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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30年代郑振铎历史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既有对传统写法汲取，比如引诗歌入文。但更多借鉴现代叙事因素，采用有限视角，以人物为中心，综合运用心理独白，景物描写等。这标志着中国文学在走过“以中拒西”，“以中化西”，“以西化中”后，达到了“融汇中西”成熟地步。
关键词：历史小说 有限视角 心理描写 以景衬情
郑振铎的历史题材小说是他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30年代当其《桂公塘》等多部历史题材小说面世后，在当时引起争议。在普遍赞誉的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郑振铎的相关作品“是写《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的蔡东藩的‘后继者’，或者说他‘遵循了《三国演义》这种传统的写法’。”[1]对此，后世如陈福康等在郑振铎小说中融入现代精神进行反驳。在前人基础上，本文选取《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毁灭》等其在30年代较为著名历史题材名篇，从叙事模式变化入手，分析其作品成熟性表现。
一、有限视角整体运用
左翼对郑振铎《桂公塘》指责中其中有一条就是认为作品“只能算得一个文天祥的纪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实况以及文天祥以外的人，是丝毫没有触到的。” ①引申开来《黄公俊之最后》《毁灭》的确也主要围绕一两个中心人物。但实际这个评价是受古代“史传”传统影响。在潜意识里以读史评史眼光看待小说。在古代，涉及歷史题材创作中，作家的确一般史诗情怀更加浓厚，往往采用全知视角，描绘重大历史事件，普遍有带有补正史之阙的意图。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演义》，以致后人将小说当史书来读。
到了晚清，当时小说作品依旧对“史传”传统保持热衷。因为士志于道传统和他们所处时代使作家或自觉或潜意识的偏爱勾勒历史瞬间。与古代人物粉墨登场不同，晚清出现一个重要新变化就是让小人物成为历史见证者，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贯彻历史，展现当时社会画面。比如《老残游记》的老残，《孽海花》的彩云。而这间接让小说有运用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视角可能。但史传倾向，让作者很难将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贯彻到底。比如《邻女语》后面部分，就抛开视角人物金不磨，用全知视角写辛丑事变后一件件有趣怪像。这导致晚清小说虽然有变革，但始终难以走完现代化的最后半步。
而五四作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对“诗骚”传统继承。重视主观抒情，重视环境描写氛围营造。这与五四以来，人的解放理念有关。小说看中的是“人”而不是“事”，这实际带动的千百年来小说以情节为重心转移到以刻画人物为首要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左翼会认为桂公塘是“只能算得一个文天祥的纪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实况以及文天祥以外的人，是丝毫没有触到的。” ①左翼看重的实际仍是三国演义式的作品，而郑振铎却实际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文章在视角上多数情况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全文作者还是有意识地以主人公为视角，将对话、心理活动、细节描写为主人公而服务。有些超出主人公视角的情节，则往往作为背景存在。比如《桂公塘》元攻破临安，南宋灭亡，《黄公俊之最后》太平军的失败以及《毁灭》中南明小朝廷的溃败。这些在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中应该全文重点描绘部分却都以主人公们听到消息作为交代，为主人公在局势下种种表现作为背景铺垫。当然严格说来，郑氏相关历史小说也有零星跳出主人视角的。比如《黄公俊之最后》中对黄公俊的家史介绍，以及曾国藩不杀黄公俊的心理描写。这些的确是作者对传统演义小说中全知视角不经意表现。提倡限制视角不是觉得它比全知视角更出色，而是肯定限制视角背后带来现代观念转变。小说不再是评书，作家也不再是演说家，空洞宽泛的说教不如化为人物独特思考，以更趋艺术化表达留待读者以深思。
