流价值影响力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8]国民教育层面，晋察冀根据地采取报刊、戏剧、午校、夜校、冬学等多种形式，贯彻普遍性的教育，使男女老少都加入到文化教育的大本营，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开启他们的心智，使群众认识到当前抗战情形，提高抗战情绪。如《边委会函关于边区社会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较之前社会教育实施办法有所改变，即由初步粗浅的政治认识和生产方法等混合教学转为专门化分科教学。新时代，我们要善于运用信息革命的成果发展国民教育，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建设。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和网络的优势，针对不同职业群体差异教学，让教育生动化、灵活化、大众化、全面化、专业化，采取多样形式提升国民素质，使教育真正做到以文化人的作用，进而让人民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迸发奔涌！
　　参考文献：
　　[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河北：河      北人民出版社，1983.
　　[2]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    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   的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17，（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
　　[4]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M].下册，河北：河     北人民出版社，1983.
　　[5]吴家华，陈崇良.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     及现代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2004，（8）.
　　[6]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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