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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是我准备做编辑时认识的。之所以说“准备”，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复旦读研究生，刚刚到《收获》杂志实习。从研二到研三，两年时间里，看了有两三千份自由来稿吧？大部分稿子看过不久就忘了，只有那么三五篇稿子，虽然最终并没能在《收获》杂志发表，但十来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其中就有袁腾的长篇小说《一席春》。
记得当时看到《一席春》，很是惊讶，文笔细腻，叙述熨帖，无数细节纷至沓来，让凡俗的人间故事闪烁细微的光亮。犹豫了一会儿，我写了送审意见后交给王继军老师。王老师也觉得这小说语言很不错，只是提出了个问题，觉得这小说太像张爱玲的调调了。这是我读的时候同样感觉到的，所以送审时才会犹豫。和王老师讨论后，决定还是把稿子还给袁腾，让她有新作了再发来看看。
就这样，我开始和袁腾联系。
我没想到，袁腾竟然那么年轻，那时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呢。
虽然《一席春》没能发表，过了段时间，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没在杂志发表过作品，一出手就写了个长篇，还由一家大牌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不久后，袁腾送了本书给我。我又翻了翻，作为一本书呈现出来的《一席春》似乎写得更好了，也似乎更像张爱玲。
和袁腾聊天，她说她确实很喜欢张爱玲，也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可能有点儿“张腔张调”，但没想到会被人一眼看出。她又发来几篇小说，我看了仍然感觉到浓郁的“张味”。和张爱玲写得很像，好还是不好呢？同样地，和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等任何一位著名作家写得很像，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也不是很能确定。我只是想，模仿或者学习都可以，但人还是应该成为自己吧？我对袁腾，也就实话实说，说仍然感觉没摆脱张爱玲的影子，要不等写了别的，再给我们看看？袁腾说好，又说，忙于写论文，等论文写完了再写小说。我这才知道，袁腾快毕业了。而我，也正忙于研究生毕业的种种琐事。
我正式到《上海文学》杂志工作了。很多事扑面而来，除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还忙于办户口、租房等杂事，焦头烂额，时时陷于焦灼而孤独的情绪里。
每一个编辑联系的作者都很多，不会专盯着哪个人。过了夏天又过了秋天，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袁腾这位作者。忽然有一天，她给我发来一个短篇，《在水榭的夜晚》。小说的叙述感觉浓缩于这题目里，水汽氤氲，夜色温柔。小说写一对恋人，情节不复杂，但叙述灵动、透亮、精致。我和袁腾说，打算送审。袁腾问，还像不像张爱玲了？我说不像了。袁腾说，哎呀，真是担心你又说像张爱玲啊。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初的一番话，给袁腾造成了何等的压力。这也让我反省，说话应该尽量迟疑一些，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的真理。后来——当然并不全因为袁腾这件事，我写的退稿信常常说，稿件不能用，但我的判断未必正确，你再给别的刊物看看。
很幸运——不，不应该用“幸运”这个词，应该说是实力使然，《在水榭的夜晚》通过了终审。我告诉袁腾，她自然是很高兴的。想起我第一次发表小说时，是何等地高兴啊。袁腾虽说已经出版过长篇小说，她的高兴仍然是隔着屏幕可以感知得到的。
小说发表出来，署名不是袁腾，而是袁栖。问袁腾为什么要用这么个笔名，袁腾说，腾是飞升的、张扬的，而栖呢，正好相反。这么一个原名和这么一个笔名刚好相契合吧，让我立马想到韩愈字退之。
