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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新华新作——长篇小说《蚂蚁巷》——讲述了三位出身于蚂蚁巷的难兄难弟在经历了社会的濡染、人情的变迁之后不同的人生际遇，一方面描写官场的勾心斗角，在一场场细致、缜密的权力暗算与谋略较量中，揭露以官场为中心、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身份文化对人的侵蚀和空心化的处理；一方面也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社会的边缘上挣扎、被忽视甚至背负着污名的人们，他们的朴实与善良点亮了茫茫夜色中的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善与恶的纠缠。
一、身份与主体
所有的故事都开始于一次偶然的丢失和一场有意的藏匿。原派出所所长麻佬在一次纵酒后把象征着他的权力与身份的77式手枪给弄丢了。这个为麻佬带来“一种上帝俯视人间，万物尽皆臣服的感觉”，使其“从来没有过忧伤，没有过就业难、就医难、结婚难、买房难、入托难、择校难、入学难、养老难、遭冤憋屈无处诉说、上访无门、跨省追捕之类的纠结，没有过愧于人世，愧于人生的自怜”的手枪，如同一个代表着麻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既为他的生活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捷径，也要求他在享受各种优待与照顾的同时实现对这个符号的完全臣服。手枪象征的身份确实慑服了麻佬。它的丢失，使其陷入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混乱与恐慌，不仅遭受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丢失为麻佬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崩溃感——“意志、心理防线、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那种为他所拥有了近十五年的上帝俯视人间的良好感觉，均出现了严重的紊乱失衡”，对自我身份的茫然失措甚至让他产生了境遇性的性无能。
麻佬的不幸颇为戏剧性地展现了一种对身份过分推重的社会文化给人造成的侵害。面对职务的剥夺，他最惶惑的，不是失去收入来源后可能的经济上的窘迫——多年的积蓄与妻子体面的工作使他们尚能维持原有的生活，而是妻子的提升与他的陷落形成的巨大反差。对身份的倚赖感以及只能从身份那里获取自身价值的畸形心态，正反映了麻佬主体性的薄弱和个体意识的缺失，这个外表上高大、彪悍，甚至不无霸权主义观念的男子，实际上是一个内心虚弱、缺乏人格，以社会认同为认同的空架子。
然而，麻佬并不是身份文化的唯一受害者，对身份，尤其是社会职务的过分依赖，几乎是小说中所有人物身上的一种通病。麻佬的妻子白露之所以在经历了半个月的冷淡后突然对麻佬性欲勃发，乃源于她提升为了梦寐已久的副处，身份上的自信以及麻佬的地位跌落，为身为妇联主席却长期以来心理上遭受麻佬压迫的白露，瞬间带来了一种人格上的平等感。这种暗自的快慰和窃喜恰恰表明，希图实现妇女解放的白露甚至没获得人的解放，遑论性别带来的不平等和差异。又如她为高龄产妇毕晶晶抱不平时举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毕晶晶正高职称，白果市四百万妇女中，拥有正高职称的女性不到四十人，卫生系统不足五人。为什么所谓老干就能照顾，而理应享受副厅待遇的高级知识分子就不能照顾？”她虽然声称要“捍卫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捍卫的仍旧是拥有职称的特权阶层的权益，她所使用的手段——打出副市长的名号，搬出医院院长或卫生局的关系——也并非维权的合法程序，反而正揭示了白露对身份文化恬不知耻的认同。这样的细节和易被忽视的事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在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①。这种倚重社会关系的文化形态，在传统社会里体现为对君臣父子等身份的认同和忠孝节义等伦常的遵奉，在现代社会里则体现为对社会职务、身份、地位等的过分看重。翁新华的叙述勾勒了一条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传统，在它的映照下，身份所代表的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客观陈述，这个人们口中反复念叨的带有魔力的词，还附带着说话者的艳羡、向往、倾慕，甚至道德指向。“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男寡女”等，在中国文化里都不是普遍认可的生活状态，无怪乎麻佬失去职务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落寞。相反，处于集体关系或社会组织中的人总是占据道德上的优势地位，白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都副处了”，身份既为她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各种便利与优待提供了合法性，也暗示了附属于该身份的人所拥有的道德优越感。
