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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党中央机关逐步由香山搬到中南海办公前，周恩来副主席对当时负责行政工作的伍云甫、赖祖烈、邓兴桃同志说：“我国现在经济还很困难，南方还在打仗，老百姓生活也很困难。我们中央机关要带头节约开支。对中南海的住房因陋就简，只把破损的房子简单维修一下，只要不漏雨，不透风，能办公，能住人就可以了，除了有外事活动的场所外，一律不搞油漆粉刷。所以刚进中南海时，从中央领导到工作人员都住老旧房子，未油漆粉刷，更没有大兴土木。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央党政机关的健全，人员的增加，中央开会办公的地方太紧张，决定在中南海西门内怀仁堂南边的一片空地上新建西楼会议厅及两座简易办公楼。当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部分同志在这两座楼上办公。后来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也来院内的另外两座小楼上办公。北边建了围墙，即成了一个不小的院子。中南海每个庭院都保留了原来古老吉祥的名字，如丰泽园、永福堂等。西楼就成了这个大院的总称。
西楼会议厅在院内东南边，虽不很大，但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在此开会，议事、集体办公，很多重要文件和政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制定的。这里还是中央领导同志就餐的餐厅，常在此就餐的有刘少奇、朱老总、李富春、蔡畅、董老、杨尚昆、陆定一等同志。星期六晚上还常在这里放电影，住在西楼院内和附近的中央首长及工作人员都来这里看电影，但每个人都要买2角钱一张的电影票(与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在这里看电影还有一条不成文规矩，到晚7点即开始放映，如某位首长有事来晚了，待整个片子放完了，再从头放，首长退场了，就停放了。
我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家也住在红墙内，所以有幸经常看到朱老总在院内的一些活动，现将记忆中的点滴写出来，以表达对朱老总的怀念和敬仰。
朱老总的保健操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朱德，虽已是高龄老人，还在勤奋地为党工作着。他的生活仍很简朴而有规律。他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据我所知，朱老总多年坚持练书法、种菜、养兰花、早晚锻炼身体。有时也写几首诗词与老同志们互赠共勉。
朱老总早晚坚持散步，早饭前在西楼院内树下草坪上做自编的健身操，还边做边打口哨，以口哨协调四肢活动。这套操很科学，先活动颈部、上肢、腰腿，然后脚部，使全身都得到活动，活动完了感到很柔和很轻松。做完操朱老总就到餐厅用早餐。有时饭后再出西楼大院到保光门、游泳池漫步一圈回办公室工作。由于朱老总常年坚持锻炼，身体一直很健康。
我自己身体很不好，家又住在红墙内，离办公室很近，所以早上起床后，常到海边做操散步，也经常到西楼院里活动，经常看朱老总做操。有时在办公室打开窗子学着做操，慢慢也学会了点。一天早上四下无人，我也大着胆子在办公室窗外白果树下学着做起朱老总的健身操来。刚做完操，正准备到后院跑步去，忽听到背后有人说话。我回头一看是朱老总和卫士小徐站在马路上看我做操呢。我有些不好意思，脸都红了。朱老总慈祥地笑着说：“头不能摆动太快太重，否则容易引起头晕，早上刚起床更要注意。”说着给我做了个示范。又说这套操的特点是要慢而稳，四肢活动要注意平衡协调。我因有些紧张，脱口说了一句：“我不懂做操的原理，只是胡乱学着做。”
朱老总纠正说：“运动可以健身，但有时姿势不正确，不得当，也能产生副作用。”说完又开始在马路上散起步来。我忙说了声：“谢谢首长的关怀!”
