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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上卓有声名的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中认为，城市的各种要素之间是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它就像生命一样是一种有序复杂性的问题。但是城市现代规划思想却一直模仿物理科学的分析方法，比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开创的“花园城市”规划观念主要就是住宅（人口）数量和工作数量构成的两个变数体系；而到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的辐射式梦幻之城则采用的是概率和统计分析。
城市与人
雅各布斯的讨论基本上是霍尔（P. Hall）在《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中梳理的历程，在她看来这一系列的观念和计划其实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城市成了牺牲品，而城市的根本是人的生产与生活，这需要创造一种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
半个世纪后，经济学家格莱泽（Edew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中吸收了雅各布斯的许多智慧，但是他不同意前者过于平民化和个人化的一些观点。比如，限制高度和保护老建筑能确保价格的可承受性，但高密度尤其是向高度垂直发展的城市，反倒可以使得更多的自然土地得以留存，从而更环保。保护建筑遗产虽然并非总是错的，却要付出代价——巴黎曾经因为接纳落魄艺术家而闻名，现在则是只有富人能享受得起的精品店城市。
作为一个从小在纽约长大的孩子，格莱泽对城市情有独钟，他坚信城市是人类最终定居的未来，这不禁让人想起道格?桑德斯（D.Saunders）那本《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的论调。格莱泽特别反感梭罗，那位因为《瓦尔登湖》而闻名的作家本人其实是引起森林火灾的祸首，他带有乡愿和表演色彩的隐居在当代只是意味着消耗更多能源，更污染环境。另一位声称“城市是人类的深渊”的卢梭也被他吐槽是颠倒了黑白。在格莱泽看来，人类的基本特征是互相学习的能力，城市让人们彼此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为那种能够让人类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经济学上的杰文斯效应（Jevons effect）显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格莱泽由此反驳那些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的人，因为电子检索和网络空间并不能代替人成为智力活动的中心，人际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反而加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让人更加成其为人。
城市与乡村
格莱泽的基本观点是反对美国式的郊区化生活，鼓励城市放弃平面扩展的方式，向纵向发展，因为平面扩张实际上带来了交通成本、能源耗费、碳排放的加大。城市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好处首先是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大幅度提高，其次是密集的人群对文化、艺术、科技进步起到的重要作用。好的城市是注重商业、贸易、教育与创新的，同时积极接纳新进入的移民，这样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如纽约。依靠重工业、受教育不多的工人的城市，在产业升级竞争力下降后必然会衰落，如底特律。福特式工业大生产为底特律带来了繁荣，却也造就了技能文化水平低的底特律人，埋下了长远的隐患，多样性的缺失导致城市衰退，因而他对底特律及“铁锈带”城市的衰败毫不同情——帮助贫困人口是政府的合理职责，但帮助贫困的地方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则不然。格莱泽有着经济学家那种“理性人”的市场迷恋，有时候可以看到Arthur O’Sullivan的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的影子，相信竞争能够使城市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维持较低的成本。
当然，城市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地方，尤其是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是城市批评者的重要根据之一。从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以来，城市观察者们往往都会将城市描绘为罪恶的渊薮、堕落的根源、暴力和丑陋的策源地。尤其是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做比较的时候，城市的道德也是颓败的，我们在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屡屡会遭遇这样的场景，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在浪漫主义怀旧病下构想出来的二元对立。格莱泽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城市造成的，即以城市的贫困而言，贫民窟不是造就贫民的原因而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他以里约热内卢为例，说明贫民窟比边远穷困的农村的生活还是要好，有意义的统计数据是长期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百分比，而不是静态的贫困人口比例，因为城市的吸引力之一正是大量改善贫困的机会。城市贫困因而会产生悖论：城市越是花力气解决贫困，它就越会贫困，因为会有更多的贫困人涌向城市；恰恰不是城市导致了贫困，而是乡村的贫困人口被城市所吸引了。
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格莱泽揭示了保护城市遗产话语背后的“邻避主义”诅咒。所谓邻避主义就是“不要在我家的后院动土”——居民都不愿意垃圾场、发电厂、火电站、核电站、殡仪馆等有着安全、污染风险甚至心理不适的基础设施建造于自家周边地区。这本来是个常见的自我保护心理，但它的危险在于很容易从原先的以抵制危害性风险为主转变为更加保守的心态，抵制一切可能改变现状的建设和生产。其结果就是走上维持现状的极端，冻结现有可能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通社区。严格一点说，这是“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降低其他人财产的价值”。邻避主义隐藏着两种巨大的心理学偏见，一种是现状偏见，即抱残守缺地依附于当前状态；另一种是影响偏见，过高地估计某一事件可能给他们的幸福带来的莫须有影响。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管制过严对于摆脱贫困来说是灾难性的，像孟买和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大型城市最需要的就是开发新型优良的房地产。
