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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对于更多的投资者来说是苦涩的。这一年更是永远不能忘掉的一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股市第一次真正的熊市开始。中国股市目前只经历过三次崩盘,这其中的一次就发生在1993-1994年,股指从1512—325,大盘跌幅为78.50%,一半个股跌去80%左右。而在此期间,初出茅庐的证券市场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宝延大战”,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购战,其引发的轩然大波远远超出了事件策划者和市场人士的预料。
股权争夺“第一战”
中国证券市场诞生才20年,但延中实业股票发行的历史却已长达25年。25年来,延中实业创下了许多“第一”:第一批实行股份制试点,第一批公开上市,第一家被收购兼并……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从形成到发展的几乎全部过程。在这场场外收购战的策划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时任宝安集团证券部主任的厉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除了厉伟之外,还有一名核心的策划与操作人员不能不提,即2009年11月在深圳中小板上市的武汉南国置业的董事长许晓明,他是刘鸿儒的学生。
资料显示,许晓明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科技情报系本科,同年,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专业研究生班;1988年7月,许晓明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管处,也就是后来的证券管理处,从事证券市场管理工作。他是深圳最早期的股票发行规章的主要起草者和执行监督者,是深圳B股市场早期有关规章的主要起草者和监督者,也是早期股票交易有关规章的主要起草者与执行监督者之一。
后来,许晓明出任中国宝安集团副总裁,在此期间,他主持完成了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第一例收购兼并案一宝安收购延中实业,当年他才28岁。
1992年底,许晓明和厉伟等拟定了收购延中实业、开拓上海市场的绝密计划。在他们的眼中,延中不失为一个实施收购计划的绝佳目标,因为市场规则的限制,这一计划一直隐而未发。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某种机遇。
延中实业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它的股本结构比较特殊: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总股本只有3000万,股份分布极为分散,大股东持股不超过5%,是典型的“三无”概念股。按照当时的情况分析,公司的经营管理虽然良好,但是缺少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业务比较分散,发展呈减缓趋势。所以,它成为理想的买壳上市目标公司。
1993年9月3日,证监会作出了允许企业机构人市的决定,宝安马上将自己预谋已久的收购计划付诸实施,“宝延大战”的序幕由此悄然拉开。
在不知不觉中,宝安开始“下手”了。自9月6日起,宝安旗下三家分公司开始逐步买入延中股票,延中股价小幅上扬。到了9月24日,延中股价创出每股11.88元的新高,成交量放大到505万股,此时市场中已开始风传宝安的收购计划;至9月29日,宝安已加紧增持延中股,持有比例达10.6%。
当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并且在报告和公告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该股票,超过5%以后每增加2%须分期公告。
此时,宝安对延中股的持有量已超过5%的公告上限;以“法人直接”记,两家分公司持股超过4.5%,也接近公告上限。宝安决定在9月30日下单扫盘。
9月30日,延中股以每股12.11元开盘,中午11点15分宝安发布“宝安持有延中股已超过5%”的公告。停牌时宝安一举吃进342万股延中股,总持股量已达479万股,占延中总股本的15.98%。
随后,宝安上海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拥有延中实业普通股5%以上,市场为之震惊。经多次收购,宝安最后持有延中实业19.8%的股份。延中实业对深宝安持股的合法性表示质疑,要求证监会予以调查。
通过“宝延大战”,许晓明等人不仅给延中上了一课,也给中国整个的证券市场和所有上市公司补了一课,初人证券市场的人们因此知晓了“白衣骑士”、“黑衣骑士”、“毒丸计划”和“焦土政策”等舶来名词。
在诞生不到3年的中国股市,宝安这个“黑衣骑士”的出现,确实令监管层感到很棘手。从当时公开的信息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体也大多对延中持同情态度。所以,证监会将会如何裁决这次收购事件,成为当时万众瞩目的焦点。
最后在证监会的协调下,“宝延风波”得以平息;而证监会最终的裁决结果却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1993年10月22日,证监会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万元罚款。如此一来,宝安的人员顺利当选为延中实业董事长,宝安得以顺利执掌延中。
操纵的时代
“宝延风波”给中国股市带来了深刻的启示:资本市场中的并购重组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和可怕的事情。”
“宝延风波”发生后,有媒体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件的本质所在:“这种股权之争爆出的种种疑问和思考,实在不仅仅是宝安向延中‘发难’,而是向中国股市‘发难’,向初期股市的管理和法规及市场机制的性能‘发难’。这种‘发难’的直接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深宝安以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中国股市或被动或仓促地走出了襁褓,走向规范成熟,走向和国际惯例的接轨。”
“宝延大战”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也为后来中国产权市场日趋活跃的兼并重组打响了“第一枪”。
出人意料的是,“宝延大战”犹如一剂兴奋剂,使沪市不少机构大户从宝安的某些不规范行为中触发了“灵感”,投资者极具投机色彩的热情被大大激发,“撑死胆大的”在当时被想象到极致。
如果说宝延风波还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决对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苏三山案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县一个姓李的股民花100万元购进15万股苏三山,然后私刻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写信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宣称本公司已司已收购苏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两报不知就里“来函照登”,第二天,苏三山大涨40%。等到深交所发现异动,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抛售,已获利15万元,而全国股民损失2000万元,套牢1.2亿元,李先生早已不知去向。