事后，我听卫士小徐说，朱老总起床后来院里散步，看到我在学着做他的操，笑着来到树边看，一直未说话，见我做完了才说：“做的还可以嘛。”小徐说，朱老总对你学他的操很高兴，所以还特意为你纠正姿势呢!我听了很高兴，为自己能受到朱老总的亲切关怀，感到幸福。30多年来，每当我做这套操时，心里总感到热呼呼的，好像朱老总又在慈祥地看我做操。
朱老总与兰花
朱老总和康大姐都很勤劳，每年开春即在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耕耘，种南瓜、冬瓜、架豆，秋天一个个大南瓜、大冬瓜送到西大灶，给大家吃。有一年行政处还把一个大冬瓜放在食堂让大家观赏。
朱老总还在门前养了不少兰花，身边工作人员用废旧木头钉了几个架子摆花。每年6月以后，一盆盆兰花摆满架子，两位老人休息时，常给花浇水、松土。
我不善球类活动，休息时间常爱到院里散步、打太极拳，有时也观赏院里的花草。
一天，我和同一办公室的老王散步来到朱老总门前观赏兰花。兰花摆得很整齐，花盆也很干净、湿润，每盆花上插一块小木牌，用工整的毛笔字写有花名及产地，有的写在纸上贴在花盆上，足见养花人的勤劳细致和爱花之心。
我们边看边谈论着有意思的花名，还不时用鼻子闻闻兰花的清香。不知什么时候朱老总也来到华亭，朱老总见我们看得专心，笑着说：“你们也喜欢兰花啊!”我们对自己冒昧地来观赏朱老总辛勤培植的兰花，有些不好意思，随口说：“我们不懂，随便看看。”
朱老总却热情地说：“看多了就懂了，也就有了兴趣了。”接着给我们讲起兰花。说兰花是常绿多年生植物，四川、福建等地都有。品种有建兰、墨兰、蕙兰等。一茎数花为蕙兰；建兰多开花于秋季，产于福建省，故称建兰。兰花既可观赏，也可入药。说得高兴，朱老总还为我们念了屈原《离骚》中的一段：“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说明老人家对兰花研究之深，学问之渊博。
朱老总又用手杖指着地下两个盆里的花草问：“这你们可认识?”我细看是一株茎细、叶长的植物，很像我们家乡的“莜麦”，就脱口而出说了声“莜麦”。朱老总笑着说：“不对。这是东北的三大宝之二——人参和乌拉草。”又给我们讲了东北三宝的珍贵用途。还说：“花是有生命的东西，需要空气、阳光、水分、养料，还要和病虫害作斗争。所以养花可以培养人的勤奋、细心、耐心的良好习惯。”休息时间到了，也怕影响首长的休息，我们即说：“谢谢首长的教导，使我们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1965年春，机关行政处用旧木头、竹子在西楼院树林中为朱老总搭了个较大的兰花棚子，天热了，身边工作人员把一盆盆兰花摆到棚子的架子上。为防止烈日暴晒，上边搭了两块活动的苇帘子。 当花盆上架时，朱老总亲临现场指挥，并亲自动手。每日三餐后朱老总都要来花棚看看。花棚正好在我们办公室的窗下，办公室一位热心的女同志作了细心的观察，有一天朱老总共来过六次，有时晚上还来。可见朱老总对兰花的钟爱。
朱老总每次来花棚都要细心查看每盆兰花的生长情况。盆里土干了就浇水，阳光太烈就把苇帘拉上，真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细心。一天，他发现一盆花的叶子有些发黄，一连观察了两天未找到原因。中南海花房的闫师傅来西楼锄草，卫士请他帮忙检查，也找不出原因，他要求带回花房观察整治。经闫师傅一个多星期的整治，兰花康复了，被送回来了。朱老总看了很高兴，笑着说：“还是专家办法多。”
一天下午工间操后，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来到朱老总的花棚观赏兰花，正在大家吵嚷着看得起劲时，工间休息结束的哨子响了。大家急忙往办公室走(当时机关上下午工间各休息20分钟，几分钟做操后自由活动。开始和结束以哨声为准，大家都很自觉，听哨声都回办公室工作)，可巧朱老总也来花棚看花，见大家走了，老远就招呼大家：“看嘛，不要走。花摆出来就是让大家看的么，大家来看我高兴，花也高兴。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走在后面的同志听到朱老总的招呼，即把脚步放慢了，忙说上班的哨响了，该回办公室工作了。老人这才笑着点点头。
平易近人的朱老总
朱老总身居领袖地位，但处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关心爱护群众。这使我又想起1947年撤离延安后的两件感人的事。
1947年3月中旬，陕北还是很寒冷的，中央机关刚撤出延安，向黄河边疏散。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令，东渡黄河向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转移。但国民党侵占延安后反动气焰非常嚣张，每天数十次地来轰炸我疏散大军。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我们只有在晚上行军、白天休息。后来敌人也知道了这个秘密，有时天不亮即来轰炸，晚上七八点还有空袭。
