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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诸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韩国为例，浅谈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 韩国现代社会 作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儒学即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体系，有着2500年的悠久历史，它经孟荀等历代儒学大师的继承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以其博大精神的内涵对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邻邦，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无论从地理意义上还是从人文意义上看，韩国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本文就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一些探讨。
一 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于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它的传入以汉字的传入为先导。在朝鲜合成地带，曾发现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明刀钱”。经济领域里的交流，也必然促进文化的交流。据“魏略”记载：“昔……子之后，朝鲜候，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栋略地，朝鲜候亦自称为王，欲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说燕，以止之不考。”从中可以知道，朝鲜受燕国影响，开始使用“王”、“大夫”等称号。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朝鲜内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等四郡。这样，朝鲜在获得官方认可的情况下，使用汉字。从此看出，汉字的传入，使朝鲜进入了文明的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朝鲜的儒学思想随着朝鲜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儒学东传以来，经三国时代统一新罗，直到高丽程朱性理学的传来，儒学终于形成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学术文化、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导纲领。同时，儒学在朝鲜思想史上也占据了中枢地位。
二 儒学在韩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 儒学的义利观在韩国产生积极的作用
孔子既重视义，也不忽视利，只是当义与利相对立时，便要求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孔子虽不反对个人求利，但是认为个人求利必须合乎义。当个人利益与仁发生矛盾时，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仁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智士任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更重视公利，以利民富民为义行。可见，孔子不否认利，不否认合理的个人利益，只是当义和利相对立时，才是重义轻利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认为人人有“耳目”、“口腹”的物质要求，所以其富民、利民的仁政措施之一就是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为此，宁可“舍生”也要“取义”。
长期以来，孔子的义利观为东亚人民所认同。这种谋利讲义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在一国的社会发展中，各企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韩国的许多企业，在企业运行当中，都运用了儒家的义利观——也就是合理地追求利润，增加财富。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待遇，并且提高了收入。求利是人的本性，求利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力，而谋取利润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韩国企业正是立足于儒家的义利观，才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能站住脚，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儒学的传统伦理道德在韩国日益受到重视
儒学非常重视道德的价值，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理智的人伦规范，“明明德”就是顺应万事万物的规律，从而达到道德上至善的最高境界。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恭敬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并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根本。
儒经和汉字的传入不仅使朝鲜有了文字，而且有了适应于本国发展的道德理论，并建立了道德教育的机构。到了7世纪中叶，孔子的伦理思想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极大影响。“花郎道”就是新罗封建贵族青少年以儒家的道德条目为依据形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对青少年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在他们的行动准则中，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都出自孔子的道德思想。王建建立王氏高丽，在儒家“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主张的推动下，以德育为主的儒学继续发展。
到了李朝时期，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孔子的道德思想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李朝统治者向社会大力推行儒家伦理。在学校，以儒经为教材，注重用孔子的伦理进行教育。在礼俗教育中，使用了“小学”等教材，以及结合朝鲜情况自编的“礼记浅见录”等书。据“朝鲜志·风俗”记载：“李氏朝鲜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当权者议政，言必称孔孟；民间谈论伦理道德，也必以“四书”、“五经”为依据。由此可以看出，李朝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都处在孔子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之下。
那么，这一伦理道德又是怎样体现并积极地影响现代的韩国呢？朴正熙曾说：
“正像家庭是一个小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现出对国家的强烈奉献精神，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与此相反的社会发展更快。”
受儒学的影响，韩国拥有较多的道德、信义水平和节俭勤恳的素质。
在儒家以群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韩国企业如对家人一样，承担着高度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经营者注重企业成员的目标，把个人的目标一致起来，从而增强全体成员的凝聚力，使企业成员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把儒家的“和谐”思想放在绝对的位置，劳动者与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劳资关系。稳定了企业的顺利发展，避免了冲突，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成员具有奉献精神，企业也就具有了一种“诚信”和“敬业”精神。
儒学的“仁”“爱”观，强调对人要宽厚、仁慈，提倡“泛爱众”、“节用而爱人”。许多韩国企业家认识到，管理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因此，韩国企业首先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又以“和为贵”的人际观提倡团结协作精神，促使人们安心地参加工作，增强竞争。儒学主张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受这一思想影响的韩国企业尊奉儒学的准则选贤举能，委以重任。并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只要做出表率，群众自然效仿。
儒学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统一。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君主执政施政，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席于地，中取法于人”，使天地人“贵而参通之”，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儒家的群体意识虽有封建社会的烙印，但强调的是整体的利益。必要时需要献出个人的生命。韩国的许多企业就像一个个家族共同体，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宗族般的人际关系，并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的对象世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都在“和”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对待的和合，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的境界，社会、人际关系才能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假如按照“小人同而不和”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就混乱、不安定。为了贯彻这种“和”的精神，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人是要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它是一种内在于人我关系的协调原则。费尔巴哈曾经说：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因为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
这种“和”的精神，在处理人与人或国与国的关系时，则表现出宽容、柔顺、和平的气象和风度。
儒学还非常重视讲究信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夏指出，“与朋友交友，言而有信”这一思想在韩国经济运转、企业经营中，特别受到重视。在韩国，正像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说过的那样，信用就是金钱。虽然企业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讲究信用是很多韩国企业界成功的秘密之一。