又记不得过了多久，我因为本科同学包筱璐的婚礼到绍兴去。那是我本科期间最要好的女同学之一，获得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读书时才华横溢、古灵精怪的女同学就要嫁为人妇了，我们几个男生在喜宴上高声大语频频碰杯，为这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动。婚礼结束，狂欢后忽然冷清下来，我想着再找个人喝酒吧。
最先想到的是斯继东，给继东兄打了电话，约了吃饭的地方，我忽然想起，袁腾就是绍兴人啊。给袁腾发信息过去，说你在绍兴么？有空的话过来吃饭，一起的还有你们绍兴的几位文学前辈。我想，袁腾刚开始写作，多认识一些老家的写作前辈，总不是坏事。信息发过去了好一会儿，没有回音。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发这条信息的。我和袁腾根本就没见过面，平时联系也不多，怎么能贸然约她呢？又过了一会儿，袁腾回复信息了，说她在南京呢，没法来和我们吃饭了。又说，她妈妈在家的，她妈妈可以来请我吃饭。我说，那等有机会再见，她妈妈就不用过来了，不用客气的。然而，很快袁妈妈打电话过来了。客气又热情，一再让我告诉她住在哪儿，第二天要来接我，我一再推脱。然而，终究拗不过，约了第二天见面。
当晚喝得大醉。次日醒来，到前台结账，才发现继东兄已经帮我付了房费。
到了约的地方，袁妈妈已经在那儿了。胖胖的，满脸堆笑，像一尊佛。她把我当个小孩儿似的，问我想不想吃这个想不想吃那个，带着我走了好几处饭店，吃饭时又一再催我多吃、多吃。那天，我已经订好了下午的票，想着饭后自己在绍兴逛逛的，袁妈妈听了，又问我想去哪儿，她带我去。我对绍兴不熟悉，稀里糊涂说想去大禹陵。哪里想到，大禹陵那么远。
我们一直往山顶高高的大禹塑像爬去。一路上，袁妈妈和我说了很多袁腾的事——现在自然是全给忘却了，但我仍然记得，袁妈妈对袁腾写作的巨大期待。从大禹陵回城后，时间尚早，袁妈妈又带我去家里，指给我看袁腾的书房。袁妈妈说，现在袁腾毕业了，也没找工作，不住家里了，到外面租了个房子专门写作。袁妈妈要带我去看袁腾的住所，说就在府山脚。我左右无事，那就去吧。带我去到城中的一座小山，引我到了一处偏僻的房子，带我爬上楼，打开门来，房屋空旷，家具很少。从窗口望出去，尽是青郁郁的草木。我想，這也太冷清了吧，一个人闷在这儿专门写作，能行么？后来，我和袁腾也聊过这个事。一个年轻人毕业后不工作，待着专门写作能行么？记得那时候袁腾很笃定，觉得自己能写出来。
这神奇的一天总算结束了，原本想着会特别尴尬的，分别时，倒像是和一位熟悉的长辈道别了。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袁妈妈。
和袁腾见面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一两年后了。记得是她到上海来走亲戚，我们约在了张爱玲故居碰面。张爱玲故居并没设成专门的故居，只是在底楼开了家咖啡馆兼书店，店里很多张爱玲的书，以及别人写张爱玲的书。我和袁腾四处转了转，记得袁腾笑了笑，说，现在已经没那么喜欢张爱玲了。 后来我们去了华师大边上吃饭，在丽娃河边的木椅上坐了会儿。聊的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命运。我们都担心，自己并不能写出自己想象的大作品来，自己并不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其时，黄昏正在到来，河面泛着幽暗的光，睡莲如一个个圆圆的补丁。
记得袁腾和我说过她的小学，现在已经闲置，桌子椅子堆在一起，草木繁茂，院墙倾圮。袁腾说，等以后我去了绍兴，要带我去看看。然而，后来我们联系越来越少，再次见面，是几年后我到绍兴参加《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合办的青年作家论坛。袁腾刚好在家。在鲁迅故居前人来人往的桥上，我们在桥沿坐了五六分钟。袁腾样子变了很多，我差点儿没认出来。问她在写什么，说是已经很久没写东西了。我们看着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不知道说什么好。