一天早上天刚亮，太阳还未出来，敌机就来轰炸瓦窑堡吴家寨子。听到警报，人们都往靠山的窑洞里钻。我跟几个同志一起来到山坡上见有破窑就往里躲，因天还不大亮未看到里边有首长。朱老总的卫士长齐铭晨同志很有礼貌地对走在前面的同志说：“请到前边那窑洞去，这里有首长。”这时我们也已看到朱老总穿一件棉军大衣坐在窑里的一个小土台上。听了齐铭晨的话，朱老总很严肃地说：“什么话，都是逃难躲炸弹，还分什么首长。”我们刚走出了几步，齐铭晨又把我们叫住。同志们说：“我们没看见朱老总在里边，否则就不进去了。”说着还在往前走。齐卫士长很为难地向大家说：“朱老总已批评我了，你们不去他会更生气的，咱们不能再让朱老总生气了。”我们赶忙又回来了，朱老总在门口迎接大家，并把他原来坐的一条马褡子铺在地上让大家坐。当朱老总看到政治研究室的张仲实同志时，马上和他亲切地握手，并说：“这几年未见到你，到哪去了?”张仲实同志说：“我到晋绥去了两年，去年秋天才回到延安。”朱老总说：“看来你还得到晋绥去。”又说：“胡宗南这家伙真要不得，对我们的大理论家、大翻译家也这样无礼，赶到这破窑洞来躲飞机。”一向工作朴实无华，寡言少语的仲实同志也被朱老总说得笑起来。“我不认为胡宗南是主动的，应该说他也是听毛主席和朱老总的调遣的。我看他进来就难出去了。”朱老总也笑着说：“毛主席早就讲了。胡宗南进攻延安是自投罗网，钻进这个大口袋，可就由不得他了。”
防空警报解除了，我们大家像听了一场精彩的报告，精神振奋。大家请朱老总先走。站在前边的刘国珍科长带头向朱老总行军礼，朱老总也和大家一一握手。我当时还很小，朱老总有力的大手也握了我的手。这一切都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7年初，全国解放战争正在各个战场上激烈地进行，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方传来。这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两种命运的决战时期。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既要指挥前方的战争，又要关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就在这繁忙的日子里，朱老总还不忘参加党小组生活会，按时交党费。每次党小组会他都按时到会，在会上以普通党员身份讲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认真听同志们的发言。有时由于中央开会不能来参加党小组会，也要让卫士长齐铭晨同志替他请假。
一天，朱老总又来参加党小组会，会上听一名卫士反映，西柏坡大灶食堂的卫生搞得不好，小米饭里有砂子，菜洗得也不干净，大家提意见，炊事班的同志还不高兴听。朱老总听后马上问道：“行政处的领导为什么不管呢?”有人说：“科长们不在大灶吃饭，很少来大灶。”朱老总听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康克清大姐亲自来行政处拜访谢科长，一见面，康大姐很客气地说：“老总派我来向你反映警卫队对大灶食堂的意见，请你让炊事班的同志研究一下，能否想点办法把米淘的干净一些，改进食堂卫生，保证大家吃好饭，身体健康。”谢科长这一段时间正为机关的建房和生产菜地的落实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常不在办公室。听了康大姐的话后急忙检讨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干扰了首长的工作。他说：“这些具体问题，警卫队的同志找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谈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该麻烦中央领导同志，太不应该了。”
康大姐说：“老总估计到你们会有这种想法，特意要我转告你，同志们有意见，在生活会上可以提，也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找谁反映都可以。听到反映意见的同志，也有义务如实反映给有关部门，并帮助他们解决。谁也无权‘贪污’，或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你是老红军，一定很熟悉我们党的这个规矩的。”
康大姐的一席话，使谢科长很受感动，下午就召开各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会议，研究如何搞好食堂卫生和改进伙食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在炊事班同志的努力下，食堂的卫生有了改进，饭菜花样也多了，战士们都很满意。朱老总知道后很高兴，新年时建议警卫队抽人去帮厨，让炊事班的同志们休息一下，以后炊事班和警卫队的同志关系更密切了，他们都感谢朱老总和康大姐的关怀。
朱老总练大字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责任心强，工作勤勤恳恳，克己奉公，礼貌待人，说话办事都很谨慎。每当有人出差或回家时，同志们均要互相提醒，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个人的言行不检点，影响了党中央、中南海的声誉。 1963年周总理在机关党委批评一个工人工作不负责任差点酿成火灾的通报上批示：“没有责任心的人，没有资格在中南海、大会堂等要害部门工作。”