身份文化的盛行，决定了处于该文化熏染下的人不是凭借他的内在品质或个人才能来获得自身的价值，而是通过他人的认可、组织的确证、社会的赏识——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人的身份，由外而内地完成人的意识与观念的塑造。这样的文化，将身份抬升至了过于显要的位置，必将导致为争夺身份而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麻佬的昔日好友黄凯，正是为了攫取更高的职位以获得对自身能力的确认，充当了丢枪事件背后的主谋，虽然常务副局长的职位为他带来了更为丰裕的收入和人们眼里的尊敬、羡慕，但也使他陷入了一场权力与良心、优越感与羞愧感之间的拉锯战，尤为讽刺的是，即使在黄凯为自己的行为深感自责，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牺牲以洗刷罪过之时，组织所能够补偿他的也依然只是一种身份——“对体制内英烈遗属最大的补偿就是给官衔，官衔意味着待遇。这已形成了一种特色补偿机制”。确实，对身处身份文化里的个体而言，身份的赏赐就是最好的安抚方式。白露就是这样想的，面对同样丧夫的毕晶晶，她有些愧疚，但又很快振作了起来：“她会提卫生局副局长……这是我的建议，马抱朴自然同意。”在身份文化的逻辑里，优待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关心了一个人的整体，而他的内心感受、主观意愿、个体情绪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体制与关系
当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取代了他的主体意识，成为他存在的确证，那么这个身份所寄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它将一个个被身份桎梏着的散落的个体编织成一张绵密的网络，也为这张网中的单点提供了获取进一步提升空间的可能性。一个推重人际关系的典型例子，是白露对是否该为肖六子一案做辩护时的顾虑。面对一个身体伤残、因愤怒而绑架孩童的未成年人，法学硕士出身的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该如何理性分析案件中少年承担的责任和犯罪的严重性，而是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如何实现各种关系的制衡——从关协会长和妇联主席的角度看，她有义务帮助肖六子；从黄凯是她的朋友的角度看，她无法原谅直接造成了黄凯死亡的凶手；从华华生母的角度看，为绑架者开脱会有人骂她对救人者冷酷无情；从前夫麻佬的角度看，帮助肖六子又等同于对前夫薄情寡义，正坐实了她“潘金莲”的恶名。身份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推重，正是指人在处理事件时，悬置了自己的主观意愿或良知上的义务，周游于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将不同处理方案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当作考虑的依据，并努力达成不同关系之间的势力的制衡。 置身于人际网络之中的人就如同在走钢丝，任何一方的力量不均都有可能造成全面的崩溃。刘工兵正是走钢丝的一名好手，精通军旗的他，也老于谋略，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一位颇具才情、又带点流氓痞气，在黑白两道之间周旋，在官场、私企之间纵横捭阖的人物。他自身受制于黄凯，对麻佬做下了亏心事，又借助对马抱朴的钳制，胁迫他借钱给急需资金的麻佬，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的歉疚。这位玩世不恭的青年在人际关系上的运筹帷幄，隐藏着一种清醒的悲哀感，正是对身份文化与关系网络的彻底的认识，使他对世界频频失望，也逐渐抱着一种“顽主”的观赏心态。原工商局局长马抱朴也是借着对人际关系的一番艺高人胆大的运用，获得了白果市副市长的职位。面对白露的美色诱惑，他以更为高超的谋略方式反被动为主动，不仅打消了麻佬获救的可能性，而且赢得了白露的好感，使前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在对自己的离婚和毕晶晶的婚房问题上，他的处理可谓面面俱到，既达到了原有的目的，又保全了自己的形象，甚至借助前妻新婚又将自己的“清贫”小秀了一把，为未来进一步捕获民心奠定了基础。然而，恰恰是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主人公的麻佬，最缺乏对关系文化的认识。他从丢枪，到被开除，到重新找工作，到与小蔡结婚，最后到复归原职，这一路走来，麻佬始终受到黄凯、刘工兵、刘格等人的牵制和指引，但他又始终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处境缺乏清晰的认识。刘工兵曾将他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下盲棋”。确实，麻佬头脑简单，性格粗暴，无法像马抱朴等人那样精通人际关系，在其中游刃有余，但也正是这种简单和朴实决定了他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当刘工兵和黄凯经不住良知的压力越活越失去生意之时，反而是他在蚂蚁巷出身的三个人物中存活了下来。