二、心理独白和语言表现功能
中国古代史传笔法通过外貌，言语，行动有很多成功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比如同样写粗鲁，水浒中鲁智深粗中有细，而李逵却是草莽气深重。连金圣叹也感叹水浒的人物形象构造。但五四以后小说的人物刻画更看重的是人物心理结构为中心的描写。茅盾就曾把“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移以注意于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 ②16作为近代小说发展的大趋势。在古代，历史演义小说对心理描写不甚重视，数量极少，且多为浅层次的描写。世情小说则情况相对好些。巅峰之作当属《红楼梦》，心理描写成分相对以往较多也更成熟。但有《红楼梦》水准毕竟少数。到晚清徐枕亚梨魂、苏曼殊等人部分作品也有出色描写，虽超出古代一般水平但也实难有质突破。真正现代文学心理描写和分析开头是从鲁迅《狂人日记》独白式心理分析为开端。无疑在这个倡导个性，充满反叛精神年代，心理独白更符合时代要求。
郑振铎也看重文章的个性色彩，将心理描写放到关键地位。首先是心理活动，比如《黄公俊之最后》中黄公俊对湖南人性格中忠厚中带有短见的性格分析，显示主人公对乡民愚昧沉痛，对太平军前途忧虑。而心理独白则出现在《桂公塘》，文天祥知道噩耗后，“挡在蒙古人铁蹄之前的，决不会有完整的苟全一片土。他们扫荡，排除，屠杀一切的障碍，毫不容情，毫不客气。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怜恤’这一个名辞。” ③172这些心理独白带有强烈抒情成分。当读者见到这些独白无一不受到文天祥精神所感染。郑振铎曾在1921年疾呼“缺乏个性，与思想单调，实是现在作者的通病。” ④通过情节是很难看到作家个性的，但强烈的抒情独白，重视语言的表现功能却更容易显示出作家的个人主观情绪和美学追求。无疑，重视情感的抒情表达是30年代郑振铎历史小说与传统演义小说最大区别。
三、环境氛围的描写
郑振铎全文最出彩的当属他的环境氛围的描写。它与心理独白，小说语言功能表现一起，成为营造小说诗韵，描绘人物的重要手段。茅盾曾经说过“从近代小说发达的过程看来，结构是最先发展完成的，人物的发展较慢，环境为作家所注意亦为比较的晚近代事”②6环境描写的晚熟，还是与古代传统有关。在小说领域，由于评书的特质，使作家更看重的是情节如何吸引人性，结构的曲折。章回演义小说写景描写也有涉及，主要为情节服务但给人的艺术美感不高。当然红楼梦在写景方面的确增多，但多和其他话本小说相似，采用韵文写景。
关键词：历史小说 有限视角 心理描写 以景衬情
郑振铎的历史题材小说是他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30年代当其《桂公塘》等多部历史题材小说面世后，在当时引起争议。在普遍赞誉的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郑振铎的相关作品“是写《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的蔡东藩的‘后继者’，或者说他‘遵循了《三国演义》这种传统的写法’。”[1]对此，后世如陈福康等在郑振铎小说中融入现代精神进行反驳。在前人基础上，本文选取《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毁灭》等其在30年代较为著名历史题材名篇，从叙事模式变化入手，分析其作品成熟性表现。
一、有限视角整体运用
左翼对郑振铎《桂公塘》指责中其中有一条就是认为作品“只能算得一个文天祥的纪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实况以及文天祥以外的人，是丝毫没有触到的。” ①引申开来《黄公俊之最后》《毁灭》的确也主要围绕一两个中心人物。但实际这个评价是受古代“史传”传统影响。在潜意识里以读史评史眼光看待小说。在古代，涉及歷史题材创作中，作家的确一般史诗情怀更加浓厚，往往采用全知视角，描绘重大历史事件，普遍有带有补正史之阙的意图。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演义》，以致后人将小说当史书来读。
到了晚清，当时小说作品依旧对“史传”传统保持热衷。因为士志于道传统和他们所处时代使作家或自觉或潜意识的偏爱勾勒历史瞬间。与古代人物粉墨登场不同，晚清出现一个重要新变化就是让小人物成为历史见证者，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贯彻历史，展现当时社会画面。比如《老残游记》的老残，《孽海花》的彩云。而这间接让小说有运用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视角可能。但史传倾向，让作者很难将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贯彻到底。比如《邻女语》后面部分，就抛开视角人物金不磨，用全知视角写辛丑事变后一件件有趣怪像。这导致晚清小说虽然有变革，但始终难以走完现代化的最后半步。