6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处理群众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人民来信。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群众来信较多，领导要求每封来信都要认真看，内容重要的或知名人士的来信，还要做详细的摘要，送领导审阅批示，有的还要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阅批。
我的字本来就写得不好，又很不规范，加之为了赶时间，字就写得很潦草，很难辨认。一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在我的一张摘要单上附了一个小条子。内容是批评我字写得太潦草，原话是：“字不在美，一定要清楚，既准确表达了你的意思，也便于别人看清。写得太草，别人看起来费劲，也有失你的本意。”我看了感觉很惭愧，脸都红了。由于自己的字写得太潦草，浪费了领导的宝贵时间，有愧于中南海的光荣岗位，心中很内疚。于是，自己暗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把字写清楚，绝不能再给领导增加麻烦。凡送领导的文稿，尽力写工整一些；自认为不工整的再誊清一遍。我还每天坚持晚上抽一小时抄书练字。
事隔几天，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同志(著名书法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听说你每天晚上苦战一小时练字，这很好，希望坚持下去，必有好处。”说着他拿出一本字帖，“这是我星期天在琉璃厂古书店选来的，送给你练字用。”我高兴地接过字帖，说了声谢谢秉忱同志(中央办公厅的传统习惯，从不称领导职务。大家称田家英为“田夫子”、称陈秉忱为“秉忱同志”)。我打开看了一下，是一本清代出版的王羲之的小楷《兰亭序》。他告诉我帖里行书、草书全有，写字可以草，但要规范化、大众化，不可自造别人无法辨认的字，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又介绍了王羲之的情况，其字的特点，以及习字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我认真地听着，重要的地方还随手记了下来。因为这些话对指导我练字太及时是太适用了。秉忱同志这时送字帖，教练字，真如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太令人感激了。
秉忱同志平时说话很少，今天大概是为鼓励我练字提高工作水平吧，谈了许多，还给我讲了一个朱老总练大字的故事：
朱老总德高望重，处处注重为人师表，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重和热爱。朱老总的字功夫也很深，还在孜孜不倦地每天抽空练字。在秘书的邀请下，我也曾去看过两次朱老总的大字，只是想学习长见识去的，感到朱老总的字确实很有功夫。后来朱老总的秘书来找我，说朱老总想要我帮助他看字。我感到实在不敢当，怕胜任不了，所以未敢答应。后来秘书通过组织做工作，我无法推辞。我这个人，组织决定的事，从来是绝对服从。和秘书商定每周去一二次，后来大家工作忙了间隔的时间长了些，好在住在一个院子里。
开始到朱老总那里看字时，可能是有些紧张，总感到拿不准，不敢轻易妄加评论，说话显得有些吞吞吐吐。朱老总早已看透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陈秉忱同志，我知你的字写得很好，可以说闻名中外哟，中苏友好条约的中文不就是你四九年跟主席到莫斯科用毛笔抄写的吗?现在还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吗?你对书法、古文都很有研究，所以想请你在有空时帮我看看字，做些指点。希望你到我这里不要有拘束。我们都应是同志间平等的探讨学问的态度，太拘束了就要不得，还是随便一些好。”
朱老总的谦虚，平易近人的作风，更令我敬重他。即说：“主要是担心自己水平不够，我一定按朱老总说的办，很可能有说不准的，还请您指教。”朱老总笑着说：“你这个同志又把话说倒了，你为我看字，你的话对我才是指教哟。”
我每次去朱老总都是很客气的，亲自拿他写好的字给我看。为便于我看，每张都写了日子。练得很刻苦，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天要写好几张。体现了朱老总勤奋好学的美德。
在朱老总这样有高深学问和书法修养的大字上找问题、提不足是很难的。我总要细看许久再三斟酌方讲出自己的看法，并征询朱老总的意见。朱老总很谦虚，只要我讲的有一点可取之处，他都在学习中很快接受了，因而长进不少，对我教育很大。
秉忱同志又说，今年夏天他发现肺部不大好，常咳嗽，经医生检查是感冒引起的感染，经用消炎药已基本上好转了。为了首长的健康，他向首长办公室请了病假。朱老总还请秘书两次来电话关心他的身体情况。