小说在描述人物的处境或生活状态时，频频使用“体制”这个词。如果说“体制”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讲，都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那么这种制度性的存在恰恰在《蚂蚁巷》中是缺席的。无论是为官方效力的公安系统、工商局、市政府，还是以利益为上的私营企业金达西服公司，运行的都是同一套逻辑——人际关系的逻辑。黄凯曾这样形容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麻佬——“扫出体制之外，落入了社会底层”。但如果连这个拥有两套房产，在私营企业有好友的提携，在公安系统有亲密战友的护持的前派出所所长，也能被称为“社会底层”，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那些为换来一家的口粮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如何看待在街头巷口提防着城管、做些小买卖的生意人？如何看待冬天里只能躲在桥洞下过夜的流浪者？被开除公职的麻佬，始终受惠于原有的关系网络对他的照顾。当他被当作行凶者被公安人员制服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流传之时，是刘工兵以黄凯常务副局长的名义及时封锁了新闻和对他越来越不利的舆论；当他和小蔡即将成婚，却没有新房之时，是毕晶晶借助前夫马抱朴的声望，使小蔡三十平米的旧房经拆迁获得了双重收益；当他在财政局门口被当作小偷遭受一顿暴打之时，是黄凯奋勇相救，亮出副局长的身份和77式手枪的威风，才遏制了保安的暴行；甚至当他和小蔡被误作为嫖客和妓女抓进派出所之时，最终拯救他的也还是当初做所长时享有的名气。麻佬开除后的遭际，只越发证明着在这个被身份文化所笼罩的社会里体制化手段的缺乏。不仅麻佬所遇到的各种暴行并非出自合法的程序，就连朋友们为他提供的各种帮助也只是凭借人际关系所获得的非法援助。在这个意义上，帮助麻佬撤销新闻或赢得婚房，与借助谋略争权夺利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人际关系法则的无处不在，反而越发使人感到身份文化统治下的悲哀。
三、善与恶
如果身份文化完全限定了人的外在行为法则，乃至内面生活，那么身处该文化氛围中的个体是无善恶可言的——无论善行还是恶行，都并非出自行动者的内心，而是依据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翁新华对身份文化进行了冷峻的审视与批判，但他并没有将人物完全塑造成缺乏内在生活的“空心人”，而是对身份进行了一番反讽式的运用，在揭露这个时代的弊病的同时，也掀开了它所具有的另一张面孔。
小说中，白露被誉为“市花”，马抱朴被称作“正人君子”，麻佬遭开除后成了“人渣”“败类”，有过坐台经历的小蔡屡次被骂为“三陪小姐”，而玩世不恭的刘工兵则始终被认作是“流氓”。虽然整个社会运行的是同一种逻辑，但从这些称呼或绰号上，我们能够看到，两种不同的身份类别支配着人们的认识，当一群人凭借着身份享受优待与特权之时，另一群人却背负着骂名，在身份投下的阴影里艰难地活着。麻佬在一场以丢枪为导火索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从特权阶层落入了备受责难与鄙视的弱势群体，虽然这种“跌落”是如此地不彻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经历了他曾对别人施行过的暴行——诬陷、暴打、乱抓嫖客和妓女，对从未加以关注的人和事、乃至他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当麻佬第一次出现在金达公司时，他对面前的这份工作还有些许的不屑与抗拒，与保安队长严坤等人也仍旧维持着原派出所所长与一介平民之间的对立。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当妻子白露指责刘工兵以及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时，麻佬愤然站了出来，为他曾经鄙薄的群体辩护：“当那个所长，我和你一样冷淡底层人，整治他们从不心慈手软。不当那个所长，才清楚人穷并不等于人坏，更不等于人穷品位一定低。”他第一次对过去崇奉的身份文化产生了动摇和质疑。而与金达的共患难、同命运，更使他看到了小蔡的善良、坚韧，刘工兵在流氓痞气下深藏的人情味，严坤等人的仗义，甚至老板方仲儒在经商、做人方面的公允。