这种论调颇有为集约化大城市鼓吹的意思，其实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是个现代性问题，传统中国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还保持了与乡土的密切联系。即便是现在，城市也不足以构成对乡村的诋毁，特别是公共服务完善的发达乡村。无论是城市的垂直发展还是水平发展，根本问题是程度优化的问题。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在1960年代的追问现在依然不过时：“城市的地域面积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组织的自然但却恰当的调整相匹配？一个城市能够与社会组织的变化相同步的正常扩张速率应该是多少？”城市发展从长时段来看就像是生物的演化，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其大势不会为规划师或某个政府的抉择而改变。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胜利
格莱泽的长处是从能源和交流角度拓展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视野，但缺陷在于历史与地理认知的不足，只有带有历史的眼光观察人与城的认同、情感联系与现实利益，才能指向一种有切实未来感的瞻望。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将集约化城市的管理成本问题淡化了，也没有涉及资源供给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如果水和电供应不上，这个城市迅速就会垮掉。所以，仅仅强调人的聚合和创新是不可能解决城市的实际问题的。城市的规模、人口的密度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发挥聚集的最大效益，如何合理地安排城市空间才能让城市真正达致最优的人居环境，有待更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完善的教育、更恰当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因此，问题不是城市的胜利，而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够胜利。
某设计者曾经有段宣言式的言说：“如果确有一种‘新城市规划’，那么它不会以秩序和全能这两个相似的奇思妙想为基础；那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场；它将不再关注对或多或少的永久性研究对象的整理，而是关注潜能对研究领域的浇灌；它将不再以稳定的结构为目标，而是以创造新的领域为目标，这种领域能够调节拒绝形成具体形态的过程；它将不再是关于细致的定义和对范围的限定，而是关于对概念的延伸，对界线的否定，不是关于对实体的区分和识别，而是关于对难以命名的混合物的发现；它将不再为城市所困扰，而是关心如何运作基础设施以满足无休止的强化、多样化、捷径和重新分配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心理空间的再创造。城市已经四处扩散，因此，城市主义再也不会关注所谓的‘新’，只会关注‘更多’和‘改进’。它不会关注文明社会，而是关注文明欠发达的社会。”这段话可以补充格莱泽视野的单一和偏狭。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蕾磊
城市与人
雅各布斯的讨论基本上是霍尔（P. Hall）在《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中梳理的历程，在她看来这一系列的观念和计划其实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城市成了牺牲品，而城市的根本是人的生产与生活，这需要创造一种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
半个世纪后，经济学家格莱泽（Edew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中吸收了雅各布斯的许多智慧，但是他不同意前者过于平民化和个人化的一些观点。比如，限制高度和保护老建筑能确保价格的可承受性，但高密度尤其是向高度垂直发展的城市，反倒可以使得更多的自然土地得以留存，从而更环保。保护建筑遗产虽然并非总是错的，却要付出代价——巴黎曾经因为接纳落魄艺术家而闻名，现在则是只有富人能享受得起的精品店城市。
作为一个从小在纽约长大的孩子，格莱泽对城市情有独钟，他坚信城市是人类最终定居的未来，这不禁让人想起道格?桑德斯（D.Saunders）那本《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的论调。格莱泽特别反感梭罗，那位因为《瓦尔登湖》而闻名的作家本人其实是引起森林火灾的祸首，他带有乡愿和表演色彩的隐居在当代只是意味着消耗更多能源，更污染环境。另一位声称“城市是人类的深渊”的卢梭也被他吐槽是颠倒了黑白。在格莱泽看来，人类的基本特征是互相学习的能力，城市让人们彼此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为那种能够让人类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经济学上的杰文斯效应（Jevons effect）显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格莱泽由此反驳那些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会让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的人，因为电子检索和网络空间并不能代替人成为智力活动的中心，人际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反而加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放大了人类的力量，让人更加成其为人。
城市与乡村