這之后，我再没见过袁腾，也不见她发表作品，就连网上也渐渐没了联系。大概五六年过去了吧？去年底，袁腾忽然发了个小说给我，说又开始写作了。我很快看了，文字一如既往地好。而且，很明显地有了自己的叙述腔调。问她这些年在做什么呢？她打电话过来，接了，她的声音几乎是扑到耳朵里的，笑语连连，简直可以说是爽朗豪迈。记得以前她说话是温婉低柔的。不知道是她变了，还是我的记忆出错了。
袁腾说，她已经到杭州工作了，说了工作单位，我没记住，只记住她说要经常到海上出差，一去十多天。又说，打算重新开始写作。过不多久，我接连看到她几个小说，包括《西湖》杂志即将刊发的《去年你在斯里兰卡》和《流灯》。
这两篇小说我都很喜欢。这两篇小说，写出了人生的某种隐秘或者说真相。《流灯》的结尾，女孩偶然发现，自己曾经陪着闺蜜去堕胎，闺蜜竟然跟别人说，堕胎的是自己。这无异于五雷轰顶。但袁腾处理起来，节制隐忍，云淡风轻。《去年你在斯里兰卡》的结尾，一对陌生的男女，在经历了各自生活里的风暴后，短暂地亲近，并一同面对这个世界。或许在那一瞬间，他们都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而两个陌生人，也有了某种坚不可摧的连接。不妨再看看这些文字：
她抓住他的衣角，仿佛怕他突然消失。他是带她来的人，只有他能带她出去，或者决定他们再也不出去。她伸手进他的衣袋，摸到刚才加油的发票，温润得像一张票根。是去年的票了，去年的斯里兰卡一切都发出崭新的味道，像是一段长途的开端。突然她双手括起在嘴边，朝远处大喊了一声，“喂——”江面的水本来盹着的，苏醒过来，朝滩岸舔了一舔。
“你听！”他朝虚空中指了指，不知道是让她听自己的回声还是火车的鸣笛。那火车再也没有鸣笛，在漆黑中留下况且况且的一串，自管自开过去了。
袁腾自己呢？她和这世界是怎样的关系？这么想着，才发现我自己并不熟悉袁腾，只不过匆匆见过两次。她不写作的这些年，更是几乎没有联系，完全不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但我想，她从文字世界里消失的那些日子，终究没有浪费，她是去往了更大的世界，那世界里所有的黑暗和光亮，都会沉浸在她今后的文字里。
现在呢，袁腾不叫袁腾，也不叫袁栖了，听她说，打算换个笔名，叫作“袁滕”。音还是那个音，但终究是一个新的名字，也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是袁腾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吗？
（责任编辑：丁小宁）
记得当时看到《一席春》，很是惊讶，文笔细腻，叙述熨帖，无数细节纷至沓来，让凡俗的人间故事闪烁细微的光亮。犹豫了一会儿，我写了送审意见后交给王继军老师。王老师也觉得这小说语言很不错，只是提出了个问题，觉得这小说太像张爱玲的调调了。这是我读的时候同样感觉到的，所以送审时才会犹豫。和王老师讨论后，决定还是把稿子还给袁腾，让她有新作了再发来看看。
就这样，我开始和袁腾联系。
我没想到，袁腾竟然那么年轻，那时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呢。
虽然《一席春》没能发表，过了段时间，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没在杂志发表过作品，一出手就写了个长篇，还由一家大牌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不久后，袁腾送了本书给我。我又翻了翻，作为一本书呈现出来的《一席春》似乎写得更好了，也似乎更像张爱玲。
和袁腾聊天，她说她确实很喜欢张爱玲，也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可能有点儿“张腔张调”，但没想到会被人一眼看出。她又发来几篇小说，我看了仍然感觉到浓郁的“张味”。和张爱玲写得很像，好还是不好呢？同样地，和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等任何一位著名作家写得很像，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我也不是很能确定。我只是想，模仿或者学习都可以，但人还是应该成为自己吧？我对袁腾，也就实话实说，说仍然感觉没摆脱张爱玲的影子，要不等写了别的，再给我们看看？袁腾说好，又说，忙于写论文，等论文写完了再写小说。我这才知道，袁腾快毕业了。而我，也正忙于研究生毕业的种种琐事。