有论者曾借用“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命题分析翁新华的中篇小说《的哥麦碗》，在这篇作品中，“高尚”与“卑鄙”发生了某种错置，享有“高尚”名号的人们往往做出卑劣之事，而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存活的人们却险些负上“卑鄙”的污名。②这样的错置同样出现在翁新华的新作《蚂蚁巷》中，以白露、马抱朴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往往借着“高尚”的旗号谋取个人利益，而始终为他人排忧解难的刘工兵，却不得不因走投无路犯下的罪行一辈子接受众人的鄙夷和指责。然而，在揭露身份文化的虚伪之时，翁新华又没有一味拘泥于“高尚”与“卑鄙”的二元对立，在他的叙述中，自恃高人一等的白露不时表现出对前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叹息、对未成年犯罪者肖六子的同情，她在自己的孩子华华的病痛面前流露的作为一位母亲的悲痛，更是体现着白露未完全被身份文化侵蚀掉的真性情；而老奸巨猾的马抱朴也没有彻底丧失人性，他对继子华华的关爱，无论是否出于对麻佬的歉疚，也依然为我们窥视这个人物内心里善与恶的纠缠图景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点。
人性到底是怎样的呢？翁新华的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刘工兵在临死前感叹：“人的概念究竟该怎么定呢？我觉得，人，一半时间是人，一半时间是兽，就像地球，一半时间是白，一半时间是黑一样。问题在于哪一半占上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受着善与恶、人与兽之间的挣扎，都无法做出“高尚”或“卑鄙”的清晰的定位。小说的标题“蚂蚁巷”或许能够代表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在这条鱼龙混杂的巷子里，既藏匿着为嫖客、妓女进行肉体交易提供旅馆的肖栀栀，像肖六子这样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不良少年，也有在巷子里卖麻糖的麻佬的贫苦的父亲。作为一个渺远的少年时期的背景，蚂蚁巷不时出现在麻佬、黄凯、刘工兵的生命里，它象征着卑微、鄙陋，善良、真诚，代表着每一个为生活而不得不苦苦挣扎的人。麻佬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常回家看看”。蚂蚁巷便是麻佬们的精神家园，它容纳了人的软弱，也燃起了人的希望。
翁新华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对小说类型化趋向的不认同。③确实，从他的新作《蚂蚁巷》来看，这既不是一部程式化的官场小说，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底层文学”。他对身份文化及其运作逻辑的揭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析了以官场为代表的人的空心化倾向，超越了对制度或社会的单纯批判；而小说中对社会边缘人的观照，以及人性更深层面的探进，又进一步突破了“善”与“恶”、“高尚”与“卑鄙”的二元划分，揭示出人性错综复杂的面相。
注释：
①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②陈进武：《透视人性与社会之“恶”》，《云梦学刊》2013年第5期。
③杨晓澜：《一个孤独的写作者——翁新华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3年9月号（上半月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杨晓澜
一、身份与主体
所有的故事都开始于一次偶然的丢失和一场有意的藏匿。原派出所所长麻佬在一次纵酒后把象征着他的权力与身份的77式手枪给弄丢了。这个为麻佬带来“一种上帝俯视人间，万物尽皆臣服的感觉”，使其“从来没有过忧伤，没有过就业难、就医难、结婚难、买房难、入托难、择校难、入学难、养老难、遭冤憋屈无处诉说、上访无门、跨省追捕之类的纠结，没有过愧于人世，愧于人生的自怜”的手枪，如同一个代表着麻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既为他的生活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捷径，也要求他在享受各种优待与照顾的同时实现对这个符号的完全臣服。手枪象征的身份确实慑服了麻佬。它的丢失，使其陷入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混乱与恐慌，不仅遭受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丢失为麻佬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崩溃感——“意志、心理防线、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那种为他所拥有了近十五年的上帝俯视人间的良好感觉，均出现了严重的紊乱失衡”，对自我身份的茫然失措甚至让他产生了境遇性的性无能。
麻佬的不幸颇为戏剧性地展现了一种对身份过分推重的社会文化给人造成的侵害。面对职务的剥夺，他最惶惑的，不是失去收入来源后可能的经济上的窘迫——多年的积蓄与妻子体面的工作使他们尚能维持原有的生活，而是妻子的提升与他的陷落形成的巨大反差。对身份的倚赖感以及只能从身份那里获取自身价值的畸形心态，正反映了麻佬主体性的薄弱和个体意识的缺失，这个外表上高大、彪悍，甚至不无霸权主义观念的男子，实际上是一个内心虚弱、缺乏人格，以社会认同为认同的空架子。