我知道秉忱同志是组织原则性很强，要求自己很严格的老同志，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手边有无朱老总的字，可否让我开开眼界，一饱眼福呢?”他笑笑说：“我从不向首长们开这方面的口，也未留过首长的字。”我听了感到很遗憾，又懊悔自己向秉忱同志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是有名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在给某中央负责同志当秘书时，规定供首长看的绝密文件，他只保管不看内容。一次首长谈到文件的内容他一句也答不上来。首长笑着说，“你真老实!”。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去秉忱同志家拜年，适逢家人外出，他独自在家刻字，我怕影响他刻字兴趣，稍坐即要告辞。快出门时他叫住我，说你想看朱老总的字，这正是朱老总应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兼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同志的要求，为他抄写了毛主席的《满江红》一首。朱老总要我替他看后转送给赖祖烈同志，我看写得非常好，待上班后交给赖局长。我怀着渴望的心情，反复看了好几遍，得尝夙愿。80年代初，我到木樨地24号楼赖老家探望时又见到了这一文物珍品，已经裱成大条幅，挂在他家的大客厅。字显得更美，更庄重了。
1996年7月24日，我到徐特立徐老家探望时，看到客厅墙上挂了很多老一辈中央首长给徐老的贺词条幅，经徐乾大姐同意，我抄了几首，现将朱老总和徐老一起登叠采山明月峰后互赠诗词条幅抄下来：
徐老老英雄，
同上明月峰，
登高不用杖，
脱帽喜东风。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同徐老同登叠采峰，是年徐老已八十七岁。朱德赠
朱总更英雄，
同行先登峰；
孥云亭上望，
漓江来春风。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步朱德同志韵。徐特立
(责任编辑 李树泉)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央党政机关的健全，人员的增加，中央开会办公的地方太紧张，决定在中南海西门内怀仁堂南边的一片空地上新建西楼会议厅及两座简易办公楼。当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部分同志在这两座楼上办公。后来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也来院内的另外两座小楼上办公。北边建了围墙，即成了一个不小的院子。中南海每个庭院都保留了原来古老吉祥的名字，如丰泽园、永福堂等。西楼就成了这个大院的总称。
西楼会议厅在院内东南边，虽不很大，但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在此开会，议事、集体办公，很多重要文件和政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制定的。这里还是中央领导同志就餐的餐厅，常在此就餐的有刘少奇、朱老总、李富春、蔡畅、董老、杨尚昆、陆定一等同志。星期六晚上还常在这里放电影，住在西楼院内和附近的中央首长及工作人员都来这里看电影，但每个人都要买2角钱一张的电影票(与电影院的票价差不多)。在这里看电影还有一条不成文规矩，到晚7点即开始放映，如某位首长有事来晚了，待整个片子放完了，再从头放，首长退场了，就停放了。
我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家也住在红墙内，所以有幸经常看到朱老总在院内的一些活动，现将记忆中的点滴写出来，以表达对朱老总的怀念和敬仰。
朱老总的保健操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朱德，虽已是高龄老人，还在勤奋地为党工作着。他的生活仍很简朴而有规律。他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据我所知，朱老总多年坚持练书法、种菜、养兰花、早晚锻炼身体。有时也写几首诗词与老同志们互赠共勉。
朱老总早晚坚持散步，早饭前在西楼院内树下草坪上做自编的健身操，还边做边打口哨，以口哨协调四肢活动。这套操很科学，先活动颈部、上肢、腰腿，然后脚部，使全身都得到活动，活动完了感到很柔和很轻松。做完操朱老总就到餐厅用早餐。有时饭后再出西楼大院到保光门、游泳池漫步一圈回办公室工作。由于朱老总常年坚持锻炼，身体一直很健康。
我自己身体很不好，家又住在红墙内，离办公室很近，所以早上起床后，常到海边做操散步，也经常到西楼院里活动，经常看朱老总做操。有时在办公室打开窗子学着做操，慢慢也学会了点。一天早上四下无人，我也大着胆子在办公室窗外白果树下学着做起朱老总的健身操来。刚做完操，正准备到后院跑步去，忽听到背后有人说话。我回头一看是朱老总和卫士小徐站在马路上看我做操呢。我有些不好意思，脸都红了。朱老总慈祥地笑着说：“头不能摆动太快太重，否则容易引起头晕，早上刚起床更要注意。”说着给我做了个示范。又说这套操的特点是要慢而稳，四肢活动要注意平衡协调。我因有些紧张，脱口说了一句：“我不懂做操的原理，只是胡乱学着做。”
朱老总纠正说：“运动可以健身，但有时姿势不正确，不得当，也能产生副作用。”说完又开始在马路上散起步来。我忙说了声：“谢谢首长的关怀!”
