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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1920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该著作总结了清代学术的演变过程，论述了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将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与佛理中所阐述的“生、住、异、灭”一一对应，这些观点对于初步把握清代学术的立足点和变化发展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对清代学术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归纳，足以见得梁启超具有把握整体和全局的独到眼光。
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他将“清代思潮比附文艺复兴”，认为清学和文艺复兴最大的区别在于清学的文艺美术不发达，对于这一认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文艺复兴和清代思潮有诸多不同。从定义上看，文艺复兴具有复古之意，“一为脱离宗教关系，一为发生新理想之生活”，是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年西欧各国先后发生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从内容上看，文艺复兴内涵丰富，主要有“人文主义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的否定;艺术风格的革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布，等等。”清代思潮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清代思潮专注于“复古”以自保，本质上在于“真不真”;而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创新”，本质上在于“新不新”。文艺复兴从人文精神和科学论证出发，倡导其价值观，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解放，注重现实，反对无知和迷信的神学思想。而清代思潮“以复古为解放”为显要特征，以为如此便可以启迪科学的研究精神。从阶级构成来看，文艺复兴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而清代思潮则限于上层封建士大夫。从影响范围看，文艺复兴从其发源地意大利一直扩展到欧洲各国，涵盖了美术、建筑、哲学、文学、音乐等众多领域，对民众的影响深远。而清代思潮主要在清代学者和上层士大夫之间盛行，对汉学宋学进行探讨，对下层民众影响甚微。就其性质而言，文艺复兴的生存发展环境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总体上属于开创性的，具有进步性和思想解放的意义。而清代思潮是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下发生发展，实质仍然是封建性的，其更多表现为一种治学方法，属于总结性的。另外，清代思潮并没有带动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受到西学东渐文化现象的影响，从而被动的转变，这不是自发自觉的变化。
此外也不能完全否定梁启超的认识。在明末王学流弊、社会风气日下的背景下，顾炎武锋芒毕露，排斥晚明空谈心性之学风，提出“经学即理學”的论断，树起一新旗帜，创造一生命。“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其师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称《新学伪经考》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并将此二书誉为“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可见评价甚高。清代学术全盛期当属考据学的兴起，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是戴震的科学精神，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相契合。梁启超在著作中高度赞扬戴震的科学研究精神，“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其能为以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梁启超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中认为戴震对于学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他的研究法。他所主张的‘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二）他的情感哲学。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坏功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之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世界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因为戴震是“清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且顾炎武、康有为等对清代学术的影响颇深，故梁启超将“清代思潮”比附为“文艺复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对于“清代思潮”与“文艺复兴”的比较，可能还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比较，没有真正触及现象中蕴涵的本质。无论是考据派还是今文经学派，它们所提出的新观念、产生的新影响，和“文艺复兴”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在探讨清代学术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不仅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经验丰富，具有哲学思维和比较视野，而且力求做到客观研究，从他批判其师康有为学风武断上即可得知。梁启超对于他本人学博而不专，入而不深的毛病，也公开批评，基本上做到了如他所说：“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判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
作为一名学者，梁启超对学术研究有着绝对严谨的态度，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和学术信仰。我认为，比起浩繁的学术著作来，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这种勤勉可靠、不走捷径的治学方法，才是清代学者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注释
[1]末首唱。另，梁启超于1919年访问英国，在伦敦的演说题中，便有《中国的文艺复兴》.
[2]“文艺复兴”一词，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化的再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页.
[2]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3]郭圣铭：《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
[4]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页.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9页.
[6]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自序》，《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他将“清代思潮比附文艺复兴”，认为清学和文艺复兴最大的区别在于清学的文艺美术不发达，对于这一认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文艺复兴和清代思潮有诸多不同。从定义上看，文艺复兴具有复古之意，“一为脱离宗教关系，一为发生新理想之生活”，是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年西欧各国先后发生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从内容上看，文艺复兴内涵丰富，主要有“人文主义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的否定;艺术风格的革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布，等等。”清代思潮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清代思潮专注于“复古”以自保，本质上在于“真不真”;而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创新”，本质上在于“新不新”。文艺复兴从人文精神和科学论证出发，倡导其价值观，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解放，注重现实，反对无知和迷信的神学思想。而清代思潮“以复古为解放”为显要特征，以为如此便可以启迪科学的研究精神。从阶级构成来看，文艺复兴的人员构成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而清代思潮则限于上层封建士大夫。从影响范围看，文艺复兴从其发源地意大利一直扩展到欧洲各国，涵盖了美术、建筑、哲学、文学、音乐等众多领域，对民众的影响深远。而清代思潮主要在清代学者和上层士大夫之间盛行，对汉学宋学进行探讨，对下层民众影响甚微。就其性质而言，文艺复兴的生存发展环境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总体上属于开创性的，具有进步性和思想解放的意义。而清代思潮是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下发生发展，实质仍然是封建性的，其更多表现为一种治学方法，属于总结性的。另外，清代思潮并没有带动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受到西学东渐文化现象的影响，从而被动的转变，这不是自发自觉的变化。
此外也不能完全否定梁启超的认识。在明末王学流弊、社会风气日下的背景下，顾炎武锋芒毕露，排斥晚明空谈心性之学风，提出“经学即理學”的论断，树起一新旗帜，创造一生命。“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其师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称《新学伪经考》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并将此二书誉为“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可见评价甚高。清代学术全盛期当属考据学的兴起，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是戴震的科学精神，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相契合。梁启超在著作中高度赞扬戴震的科学研究精神，“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其能为以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梁启超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中认为戴震对于学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他的研究法。他所主张的‘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二）他的情感哲学。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坏功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之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世界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因为戴震是“清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且顾炎武、康有为等对清代学术的影响颇深，故梁启超将“清代思潮”比附为“文艺复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综上所述，对于“清代思潮”与“文艺复兴”的比较，可能还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比较，没有真正触及现象中蕴涵的本质。无论是考据派还是今文经学派，它们所提出的新观念、产生的新影响，和“文艺复兴”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梁启超在探讨清代学术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不仅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经验丰富，具有哲学思维和比较视野，而且力求做到客观研究，从他批判其师康有为学风武断上即可得知。梁启超对于他本人学博而不专，入而不深的毛病，也公开批评，基本上做到了如他所说：“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判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
作为一名学者，梁启超对学术研究有着绝对严谨的态度，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和学术信仰。我认为，比起浩繁的学术著作来，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这种勤勉可靠、不走捷径的治学方法，才是清代学者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注释
[1]末首唱。另，梁启超于1919年访问英国，在伦敦的演说题中，便有《中国的文艺复兴》.
[2]“文艺复兴”一词，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化的再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页.
[2]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3]郭圣铭：《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
[4]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页.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9页.
[6]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自序》，《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