然而，麻佬并不是身份文化的唯一受害者，对身份，尤其是社会职务的过分依赖，几乎是小说中所有人物身上的一种通病。麻佬的妻子白露之所以在经历了半个月的冷淡后突然对麻佬性欲勃发，乃源于她提升为了梦寐已久的副处，身份上的自信以及麻佬的地位跌落，为身为妇联主席却长期以来心理上遭受麻佬压迫的白露，瞬间带来了一种人格上的平等感。这种暗自的快慰和窃喜恰恰表明，希图实现妇女解放的白露甚至没获得人的解放，遑论性别带来的不平等和差异。又如她为高龄产妇毕晶晶抱不平时举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毕晶晶正高职称，白果市四百万妇女中，拥有正高职称的女性不到四十人，卫生系统不足五人。为什么所谓老干就能照顾，而理应享受副厅待遇的高级知识分子就不能照顾？”她虽然声称要“捍卫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捍卫的仍旧是拥有职称的特权阶层的权益，她所使用的手段——打出副市长的名号，搬出医院院长或卫生局的关系——也并非维权的合法程序，反而正揭示了白露对身份文化恬不知耻的认同。这样的细节和易被忽视的事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在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①。这种倚重社会关系的文化形态，在传统社会里体现为对君臣父子等身份的认同和忠孝节义等伦常的遵奉，在现代社会里则体现为对社会职务、身份、地位等的过分看重。翁新华的叙述勾勒了一条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传统，在它的映照下，身份所代表的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客观陈述，这个人们口中反复念叨的带有魔力的词，还附带着说话者的艳羡、向往、倾慕，甚至道德指向。“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男寡女”等，在中国文化里都不是普遍认可的生活状态，无怪乎麻佬失去职务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落寞。相反，处于集体关系或社会组织中的人总是占据道德上的优势地位，白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都副处了”，身份既为她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各种便利与优待提供了合法性，也暗示了附属于该身份的人所拥有的道德优越感。
身份文化的盛行，决定了处于该文化熏染下的人不是凭借他的内在品质或个人才能来获得自身的价值，而是通过他人的认可、组织的确证、社会的赏识——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人的身份，由外而内地完成人的意识与观念的塑造。这样的文化，将身份抬升至了过于显要的位置，必将导致为争夺身份而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麻佬的昔日好友黄凯，正是为了攫取更高的职位以获得对自身能力的确认，充当了丢枪事件背后的主谋，虽然常务副局长的职位为他带来了更为丰裕的收入和人们眼里的尊敬、羡慕，但也使他陷入了一场权力与良心、优越感与羞愧感之间的拉锯战，尤为讽刺的是，即使在黄凯为自己的行为深感自责，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牺牲以洗刷罪过之时，组织所能够补偿他的也依然只是一种身份——“对体制内英烈遗属最大的补偿就是给官衔，官衔意味着待遇。这已形成了一种特色补偿机制”。确实，对身处身份文化里的个体而言，身份的赏赐就是最好的安抚方式。白露就是这样想的，面对同样丧夫的毕晶晶，她有些愧疚，但又很快振作了起来：“她会提卫生局副局长……这是我的建议，马抱朴自然同意。”在身份文化的逻辑里，优待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关心了一个人的整体，而他的内心感受、主观意愿、个体情绪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体制与关系
当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取代了他的主体意识，成为他存在的确证，那么这个身份所寄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它将一个个被身份桎梏着的散落的个体编织成一张绵密的网络，也为这张网中的单点提供了获取进一步提升空间的可能性。一个推重人际关系的典型例子，是白露对是否该为肖六子一案做辩护时的顾虑。面对一个身体伤残、因愤怒而绑架孩童的未成年人，法学硕士出身的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该如何理性分析案件中少年承担的责任和犯罪的严重性，而是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如何实现各种关系的制衡——从关协会长和妇联主席的角度看，她有义务帮助肖六子；从黄凯是她的朋友的角度看，她无法原谅直接造成了黄凯死亡的凶手；从华华生母的角度看，为绑架者开脱会有人骂她对救人者冷酷无情；从前夫麻佬的角度看，帮助肖六子又等同于对前夫薄情寡义，正坐实了她“潘金莲”的恶名。