事后，我听卫士小徐说，朱老总起床后来院里散步，看到我在学着做他的操，笑着来到树边看，一直未说话，见我做完了才说：“做的还可以嘛。”小徐说，朱老总对你学他的操很高兴，所以还特意为你纠正姿势呢!我听了很高兴，为自己能受到朱老总的亲切关怀，感到幸福。30多年来，每当我做这套操时，心里总感到热呼呼的，好像朱老总又在慈祥地看我做操。
朱老总与兰花
朱老总和康大姐都很勤劳，每年开春即在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耕耘，种南瓜、冬瓜、架豆，秋天一个个大南瓜、大冬瓜送到西大灶，给大家吃。有一年行政处还把一个大冬瓜放在食堂让大家观赏。
朱老总还在门前养了不少兰花，身边工作人员用废旧木头钉了几个架子摆花。每年6月以后，一盆盆兰花摆满架子，两位老人休息时，常给花浇水、松土。
我不善球类活动，休息时间常爱到院里散步、打太极拳，有时也观赏院里的花草。
一天，我和同一办公室的老王散步来到朱老总门前观赏兰花。兰花摆得很整齐，花盆也很干净、湿润，每盆花上插一块小木牌，用工整的毛笔字写有花名及产地，有的写在纸上贴在花盆上，足见养花人的勤劳细致和爱花之心。
我们边看边谈论着有意思的花名，还不时用鼻子闻闻兰花的清香。不知什么时候朱老总也来到华亭，朱老总见我们看得专心，笑着说：“你们也喜欢兰花啊!”我们对自己冒昧地来观赏朱老总辛勤培植的兰花，有些不好意思，随口说：“我们不懂，随便看看。”
朱老总却热情地说：“看多了就懂了，也就有了兴趣了。”接着给我们讲起兰花。说兰花是常绿多年生植物，四川、福建等地都有。品种有建兰、墨兰、蕙兰等。一茎数花为蕙兰；建兰多开花于秋季，产于福建省，故称建兰。兰花既可观赏，也可入药。说得高兴，朱老总还为我们念了屈原《离骚》中的一段：“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说明老人家对兰花研究之深，学问之渊博。
朱老总又用手杖指着地下两个盆里的花草问：“这你们可认识?”我细看是一株茎细、叶长的植物，很像我们家乡的“莜麦”，就脱口而出说了声“莜麦”。朱老总笑着说：“不对。这是东北的三大宝之二——人参和乌拉草。”又给我们讲了东北三宝的珍贵用途。还说：“花是有生命的东西，需要空气、阳光、水分、养料，还要和病虫害作斗争。所以养花可以培养人的勤奋、细心、耐心的良好习惯。”休息时间到了，也怕影响首长的休息，我们即说：“谢谢首长的教导，使我们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1965年春，机关行政处用旧木头、竹子在西楼院树林中为朱老总搭了个较大的兰花棚子，天热了，身边工作人员把一盆盆兰花摆到棚子的架子上。为防止烈日暴晒，上边搭了两块活动的苇帘子。 当花盆上架时，朱老总亲临现场指挥，并亲自动手。每日三餐后朱老总都要来花棚看看。花棚正好在我们办公室的窗下，办公室一位热心的女同志作了细心的观察，有一天朱老总共来过六次，有时晚上还来。可见朱老总对兰花的钟爱。
朱老总每次来花棚都要细心查看每盆兰花的生长情况。盆里土干了就浇水，阳光太烈就把苇帘拉上，真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细心。一天，他发现一盆花的叶子有些发黄，一连观察了两天未找到原因。中南海花房的闫师傅来西楼锄草，卫士请他帮忙检查，也找不出原因，他要求带回花房观察整治。经闫师傅一个多星期的整治，兰花康复了，被送回来了。朱老总看了很高兴，笑着说：“还是专家办法多。”
一天下午工间操后，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来到朱老总的花棚观赏兰花，正在大家吵嚷着看得起劲时，工间休息结束的哨子响了。大家急忙往办公室走(当时机关上下午工间各休息20分钟，几分钟做操后自由活动。开始和结束以哨声为准，大家都很自觉，听哨声都回办公室工作)，可巧朱老总也来花棚看花，见大家走了，老远就招呼大家：“看嘛，不要走。花摆出来就是让大家看的么，大家来看我高兴，花也高兴。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走在后面的同志听到朱老总的招呼，即把脚步放慢了，忙说上班的哨响了，该回办公室工作了。老人这才笑着点点头。
平易近人的朱老总
朱老总身居领袖地位，但处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关心爱护群众。这使我又想起1947年撤离延安后的两件感人的事。
1947年3月中旬，陕北还是很寒冷的，中央机关刚撤出延安，向黄河边疏散。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令，东渡黄河向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转移。但国民党侵占延安后反动气焰非常嚣张，每天数十次地来轰炸我疏散大军。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我们只有在晚上行军、白天休息。后来敌人也知道了这个秘密，有时天不亮即来轰炸，晚上七八点还有空袭。
一天早上天刚亮，太阳还未出来，敌机就来轰炸瓦窑堡吴家寨子。听到警报，人们都往靠山的窑洞里钻。我跟几个同志一起来到山坡上见有破窑就往里躲，因天还不大亮未看到里边有首长。朱老总的卫士长齐铭晨同志很有礼貌地对走在前面的同志说：“请到前边那窑洞去，这里有首长。”这时我们也已看到朱老总穿一件棉军大衣坐在窑里的一个小土台上。听了齐铭晨的话，朱老总很严肃地说：“什么话，都是逃难躲炸弹，还分什么首长。”我们刚走出了几步，齐铭晨又把我们叫住。同志们说：“我们没看见朱老总在里边，否则就不进去了。”说着还在往前走。齐卫士长很为难地向大家说：“朱老总已批评我了，你们不去他会更生气的，咱们不能再让朱老总生气了。”我们赶忙又回来了，朱老总在门口迎接大家，并把他原来坐的一条马褡子铺在地上让大家坐。当朱老总看到政治研究室的张仲实同志时，马上和他亲切地握手，并说：“这几年未见到你，到哪去了?”张仲实同志说：“我到晋绥去了两年，去年秋天才回到延安。”朱老总说：“看来你还得到晋绥去。”又说：“胡宗南这家伙真要不得，对我们的大理论家、大翻译家也这样无礼，赶到这破窑洞来躲飞机。”一向工作朴实无华，寡言少语的仲实同志也被朱老总说得笑起来。“我不认为胡宗南是主动的，应该说他也是听毛主席和朱老总的调遣的。我看他进来就难出去了。”朱老总也笑着说：“毛主席早就讲了。胡宗南进攻延安是自投罗网，钻进这个大口袋，可就由不得他了。”