格莱泽的基本观点是反对美国式的郊区化生活，鼓励城市放弃平面扩展的方式，向纵向发展，因为平面扩张实际上带来了交通成本、能源耗费、碳排放的加大。城市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好处首先是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大幅度提高，其次是密集的人群对文化、艺术、科技进步起到的重要作用。好的城市是注重商业、贸易、教育与创新的，同时积极接纳新进入的移民，这样的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如纽约。依靠重工业、受教育不多的工人的城市，在产业升级竞争力下降后必然会衰落，如底特律。福特式工业大生产为底特律带来了繁荣，却也造就了技能文化水平低的底特律人，埋下了长远的隐患，多样性的缺失导致城市衰退，因而他对底特律及“铁锈带”城市的衰败毫不同情——帮助贫困人口是政府的合理职责，但帮助贫困的地方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则不然。格莱泽有着经济学家那种“理性人”的市场迷恋，有时候可以看到Arthur O’Sullivan的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的影子，相信竞争能够使城市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维持较低的成本。
当然，城市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地方，尤其是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也是城市批评者的重要根据之一。从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以来，城市观察者们往往都会将城市描绘为罪恶的渊薮、堕落的根源、暴力和丑陋的策源地。尤其是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做比较的时候，城市的道德也是颓败的，我们在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屡屡会遭遇这样的场景，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在浪漫主义怀旧病下构想出来的二元对立。格莱泽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城市造成的，即以城市的贫困而言，贫民窟不是造就贫民的原因而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他以里约热内卢为例，说明贫民窟比边远穷困的农村的生活还是要好，有意义的统计数据是长期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百分比，而不是静态的贫困人口比例，因为城市的吸引力之一正是大量改善贫困的机会。城市贫困因而会产生悖论：城市越是花力气解决贫困，它就越会贫困，因为会有更多的贫困人涌向城市；恰恰不是城市导致了贫困，而是乡村的贫困人口被城市所吸引了。
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格莱泽揭示了保护城市遗产话语背后的“邻避主义”诅咒。所谓邻避主义就是“不要在我家的后院动土”——居民都不愿意垃圾场、发电厂、火电站、核电站、殡仪馆等有着安全、污染风险甚至心理不适的基础设施建造于自家周边地区。这本来是个常见的自我保护心理，但它的危险在于很容易从原先的以抵制危害性风险为主转变为更加保守的心态，抵制一切可能改变现状的建设和生产。其结果就是走上维持现状的极端，冻结现有可能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通社区。严格一点说，这是“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降低其他人财产的价值”。邻避主义隐藏着两种巨大的心理学偏见，一种是现状偏见，即抱残守缺地依附于当前状态；另一种是影响偏见，过高地估计某一事件可能给他们的幸福带来的莫须有影响。在他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管制过严对于摆脱贫困来说是灾难性的，像孟买和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大型城市最需要的就是开发新型优良的房地产。
这种论调颇有为集约化大城市鼓吹的意思，其实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是个现代性问题，传统中国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还保持了与乡土的密切联系。即便是现在，城市也不足以构成对乡村的诋毁，特别是公共服务完善的发达乡村。无论是城市的垂直发展还是水平发展，根本问题是程度优化的问题。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在1960年代的追问现在依然不过时：“城市的地域面积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组织的自然但却恰当的调整相匹配？一个城市能够与社会组织的变化相同步的正常扩张速率应该是多少？”城市发展从长时段来看就像是生物的演化，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结果，其大势不会为规划师或某个政府的抉择而改变。
什么样的城市才能胜利
格莱泽的长处是从能源和交流角度拓展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视野，但缺陷在于历史与地理认知的不足，只有带有历史的眼光观察人与城的认同、情感联系与现实利益，才能指向一种有切实未来感的瞻望。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将集约化城市的管理成本问题淡化了，也没有涉及资源供给的问题，以北京为例，如果水和电供应不上，这个城市迅速就会垮掉。所以，仅仅强调人的聚合和创新是不可能解决城市的实际问题的。城市的规模、人口的密度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发挥聚集的最大效益，如何合理地安排城市空间才能让城市真正达致最优的人居环境，有待更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完善的教育、更恰当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因此，问题不是城市的胜利，而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够胜利。
某设计者曾经有段宣言式的言说：“如果确有一种‘新城市规划’，那么它不会以秩序和全能这两个相似的奇思妙想为基础；那将是不确定性的登场；它将不再关注对或多或少的永久性研究对象的整理，而是关注潜能对研究领域的浇灌；它将不再以稳定的结构为目标，而是以创造新的领域为目标，这种领域能够调节拒绝形成具体形态的过程；它将不再是关于细致的定义和对范围的限定，而是关于对概念的延伸，对界线的否定，不是关于对实体的区分和识别，而是关于对难以命名的混合物的发现；它将不再为城市所困扰，而是关心如何运作基础设施以满足无休止的强化、多样化、捷径和重新分配的需要，这一切都是心理空间的再创造。城市已经四处扩散，因此，城市主义再也不会关注所谓的‘新’，只会关注‘更多’和‘改进’。它不会关注文明社会，而是关注文明欠发达的社会。”这段话可以补充格莱泽视野的单一和偏狭。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