身份文化中，对人际关系的推重，正是指人在处理事件时，悬置了自己的主观意愿或良知上的义务，周游于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将不同处理方案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当作考虑的依据，并努力达成不同关系之间的势力的制衡。 置身于人际网络之中的人就如同在走钢丝，任何一方的力量不均都有可能造成全面的崩溃。刘工兵正是走钢丝的一名好手，精通军旗的他，也老于谋略，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一位颇具才情、又带点流氓痞气，在黑白两道之间周旋，在官场、私企之间纵横捭阖的人物。他自身受制于黄凯，对麻佬做下了亏心事，又借助对马抱朴的钳制，胁迫他借钱给急需资金的麻佬，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的歉疚。这位玩世不恭的青年在人际关系上的运筹帷幄，隐藏着一种清醒的悲哀感，正是对身份文化与关系网络的彻底的认识，使他对世界频频失望，也逐渐抱着一种“顽主”的观赏心态。原工商局局长马抱朴也是借着对人际关系的一番艺高人胆大的运用，获得了白果市副市长的职位。面对白露的美色诱惑，他以更为高超的谋略方式反被动为主动，不仅打消了麻佬获救的可能性，而且赢得了白露的好感，使前者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在对自己的离婚和毕晶晶的婚房问题上，他的处理可谓面面俱到，既达到了原有的目的，又保全了自己的形象，甚至借助前妻新婚又将自己的“清贫”小秀了一把，为未来进一步捕获民心奠定了基础。然而，恰恰是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主人公的麻佬，最缺乏对关系文化的认识。他从丢枪，到被开除，到重新找工作，到与小蔡结婚，最后到复归原职，这一路走来，麻佬始终受到黄凯、刘工兵、刘格等人的牵制和指引，但他又始终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处境缺乏清晰的认识。刘工兵曾将他的生活状态概括为“下盲棋”。确实，麻佬头脑简单，性格粗暴，无法像马抱朴等人那样精通人际关系，在其中游刃有余，但也正是这种简单和朴实决定了他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当刘工兵和黄凯经不住良知的压力越活越失去生意之时，反而是他在蚂蚁巷出身的三个人物中存活了下来。
小说在描述人物的处境或生活状态时，频频使用“体制”这个词。如果说“体制”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讲，都应该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那么这种制度性的存在恰恰在《蚂蚁巷》中是缺席的。无论是为官方效力的公安系统、工商局、市政府，还是以利益为上的私营企业金达西服公司，运行的都是同一套逻辑——人际关系的逻辑。黄凯曾这样形容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麻佬——“扫出体制之外，落入了社会底层”。但如果连这个拥有两套房产，在私营企业有好友的提携，在公安系统有亲密战友的护持的前派出所所长，也能被称为“社会底层”，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那些为换来一家的口粮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如何看待在街头巷口提防着城管、做些小买卖的生意人？如何看待冬天里只能躲在桥洞下过夜的流浪者？被开除公职的麻佬，始终受惠于原有的关系网络对他的照顾。当他被当作行凶者被公安人员制服的消息在网上迅速流传之时，是刘工兵以黄凯常务副局长的名义及时封锁了新闻和对他越来越不利的舆论；当他和小蔡即将成婚，却没有新房之时，是毕晶晶借助前夫马抱朴的声望，使小蔡三十平米的旧房经拆迁获得了双重收益；当他在财政局门口被当作小偷遭受一顿暴打之时，是黄凯奋勇相救，亮出副局长的身份和77式手枪的威风，才遏制了保安的暴行；甚至当他和小蔡被误作为嫖客和妓女抓进派出所之时，最终拯救他的也还是当初做所长时享有的名气。麻佬开除后的遭际，只越发证明着在这个被身份文化所笼罩的社会里体制化手段的缺乏。不仅麻佬所遇到的各种暴行并非出自合法的程序，就连朋友们为他提供的各种帮助也只是凭借人际关系所获得的非法援助。在这个意义上，帮助麻佬撤销新闻或赢得婚房，与借助谋略争权夺利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人际关系法则的无处不在，反而越发使人感到身份文化统治下的悲哀。
三、善与恶
如果身份文化完全限定了人的外在行为法则，乃至内面生活，那么身处该文化氛围中的个体是无善恶可言的——无论善行还是恶行，都并非出自行动者的内心，而是依据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翁新华对身份文化进行了冷峻的审视与批判，但他并没有将人物完全塑造成缺乏内在生活的“空心人”，而是对身份进行了一番反讽式的运用，在揭露这个时代的弊病的同时，也掀开了它所具有的另一张面孔。