防空警报解除了，我们大家像听了一场精彩的报告，精神振奋。大家请朱老总先走。站在前边的刘国珍科长带头向朱老总行军礼，朱老总也和大家一一握手。我当时还很小，朱老总有力的大手也握了我的手。这一切都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7年初，全国解放战争正在各个战场上激烈地进行，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方传来。这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两种命运的决战时期。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既要指挥前方的战争，又要关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就在这繁忙的日子里，朱老总还不忘参加党小组生活会，按时交党费。每次党小组会他都按时到会，在会上以普通党员身份讲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认真听同志们的发言。有时由于中央开会不能来参加党小组会，也要让卫士长齐铭晨同志替他请假。
一天，朱老总又来参加党小组会，会上听一名卫士反映，西柏坡大灶食堂的卫生搞得不好，小米饭里有砂子，菜洗得也不干净，大家提意见，炊事班的同志还不高兴听。朱老总听后马上问道：“行政处的领导为什么不管呢?”有人说：“科长们不在大灶吃饭，很少来大灶。”朱老总听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康克清大姐亲自来行政处拜访谢科长，一见面，康大姐很客气地说：“老总派我来向你反映警卫队对大灶食堂的意见，请你让炊事班的同志研究一下，能否想点办法把米淘的干净一些，改进食堂卫生，保证大家吃好饭，身体健康。”谢科长这一段时间正为机关的建房和生产菜地的落实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常不在办公室。听了康大姐的话后急忙检讨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干扰了首长的工作。他说：“这些具体问题，警卫队的同志找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谈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该麻烦中央领导同志，太不应该了。”
康大姐说：“老总估计到你们会有这种想法，特意要我转告你，同志们有意见，在生活会上可以提，也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找谁反映都可以。听到反映意见的同志，也有义务如实反映给有关部门，并帮助他们解决。谁也无权‘贪污’，或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你是老红军，一定很熟悉我们党的这个规矩的。”
康大姐的一席话，使谢科长很受感动，下午就召开各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会议，研究如何搞好食堂卫生和改进伙食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在炊事班同志的努力下，食堂的卫生有了改进，饭菜花样也多了，战士们都很满意。朱老总知道后很高兴，新年时建议警卫队抽人去帮厨，让炊事班的同志们休息一下，以后炊事班和警卫队的同志关系更密切了，他们都感谢朱老总和康大姐的关怀。
朱老总练大字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责任心强，工作勤勤恳恳，克己奉公，礼貌待人，说话办事都很谨慎。每当有人出差或回家时，同志们均要互相提醒，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个人的言行不检点，影响了党中央、中南海的声誉。 1963年周总理在机关党委批评一个工人工作不负责任差点酿成火灾的通报上批示：“没有责任心的人，没有资格在中南海、大会堂等要害部门工作。”
60年代，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处理群众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人民来信。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群众来信较多，领导要求每封来信都要认真看，内容重要的或知名人士的来信，还要做详细的摘要，送领导审阅批示，有的还要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阅批。
我的字本来就写得不好，又很不规范，加之为了赶时间，字就写得很潦草，很难辨认。一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在我的一张摘要单上附了一个小条子。内容是批评我字写得太潦草，原话是：“字不在美，一定要清楚，既准确表达了你的意思，也便于别人看清。写得太草，别人看起来费劲，也有失你的本意。”我看了感觉很惭愧，脸都红了。由于自己的字写得太潦草，浪费了领导的宝贵时间，有愧于中南海的光荣岗位，心中很内疚。于是，自己暗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把字写清楚，绝不能再给领导增加麻烦。凡送领导的文稿，尽力写工整一些；自认为不工整的再誊清一遍。我还每天坚持晚上抽一小时抄书练字。