伦理道德是社会和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滑坡来源于社会的危机，它在一定范围和特定的方面影响甚至规定社会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的稳定。韩国的产业化就是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进行的。正是由于有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现代的伦理观相结合，韩国的经济才能持续地发展。
3 孝文化在韩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美德之一。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孝文化对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孝是立身之本。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于世，首要的是修养心性，立德正身。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有能其正身，如正人何？”孔子所说的“身”主要指自身，但也包含品德。关于“德”、“身”、“孝”三者的关系，孔子认为：“夫孝，德之本也。”“夫孝，终于立身。”也就是说，孝是德之基本，“立身”是“孝”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目的。立德立身，以孝为本，方可根深枝茂，心正名硕，处人立世也就得人信，受人敬。所以说，孝是立身之本；孝，也是齐家之宝。孔子又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安老”是孔子的重要社会思想。它强调的是一种根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亲情。中国传统孝道中有许多养老敬老的思想和措施，形成了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思想文化传统。而这种思想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知道，朝鲜是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韩国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时，有效地借助儒学中的一些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他们制定一些法律文件，使传统孝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韩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上下尊卑的关系，表现着孝文化浓厚的家族主义。当然，传统家族式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它重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依靠礼仪和人性把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表明，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渗透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和韩国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发挥着旺盛的生命力。
孝文化对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韩国来讲，又得到了更多的保留和发展。它渗透在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规范政治制度，干预社会生活和强制道德教化的功能。近几十年来，产业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韩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但过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时，儒家敬老、爱国等优良传统仍在风俗中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国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任何一种学问，如果离开了时代性与社会性，很难找出它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儒学离开了现代社会，也很难找到它的价值。而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再一次证明了儒学思想与现代化之间协调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虽然，韩国经济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与儒学的文化思想是有着重要的联系，儒学在韩国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肯定的。从儒学在韩国的受重视程度可以看出，儒学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义利观、民本思想，不仅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在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已经渗透于韩国社会的基层。韩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好地做到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当代价值理念的结合，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深思。
参考文献：
[1] 蒲星光：《儒家文化道德对韩国的深远影响》，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6期。
[2] 赵杰：《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石源华、胡礼忠：《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李英姬，女，1970—，吉林延边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韩汉语言对比，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关键词：儒家文化 韩国现代社会 作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儒学即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体系，有着2500年的悠久历史，它经孟荀等历代儒学大师的继承与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以其博大精神的内涵对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邻邦，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无论从地理意义上还是从人文意义上看，韩国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本文就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一些探讨。
一 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于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它的传入以汉字的传入为先导。在朝鲜合成地带，曾发现中国战国时期的货币“明刀钱”。经济领域里的交流，也必然促进文化的交流。据“魏略”记载：“昔……子之后，朝鲜候，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栋略地，朝鲜候亦自称为王，欲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说燕，以止之不考。”从中可以知道，朝鲜受燕国影响，开始使用“王”、“大夫”等称号。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朝鲜内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等四郡。这样，朝鲜在获得官方认可的情况下，使用汉字。从此看出，汉字的传入，使朝鲜进入了文明的新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朝鲜的儒学思想随着朝鲜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儒学东传以来，经三国时代统一新罗，直到高丽程朱性理学的传来，儒学终于形成了朝鲜朝五百年间的学术文化、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导纲领。同时，儒学在朝鲜思想史上也占据了中枢地位。
二 儒学在韩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 儒学的义利观在韩国产生积极的作用
孔子既重视义，也不忽视利，只是当义与利相对立时，便要求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孔子虽不反对个人求利，但是认为个人求利必须合乎义。当个人利益与仁发生矛盾时，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仁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智士任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更重视公利，以利民富民为义行。可见，孔子不否认利，不否认合理的个人利益，只是当义和利相对立时，才是重义轻利的。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认为人人有“耳目”、“口腹”的物质要求，所以其富民、利民的仁政措施之一就是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为此，宁可“舍生”也要“取义”。
长期以来，孔子的义利观为东亚人民所认同。这种谋利讲义的传统观念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在一国的社会发展中，各企业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韩国的许多企业，在企业运行当中，都运用了儒家的义利观——也就是合理地追求利润，增加财富。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待遇，并且提高了收入。求利是人的本性，求利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力，而谋取利润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韩国企业正是立足于儒家的义利观，才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能站住脚，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儒学的传统伦理道德在韩国日益受到重视
儒学非常重视道德的价值，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理智的人伦规范，“明明德”就是顺应万事万物的规律，从而达到道德上至善的最高境界。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恭敬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并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根本。