小说中，白露被誉为“市花”，马抱朴被称作“正人君子”，麻佬遭开除后成了“人渣”“败类”，有过坐台经历的小蔡屡次被骂为“三陪小姐”，而玩世不恭的刘工兵则始终被认作是“流氓”。虽然整个社会运行的是同一种逻辑，但从这些称呼或绰号上，我们能够看到，两种不同的身份类别支配着人们的认识，当一群人凭借着身份享受优待与特权之时，另一群人却背负着骂名，在身份投下的阴影里艰难地活着。麻佬在一场以丢枪为导火索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从特权阶层落入了备受责难与鄙视的弱势群体，虽然这种“跌落”是如此地不彻底，但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经历了他曾对别人施行过的暴行——诬陷、暴打、乱抓嫖客和妓女，对从未加以关注的人和事、乃至他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当麻佬第一次出现在金达公司时，他对面前的这份工作还有些许的不屑与抗拒，与保安队长严坤等人也仍旧维持着原派出所所长与一介平民之间的对立。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当妻子白露指责刘工兵以及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时，麻佬愤然站了出来，为他曾经鄙薄的群体辩护：“当那个所长，我和你一样冷淡底层人，整治他们从不心慈手软。不当那个所长，才清楚人穷并不等于人坏，更不等于人穷品位一定低。”他第一次对过去崇奉的身份文化产生了动摇和质疑。而与金达的共患难、同命运，更使他看到了小蔡的善良、坚韧，刘工兵在流氓痞气下深藏的人情味，严坤等人的仗义，甚至老板方仲儒在经商、做人方面的公允。
有论者曾借用“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一命题分析翁新华的中篇小说《的哥麦碗》，在这篇作品中，“高尚”与“卑鄙”发生了某种错置，享有“高尚”名号的人们往往做出卑劣之事，而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存活的人们却险些负上“卑鄙”的污名。②这样的错置同样出现在翁新华的新作《蚂蚁巷》中，以白露、马抱朴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往往借着“高尚”的旗号谋取个人利益，而始终为他人排忧解难的刘工兵，却不得不因走投无路犯下的罪行一辈子接受众人的鄙夷和指责。然而，在揭露身份文化的虚伪之时，翁新华又没有一味拘泥于“高尚”与“卑鄙”的二元对立，在他的叙述中，自恃高人一等的白露不时表现出对前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叹息、对未成年犯罪者肖六子的同情，她在自己的孩子华华的病痛面前流露的作为一位母亲的悲痛，更是体现着白露未完全被身份文化侵蚀掉的真性情；而老奸巨猾的马抱朴也没有彻底丧失人性，他对继子华华的关爱，无论是否出于对麻佬的歉疚，也依然为我们窥视这个人物内心里善与恶的纠缠图景提供了一个可贵的视点。
人性到底是怎样的呢？翁新华的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刘工兵在临死前感叹：“人的概念究竟该怎么定呢？我觉得，人，一半时间是人，一半时间是兽，就像地球，一半时间是白，一半时间是黑一样。问题在于哪一半占上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受着善与恶、人与兽之间的挣扎，都无法做出“高尚”或“卑鄙”的清晰的定位。小说的标题“蚂蚁巷”或许能够代表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在这条鱼龙混杂的巷子里，既藏匿着为嫖客、妓女进行肉体交易提供旅馆的肖栀栀，像肖六子这样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不良少年，也有在巷子里卖麻糖的麻佬的贫苦的父亲。作为一个渺远的少年时期的背景，蚂蚁巷不时出现在麻佬、黄凯、刘工兵的生命里，它象征着卑微、鄙陋，善良、真诚，代表着每一个为生活而不得不苦苦挣扎的人。麻佬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常回家看看”。蚂蚁巷便是麻佬们的精神家园，它容纳了人的软弱，也燃起了人的希望。
翁新华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对小说类型化趋向的不认同。③确实，从他的新作《蚂蚁巷》来看，这既不是一部程式化的官场小说，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底层文学”。他对身份文化及其运作逻辑的揭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析了以官场为代表的人的空心化倾向，超越了对制度或社会的单纯批判；而小说中对社会边缘人的观照，以及人性更深层面的探进，又进一步突破了“善”与“恶”、“高尚”与“卑鄙”的二元划分，揭示出人性错综复杂的面相。
注释：
①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②陈进武：《透视人性与社会之“恶”》，《云梦学刊》2013年第5期。
③杨晓澜：《一个孤独的写作者——翁新华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3年9月号（上半月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