事隔几天，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同志(著名书法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听说你每天晚上苦战一小时练字，这很好，希望坚持下去，必有好处。”说着他拿出一本字帖，“这是我星期天在琉璃厂古书店选来的，送给你练字用。”我高兴地接过字帖，说了声谢谢秉忱同志(中央办公厅的传统习惯，从不称领导职务。大家称田家英为“田夫子”、称陈秉忱为“秉忱同志”)。我打开看了一下，是一本清代出版的王羲之的小楷《兰亭序》。他告诉我帖里行书、草书全有，写字可以草，但要规范化、大众化，不可自造别人无法辨认的字，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又介绍了王羲之的情况，其字的特点，以及习字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我认真地听着，重要的地方还随手记了下来。因为这些话对指导我练字太及时是太适用了。秉忱同志这时送字帖，教练字，真如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太令人感激了。
秉忱同志平时说话很少，今天大概是为鼓励我练字提高工作水平吧，谈了许多，还给我讲了一个朱老总练大字的故事：
朱老总德高望重，处处注重为人师表，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重和热爱。朱老总的字功夫也很深，还在孜孜不倦地每天抽空练字。在秘书的邀请下，我也曾去看过两次朱老总的大字，只是想学习长见识去的，感到朱老总的字确实很有功夫。后来朱老总的秘书来找我，说朱老总想要我帮助他看字。我感到实在不敢当，怕胜任不了，所以未敢答应。后来秘书通过组织做工作，我无法推辞。我这个人，组织决定的事，从来是绝对服从。和秘书商定每周去一二次，后来大家工作忙了间隔的时间长了些，好在住在一个院子里。
开始到朱老总那里看字时，可能是有些紧张，总感到拿不准，不敢轻易妄加评论，说话显得有些吞吞吐吐。朱老总早已看透了我的心思，就对我说：“陈秉忱同志，我知你的字写得很好，可以说闻名中外哟，中苏友好条约的中文不就是你四九年跟主席到莫斯科用毛笔抄写的吗?现在还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吗?你对书法、古文都很有研究，所以想请你在有空时帮我看看字，做些指点。希望你到我这里不要有拘束。我们都应是同志间平等的探讨学问的态度，太拘束了就要不得，还是随便一些好。”
朱老总的谦虚，平易近人的作风，更令我敬重他。即说：“主要是担心自己水平不够，我一定按朱老总说的办，很可能有说不准的，还请您指教。”朱老总笑着说：“你这个同志又把话说倒了，你为我看字，你的话对我才是指教哟。”
我每次去朱老总都是很客气的，亲自拿他写好的字给我看。为便于我看，每张都写了日子。练得很刻苦，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天要写好几张。体现了朱老总勤奋好学的美德。
在朱老总这样有高深学问和书法修养的大字上找问题、提不足是很难的。我总要细看许久再三斟酌方讲出自己的看法，并征询朱老总的意见。朱老总很谦虚，只要我讲的有一点可取之处，他都在学习中很快接受了，因而长进不少，对我教育很大。
秉忱同志又说，今年夏天他发现肺部不大好，常咳嗽，经医生检查是感冒引起的感染，经用消炎药已基本上好转了。为了首长的健康，他向首长办公室请了病假。朱老总还请秘书两次来电话关心他的身体情况。
我知道秉忱同志是组织原则性很强，要求自己很严格的老同志，但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手边有无朱老总的字，可否让我开开眼界，一饱眼福呢?”他笑笑说：“我从不向首长们开这方面的口，也未留过首长的字。”我听了感到很遗憾，又懊悔自己向秉忱同志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是有名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在给某中央负责同志当秘书时，规定供首长看的绝密文件，他只保管不看内容。一次首长谈到文件的内容他一句也答不上来。首长笑着说，“你真老实!”。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去秉忱同志家拜年，适逢家人外出，他独自在家刻字，我怕影响他刻字兴趣，稍坐即要告辞。快出门时他叫住我，说你想看朱老总的字，这正是朱老总应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兼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同志的要求，为他抄写了毛主席的《满江红》一首。朱老总要我替他看后转送给赖祖烈同志，我看写得非常好，待上班后交给赖局长。我怀着渴望的心情，反复看了好几遍，得尝夙愿。80年代初，我到木樨地24号楼赖老家探望时又见到了这一文物珍品，已经裱成大条幅，挂在他家的大客厅。字显得更美，更庄重了。
1996年7月24日，我到徐特立徐老家探望时，看到客厅墙上挂了很多老一辈中央首长给徐老的贺词条幅，经徐乾大姐同意，我抄了几首，现将朱老总和徐老一起登叠采山明月峰后互赠诗词条幅抄下来：
徐老老英雄，
同上明月峰，
登高不用杖，
脱帽喜东风。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同徐老同登叠采峰，是年徐老已八十七岁。朱德赠
朱总更英雄，
同行先登峰；
孥云亭上望，
漓江来春风。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步朱德同志韵。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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