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谈古代文章，首举唐宋八大家，跳过南宋、元、明，便到清代桐城派。但要讲中国文章史，却不能如此痛快爽快。中国文章史如一条长河，自发源至入海，通体一贯，绝无间断，如此才能浩瀚万里，朝宗于海，如此才有波澜壮阔，奇异景观。元代文章，就是中国文章史之一段奇观。元代文章家姚燧，被称为有元一代文章宗工，比之为汉之司马，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他本人也颇以文章自负，有曲云：“金鱼玉带罗袍就，皂盖朱幡赛五侯。山河判断笔尖头，得志秋，分破帝王忧。”元代及明清论者，对姚燧文章备极推崇，今天的读者对他却少有了解。查洪德先生以数年之功，整理《姚燧集》，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姚燧及其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集版本和文献依据，也是元代诗文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作为一位代表性的文章家，姚燧文集的出版，应该有超出了解和研究姚燧本人的更深层的意义在。20世纪的研究者对元代文章多是否定的，比如认为元代诗文不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缺乏批判精神等，但“在我们阅读了姚燧文章以后，就会感到它(按指那些否定性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
　　明人说“元无文”，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讽刺他们没有好好读元代文章。今人说元代文章缺乏社会批评精神，大致也是同样原因。《姚燧集》的《前言》，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姚燧敢于在文章中指忽必烈的荒唐，更不用说其他权贵了。他在《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中，揭露了元朝官员为政之酷、刑罚之滥，“榜掠百至，或关夫三木，责妻市酒以偿。民不堪命，自经裁与瘐死者已数百人。”寥寥数语，可见他为民忧心如焚。时人对他的评价是“不权之阿，弗势而移。遇有论著，屹无诡随”。更奇特的是《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文章竟然抛开墓主生平等题中应有之义，而以大量篇幅讲县尉们如何残民害政，大肆聚敛，以行其奸，写成了一篇对县尉的声讨文字。
　　否定元代文章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说元代文章缺乏艺术创新。读了姚燧文章，你就会感觉，这种说法也同样是缺乏根据的。姚燧文章，就體现了鲜明的创新意识。《姚燧集》前言第四部分《破体求新》和第五部分《以传奇为传记》，可以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明确认识。
　　古文自唐代韩愈倡导，经宋代诸大家发扬，文体及人们对文体的认识，已大体定型。如果按照已有程式写来，就如清代李祖陶所说：“剿袭言之，非陈即腐。”姚燧着意打破程式，别创新格，是所谓“破体求新”。姚燧的创新追求和尝试，受到清代李祖陶等人的高度赞扬，以为“皆所谓崭新日月也”。“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开篇既不述家世，也不写墓主生平，而是以议论起，简直就是一篇奇特的小品文。
　　姚燧文章创新的另一表现是“以传奇为传记”。姚燧的传记文章，使用传奇笔法比较普遍。《太华真隐褚君传》：“写人形神俱妙，写景则可媲美唐宋大家。”对云台险恶绝境之奇、对真隐褚君自适自得、奇特生活细节等奇事的描述等，引人入胜，像一部变幻莫测的传奇小说。这种以传奇为传记的写法，不仅是姚燧文章的特色，也是元代文章的一大特色。
　　读查洪德整理的《姚燧集》，深感整理者用力之深，奉献之多。在该整理本出版之前，人们阅读和研究姚燧文章，主要依据四库馆臣辑《牧庵集》三十六卷本。但四库辑本存在严重的作品漏辑、误辑，以及文字脱、衍、错等问题，读来令人费解。《全元文》辑录姚燧逸文若干篇，但也有误辑，以及辑录所据版本选择不当、校勘不精等问题。这次整理，经过深入考证辨伪，剔除了四库辑本与《全元文》误收的姚燧诗文，辑得姚燧逸文4篇、逸诗6首。本书校勘用功之深，是近些年古籍整理著作少见的。姚燧文集散佚于明清之际，清人编《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辑出，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四库辑本错误实在太多，不少文章甚至难以卒读。要作校勘，又无其他版本可资校对。现传世之本，除三十六卷四库辑本外，只有明人编《中州名贤文表》所录八卷本。整理者广搜各种文献，寻找其中收录或引用的姚燧文章用以校勘，搜得收录或引用姚燧文章的各类图书五十多种，最终校勘用书达一百多种。
　　除文章之外，姚燧在诗歌、词曲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姚燧集》包括前言、《牧庵集》、《牧庵集集外》、《牧庵集辑佚》、《牧庵集误收他人之作》、附录六部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姚燧的可靠文本，前言部分，体现了先生对姚燧的人品、文品，及对元代文章的独到见解。附录文献包括有关姚燧传记资料10则、序跋题识及诸家评18则，往来赠答唱和祭吊10则，还有姚燧年谱和一些相关杂录。这些文献，涉及元代政治、史地、方志、典章、宗教等方面。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总之，《姚燧集》的整理，用力之勤，校勘之精审，文献搜罗之全面，对姚燧人品文品认识之深刻，以及所表现出的学风之笃实，都是很突出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