我正式到《上海文学》杂志工作了。很多事扑面而来，除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还忙于办户口、租房等杂事，焦头烂额，时时陷于焦灼而孤独的情绪里。
每一个编辑联系的作者都很多，不会专盯着哪个人。过了夏天又过了秋天，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袁腾这位作者。忽然有一天，她给我发来一个短篇，《在水榭的夜晚》。小说的叙述感觉浓缩于这题目里，水汽氤氲，夜色温柔。小说写一对恋人，情节不复杂，但叙述灵动、透亮、精致。我和袁腾说，打算送审。袁腾问，还像不像张爱玲了？我说不像了。袁腾说，哎呀，真是担心你又说像张爱玲啊。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当初的一番话，给袁腾造成了何等的压力。这也让我反省，说话应该尽量迟疑一些，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的真理。后来——当然并不全因为袁腾这件事，我写的退稿信常常说，稿件不能用，但我的判断未必正确，你再给别的刊物看看。
很幸运——不，不应该用“幸运”这个词，应该说是实力使然，《在水榭的夜晚》通过了终审。我告诉袁腾，她自然是很高兴的。想起我第一次发表小说时，是何等地高兴啊。袁腾虽说已经出版过长篇小说，她的高兴仍然是隔着屏幕可以感知得到的。
小说发表出来，署名不是袁腾，而是袁栖。问袁腾为什么要用这么个笔名，袁腾说，腾是飞升的、张扬的，而栖呢，正好相反。这么一个原名和这么一个笔名刚好相契合吧，让我立马想到韩愈字退之。
又记不得过了多久，我因为本科同学包筱璐的婚礼到绍兴去。那是我本科期间最要好的女同学之一，获得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读书时才华横溢、古灵精怪的女同学就要嫁为人妇了，我们几个男生在喜宴上高声大语频频碰杯，为这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动。婚礼结束，狂欢后忽然冷清下来，我想着再找个人喝酒吧。
最先想到的是斯继东，给继东兄打了电话，约了吃饭的地方，我忽然想起，袁腾就是绍兴人啊。给袁腾发信息过去，说你在绍兴么？有空的话过来吃饭，一起的还有你们绍兴的几位文学前辈。我想，袁腾刚开始写作，多认识一些老家的写作前辈，总不是坏事。信息发过去了好一会儿，没有回音。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发这条信息的。我和袁腾根本就没见过面，平时联系也不多，怎么能贸然约她呢？又过了一会儿，袁腾回复信息了，说她在南京呢，没法来和我们吃饭了。又说，她妈妈在家的，她妈妈可以来请我吃饭。我说，那等有机会再见，她妈妈就不用过来了，不用客气的。然而，很快袁妈妈打电话过来了。客气又热情，一再让我告诉她住在哪儿，第二天要来接我，我一再推脱。然而，终究拗不过，约了第二天见面。
当晚喝得大醉。次日醒来，到前台结账，才发现继东兄已经帮我付了房费。
到了约的地方，袁妈妈已经在那儿了。胖胖的，满脸堆笑，像一尊佛。她把我当个小孩儿似的，问我想不想吃这个想不想吃那个，带着我走了好几处饭店，吃饭时又一再催我多吃、多吃。那天，我已经订好了下午的票，想着饭后自己在绍兴逛逛的，袁妈妈听了，又问我想去哪儿，她带我去。我对绍兴不熟悉，稀里糊涂说想去大禹陵。哪里想到，大禹陵那么远。
我们一直往山顶高高的大禹塑像爬去。一路上，袁妈妈和我说了很多袁腾的事——现在自然是全给忘却了，但我仍然记得，袁妈妈对袁腾写作的巨大期待。从大禹陵回城后，时间尚早，袁妈妈又带我去家里，指给我看袁腾的书房。袁妈妈说，现在袁腾毕业了，也没找工作，不住家里了，到外面租了个房子专门写作。袁妈妈要带我去看袁腾的住所，说就在府山脚。我左右无事，那就去吧。带我去到城中的一座小山，引我到了一处偏僻的房子，带我爬上楼，打开门来，房屋空旷，家具很少。从窗口望出去，尽是青郁郁的草木。我想，這也太冷清了吧，一个人闷在这儿专门写作，能行么？后来，我和袁腾也聊过这个事。一个年轻人毕业后不工作，待着专门写作能行么？记得那时候袁腾很笃定，觉得自己能写出来。