而五四作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对“诗骚”传统继承。重视主观抒情，重视环境描写氛围营造。这与五四以来，人的解放理念有关。小说看中的是“人”而不是“事”，这实际带动的千百年来小说以情节为重心转移到以刻画人物为首要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左翼会认为桂公塘是“只能算得一个文天祥的纪事，对于当时的社会实况以及文天祥以外的人，是丝毫没有触到的。” ①左翼看重的实际仍是三国演义式的作品，而郑振铎却实际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文章在视角上多数情况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全文作者还是有意识地以主人公为视角，将对话、心理活动、细节描写为主人公而服务。有些超出主人公视角的情节，则往往作为背景存在。比如《桂公塘》元攻破临安，南宋灭亡，《黄公俊之最后》太平军的失败以及《毁灭》中南明小朝廷的溃败。这些在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中应该全文重点描绘部分却都以主人公们听到消息作为交代，为主人公在局势下种种表现作为背景铺垫。当然严格说来，郑氏相关历史小说也有零星跳出主人视角的。比如《黄公俊之最后》中对黄公俊的家史介绍，以及曾国藩不杀黄公俊的心理描写。这些的确是作者对传统演义小说中全知视角不经意表现。提倡限制视角不是觉得它比全知视角更出色，而是肯定限制视角背后带来现代观念转变。小说不再是评书，作家也不再是演说家，空洞宽泛的说教不如化为人物独特思考，以更趋艺术化表达留待读者以深思。
二、心理独白和语言表现功能
中国古代史传笔法通过外貌，言语，行动有很多成功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比如同样写粗鲁，水浒中鲁智深粗中有细，而李逵却是草莽气深重。连金圣叹也感叹水浒的人物形象构造。但五四以后小说的人物刻画更看重的是人物心理结构为中心的描写。茅盾就曾把“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移以注意于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 ②16作为近代小说发展的大趋势。在古代，历史演义小说对心理描写不甚重视，数量极少，且多为浅层次的描写。世情小说则情况相对好些。巅峰之作当属《红楼梦》，心理描写成分相对以往较多也更成熟。但有《红楼梦》水准毕竟少数。到晚清徐枕亚梨魂、苏曼殊等人部分作品也有出色描写，虽超出古代一般水平但也实难有质突破。真正现代文学心理描写和分析开头是从鲁迅《狂人日记》独白式心理分析为开端。无疑在这个倡导个性，充满反叛精神年代，心理独白更符合时代要求。
郑振铎也看重文章的个性色彩，将心理描写放到关键地位。首先是心理活动，比如《黄公俊之最后》中黄公俊对湖南人性格中忠厚中带有短见的性格分析，显示主人公对乡民愚昧沉痛，对太平军前途忧虑。而心理独白则出现在《桂公塘》，文天祥知道噩耗后，“挡在蒙古人铁蹄之前的，决不会有完整的苟全一片土。他们扫荡，排除，屠杀一切的障碍，毫不容情，毫不客气。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怜恤’这一个名辞。” ③172这些心理独白带有强烈抒情成分。当读者见到这些独白无一不受到文天祥精神所感染。郑振铎曾在1921年疾呼“缺乏个性，与思想单调，实是现在作者的通病。” ④通过情节是很难看到作家个性的，但强烈的抒情独白，重视语言的表现功能却更容易显示出作家的个人主观情绪和美学追求。无疑，重视情感的抒情表达是30年代郑振铎历史小说与传统演义小说最大区别。
三、环境氛围的描写
郑振铎全文最出彩的当属他的环境氛围的描写。它与心理独白，小说语言功能表现一起，成为营造小说诗韵，描绘人物的重要手段。茅盾曾经说过“从近代小说发达的过程看来，结构是最先发展完成的，人物的发展较慢，环境为作家所注意亦为比较的晚近代事”②6环境描写的晚熟，还是与古代传统有关。在小说领域，由于评书的特质，使作家更看重的是情节如何吸引人性，结构的曲折。章回演义小说写景描写也有涉及，主要为情节服务但给人的艺术美感不高。当然红楼梦在写景方面的确增多，但多和其他话本小说相似，采用韵文写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