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受外需走弱的影响，“消费转型”成为一个常被提及的词汇。大家都希望通过增加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让它更多地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的任务，以抵抗增长减速的压力。但如果仅仅把消费转型理解为一种刺激内需、稳增长的政策手段，就误读了消费转型的真正含义，也低估了它的意义。
　　中国的消费确实有些偏低，但消费占比多少才算是合适，却很少有人能回答清楚。从根本上说，这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目的。如果承认经济增长目标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福利，那消费就应该越多越好。但消费是一个序列，因此最大化的含义并不是让某个具体时点的消费最多，而是要动态的最大化整个消费序列带给居民的效用。这在居民的时间偏好与投资回报率相等——或者简单地说消费与投资动态平衡的时候——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农夫今年消费1斤粮食带来的效用与明年吃2斤粮食带来的效用相当，这是农夫的时间偏好。那么当今年播下的种子足够多，让种子的边际回报率是2的时候，即1斤种子明年长出2斤粮食，消费与投资就取得了动态的平衡。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播种，都会让农夫今明两年的效用之和下降。
　　不过，理论的阐述似乎并没有告诉我们想知道的答案。投资回报率或许还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但居民的时间偏好却无从捉摸。因此，我们也无从借助这个理论在现实中找寻出最合适的消费率。但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合适的消费率应该是多少，取决于居民的时间偏好和投资回报率。理论虽然不能告诉我们它们具体的数值是多少，但市场知道。
　　在真实世界中，居民的时间偏好和投资回报率在金融市场中相互作用，引导资源在消费和投资间合理分配。居民的时间偏好决定了其可以接受的储蓄回报率，而储蓄回报率又对需要融资的投资项目提出了投资回报率的要求。所以，在储蓄经由金融市场流向投资的过程中，居民的时间偏好就成为了筛选投资项目的依据。最终，市场会找出那些回报率与居民时间偏好相契合的投资项目，把这些微观投资行为加总起来，在宏观层面达到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因此，消费率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就由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解决了。事实上，离开了这个市场机制，我们不可能知道恰当的消费率是多少。
　　因此，消费转型不应该，也不可能以某个具体的消费率数值为目标。消费转型应该做的，是构建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让市场在汇总了居民的时间偏好和投资回报率信息之后，将资源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进而形成对经济体而言恰当的消费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消费转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过去30年间，中国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引导企业按照居民的需求进行生产，并对劳动力进行了合理的配置。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力量释放的表现。但时至今日，分配资本这种重要生产要素的金融市场在中国还远未成熟，这让我们缺乏投资与消费的市场调节机制。当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时候，金融市场仍无法将资源从企业部门导向居民部门来提升消费和福利，反而让消费与投资的这种不平衡变成了常态。因此，消费转型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把资源在消费和投资间的分配也交给市场来完成。
　　消费转型所需要的，是在产品和劳动力的分配中引入市场力量之后，在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分配中也真正引入市场的力量，通过国企改革、财富的再分配等手段来完善金融市场，打通居民和企业的联系，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投资和消费的分配。消费转型将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消费率上升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大为不同的中国。
　　作者为光大证券首席
　　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