从那时开始,投资者对个股大胆和盲目的追捧几乎成为惯性。日后有专家评述,这一时间,机构与机构联手,大户与大户联手,股市受庄家暗地操纵,股价波动毫无技术分析可言。可以说,中国股市庄家联手炒作之风大致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后来的股市一直“恶庄”、“黑庄”横行。后来有股评家评论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技场。而此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另人没想到的是,这是一颗被深埋的炸弹,其杀伤力至今仍痛在投资者的心中。
股权争夺“第一战”
中国证券市场诞生才20年,但延中实业股票发行的历史却已长达25年。25年来,延中实业创下了许多“第一”:第一批实行股份制试点,第一批公开上市,第一家被收购兼并……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从形成到发展的几乎全部过程。在这场场外收购战的策划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时任宝安集团证券部主任的厉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除了厉伟之外,还有一名核心的策划与操作人员不能不提,即2009年11月在深圳中小板上市的武汉南国置业的董事长许晓明,他是刘鸿儒的学生。
资料显示,许晓明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科技情报系本科,同年,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专业研究生班;1988年7月,许晓明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管处,也就是后来的证券管理处,从事证券市场管理工作。他是深圳最早期的股票发行规章的主要起草者和执行监督者,是深圳B股市场早期有关规章的主要起草者和监督者,也是早期股票交易有关规章的主要起草者与执行监督者之一。
后来,许晓明出任中国宝安集团副总裁,在此期间,他主持完成了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第一例收购兼并案一宝安收购延中实业,当年他才28岁。
1992年底,许晓明和厉伟等拟定了收购延中实业、开拓上海市场的绝密计划。在他们的眼中,延中不失为一个实施收购计划的绝佳目标,因为市场规则的限制,这一计划一直隐而未发。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某种机遇。
延中实业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它的股本结构比较特殊: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总股本只有3000万,股份分布极为分散,大股东持股不超过5%,是典型的“三无”概念股。按照当时的情况分析,公司的经营管理虽然良好,但是缺少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业务比较分散,发展呈减缓趋势。所以,它成为理想的买壳上市目标公司。
1993年9月3日,证监会作出了允许企业机构人市的决定,宝安马上将自己预谋已久的收购计划付诸实施,“宝延大战”的序幕由此悄然拉开。
在不知不觉中,宝安开始“下手”了。自9月6日起,宝安旗下三家分公司开始逐步买入延中股票,延中股价小幅上扬。到了9月24日,延中股价创出每股11.88元的新高,成交量放大到505万股,此时市场中已开始风传宝安的收购计划;至9月29日,宝安已加紧增持延中股,持有比例达10.6%。
当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并且在报告和公告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该股票,超过5%以后每增加2%须分期公告。
此时,宝安对延中股的持有量已超过5%的公告上限;以“法人直接”记,两家分公司持股超过4.5%,也接近公告上限。宝安决定在9月30日下单扫盘。
9月30日,延中股以每股12.11元开盘,中午11点15分宝安发布“宝安持有延中股已超过5%”的公告。停牌时宝安一举吃进342万股延中股,总持股量已达479万股,占延中总股本的15.98%。
随后,宝安上海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拥有延中实业普通股5%以上,市场为之震惊。经多次收购,宝安最后持有延中实业19.8%的股份。延中实业对深宝安持股的合法性表示质疑,要求证监会予以调查。
通过“宝延大战”,许晓明等人不仅给延中上了一课,也给中国整个的证券市场和所有上市公司补了一课,初人证券市场的人们因此知晓了“白衣骑士”、“黑衣骑士”、“毒丸计划”和“焦土政策”等舶来名词。
在诞生不到3年的中国股市,宝安这个“黑衣骑士”的出现,确实令监管层感到很棘手。从当时公开的信息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体也大多对延中持同情态度。所以,证监会将会如何裁决这次收购事件,成为当时万众瞩目的焦点。
最后在证监会的协调下,“宝延风波”得以平息;而证监会最终的裁决结果却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1993年10月22日,证监会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万元罚款。如此一来,宝安的人员顺利当选为延中实业董事长,宝安得以顺利执掌延中。
操纵的时代
“宝延风波”给中国股市带来了深刻的启示:资本市场中的并购重组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和可怕的事情。”
“宝延风波”发生后,有媒体发表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件的本质所在:“这种股权之争爆出的种种疑问和思考,实在不仅仅是宝安向延中‘发难’,而是向中国股市‘发难’,向初期股市的管理和法规及市场机制的性能‘发难’。这种‘发难’的直接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深宝安以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中国股市或被动或仓促地走出了襁褓,走向规范成熟,走向和国际惯例的接轨。”
“宝延大战”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也为后来中国产权市场日趋活跃的兼并重组打响了“第一枪”。
出人意料的是,“宝延大战”犹如一剂兴奋剂,使沪市不少机构大户从宝安的某些不规范行为中触发了“灵感”,投资者极具投机色彩的热情被大大激发,“撑死胆大的”在当时被想象到极致。
如果说宝延风波还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决对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苏三山案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县一个姓李的股民花100万元购进15万股苏三山,然后私刻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写信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宣称本公司已司已收购苏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两报不知就里“来函照登”,第二天,苏三山大涨40%。等到深交所发现异动,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抛售,已获利15万元,而全国股民损失2000万元,套牢1.2亿元,李先生早已不知去向。
从那时开始,投资者对个股大胆和盲目的追捧几乎成为惯性。日后有专家评述,这一时间,机构与机构联手,大户与大户联手,股市受庄家暗地操纵,股价波动毫无技术分析可言。可以说,中国股市庄家联手炒作之风大致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后来的股市一直“恶庄”、“黑庄”横行。后来有股评家评论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技场。而此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另人没想到的是,这是一颗被深埋的炸弹,其杀伤力至今仍痛在投资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