这神奇的一天总算结束了，原本想着会特别尴尬的，分别时，倒像是和一位熟悉的长辈道别了。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袁妈妈。
和袁腾见面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一两年后了。记得是她到上海来走亲戚，我们约在了张爱玲故居碰面。张爱玲故居并没设成专门的故居，只是在底楼开了家咖啡馆兼书店，店里很多张爱玲的书，以及别人写张爱玲的书。我和袁腾四处转了转，记得袁腾笑了笑，说，现在已经没那么喜欢张爱玲了。 后来我们去了华师大边上吃饭，在丽娃河边的木椅上坐了会儿。聊的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命运。我们都担心，自己并不能写出自己想象的大作品来，自己并不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其时，黄昏正在到来，河面泛着幽暗的光，睡莲如一个个圆圆的补丁。
记得袁腾和我说过她的小学，现在已经闲置，桌子椅子堆在一起，草木繁茂，院墙倾圮。袁腾说，等以后我去了绍兴，要带我去看看。然而，后来我们联系越来越少，再次见面，是几年后我到绍兴参加《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合办的青年作家论坛。袁腾刚好在家。在鲁迅故居前人来人往的桥上，我们在桥沿坐了五六分钟。袁腾样子变了很多，我差点儿没认出来。问她在写什么，说是已经很久没写东西了。我们看着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不知道说什么好。
這之后，我再没见过袁腾，也不见她发表作品，就连网上也渐渐没了联系。大概五六年过去了吧？去年底，袁腾忽然发了个小说给我，说又开始写作了。我很快看了，文字一如既往地好。而且，很明显地有了自己的叙述腔调。问她这些年在做什么呢？她打电话过来，接了，她的声音几乎是扑到耳朵里的，笑语连连，简直可以说是爽朗豪迈。记得以前她说话是温婉低柔的。不知道是她变了，还是我的记忆出错了。
袁腾说，她已经到杭州工作了，说了工作单位，我没记住，只记住她说要经常到海上出差，一去十多天。又说，打算重新开始写作。过不多久，我接连看到她几个小说，包括《西湖》杂志即将刊发的《去年你在斯里兰卡》和《流灯》。
这两篇小说我都很喜欢。这两篇小说，写出了人生的某种隐秘或者说真相。《流灯》的结尾，女孩偶然发现，自己曾经陪着闺蜜去堕胎，闺蜜竟然跟别人说，堕胎的是自己。这无异于五雷轰顶。但袁腾处理起来，节制隐忍，云淡风轻。《去年你在斯里兰卡》的结尾，一对陌生的男女，在经历了各自生活里的风暴后，短暂地亲近，并一同面对这个世界。或许在那一瞬间，他们都和世界达成了和解，而两个陌生人，也有了某种坚不可摧的连接。不妨再看看这些文字：
她抓住他的衣角，仿佛怕他突然消失。他是带她来的人，只有他能带她出去，或者决定他们再也不出去。她伸手进他的衣袋，摸到刚才加油的发票，温润得像一张票根。是去年的票了，去年的斯里兰卡一切都发出崭新的味道，像是一段长途的开端。突然她双手括起在嘴边，朝远处大喊了一声，“喂——”江面的水本来盹着的，苏醒过来，朝滩岸舔了一舔。
“你听！”他朝虚空中指了指，不知道是让她听自己的回声还是火车的鸣笛。那火车再也没有鸣笛，在漆黑中留下况且况且的一串，自管自开过去了。
袁腾自己呢？她和这世界是怎样的关系？这么想着，才发现我自己并不熟悉袁腾，只不过匆匆见过两次。她不写作的这些年，更是几乎没有联系，完全不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但我想，她从文字世界里消失的那些日子，终究没有浪费，她是去往了更大的世界，那世界里所有的黑暗和光亮，都会沉浸在她今后的文字里。
现在呢，袁腾不叫袁腾，也不叫袁栖了，听她说，打算换个笔名，叫作“袁滕”。音还是那个音，但终究是一个新的名字，也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是袁腾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吗？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