儒经和汉字的传入不仅使朝鲜有了文字，而且有了适应于本国发展的道德理论，并建立了道德教育的机构。到了7世纪中叶，孔子的伦理思想在朝鲜半岛产生了极大影响。“花郎道”就是新罗封建贵族青少年以儒家的道德条目为依据形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对青少年进行封建伦理道德修养。在他们的行动准则中，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都出自孔子的道德思想。王建建立王氏高丽，在儒家“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主张的推动下，以德育为主的儒学继续发展。
到了李朝时期，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孔子的道德思想得到了空前的普及。李朝统治者向社会大力推行儒家伦理。在学校，以儒经为教材，注重用孔子的伦理进行教育。在礼俗教育中，使用了“小学”等教材，以及结合朝鲜情况自编的“礼记浅见录”等书。据“朝鲜志·风俗”记载：“李氏朝鲜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当权者议政，言必称孔孟；民间谈论伦理道德，也必以“四书”、“五经”为依据。由此可以看出，李朝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都处在孔子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之下。
那么，这一伦理道德又是怎样体现并积极地影响现代的韩国呢？朴正熙曾说：
“正像家庭是一个小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现出对国家的强烈奉献精神，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与此相反的社会发展更快。”
受儒学的影响，韩国拥有较多的道德、信义水平和节俭勤恳的素质。
在儒家以群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韩国企业如对家人一样，承担着高度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经营者注重企业成员的目标，把个人的目标一致起来，从而增强全体成员的凝聚力，使企业成员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把儒家的“和谐”思想放在绝对的位置，劳动者与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劳资关系。稳定了企业的顺利发展，避免了冲突，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成员具有奉献精神，企业也就具有了一种“诚信”和“敬业”精神。
儒学的“仁”“爱”观，强调对人要宽厚、仁慈，提倡“泛爱众”、“节用而爱人”。许多韩国企业家认识到，管理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因此，韩国企业首先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又以“和为贵”的人际观提倡团结协作精神，促使人们安心地参加工作，增强竞争。儒学主张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受这一思想影响的韩国企业尊奉儒学的准则选贤举能，委以重任。并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只要做出表率，群众自然效仿。
儒学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统一。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君主执政施政，也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席于地，中取法于人”，使天地人“贵而参通之”，从整体出发考虑问题。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儒家的群体意识虽有封建社会的烙印，但强调的是整体的利益。必要时需要献出个人的生命。韩国的许多企业就像一个个家族共同体，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宗族般的人际关系，并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的对象世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都在“和”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对待的和合，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的境界，社会、人际关系才能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假如按照“小人同而不和”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就混乱、不安定。为了贯彻这种“和”的精神，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人是要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它是一种内在于人我关系的协调原则。费尔巴哈曾经说：
“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因为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
这种“和”的精神，在处理人与人或国与国的关系时，则表现出宽容、柔顺、和平的气象和风度。
儒学还非常重视讲究信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子夏指出，“与朋友交友，言而有信”这一思想在韩国经济运转、企业经营中，特别受到重视。在韩国，正像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说过的那样，信用就是金钱。虽然企业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讲究信用是很多韩国企业界成功的秘密之一。
伦理道德是社会和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滑坡来源于社会的危机，它在一定范围和特定的方面影响甚至规定社会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的稳定。韩国的产业化就是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进行的。正是由于有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现代的伦理观相结合，韩国的经济才能持续地发展。
3 孝文化在韩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美德之一。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韩国，孝文化对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孝是立身之本。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于世，首要的是修养心性，立德正身。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有能其正身，如正人何？”孔子所说的“身”主要指自身，但也包含品德。关于“德”、“身”、“孝”三者的关系，孔子认为：“夫孝，德之本也。”“夫孝，终于立身。”也就是说，孝是德之基本，“立身”是“孝”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目的。立德立身，以孝为本，方可根深枝茂，心正名硕，处人立世也就得人信，受人敬。所以说，孝是立身之本；孝，也是齐家之宝。孔子又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安老”是孔子的重要社会思想。它强调的是一种根源于血缘关系的自然亲情。中国传统孝道中有许多养老敬老的思想和措施，形成了中华民族养老敬老的思想文化传统。而这种思想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知道，朝鲜是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韩国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时，有效地借助儒学中的一些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他们制定一些法律文件，使传统孝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韩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上下尊卑的关系，表现着孝文化浓厚的家族主义。当然，传统家族式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它重视人情、重视以家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依靠礼仪和人性把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事实表明，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渗透于韩国社会的基层，和韩国的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发挥着旺盛的生命力。
孝文化对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韩国来讲，又得到了更多的保留和发展。它渗透在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规范政治制度，干预社会生活和强制道德教化的功能。近几十年来，产业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韩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但过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时，儒家敬老、爱国等优良传统仍在风俗中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国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任何一种学问，如果离开了时代性与社会性，很难找出它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儒学离开了现代社会，也很难找到它的价值。而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再一次证明了儒学思想与现代化之间协调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虽然，韩国经济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与儒学的文化思想是有着重要的联系，儒学在韩国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肯定的。从儒学在韩国的受重视程度可以看出，儒学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义利观、民本思想，不仅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在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已经渗透于韩国社会的基层。韩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好地做到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当代价值理念的结合，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深思。
参考文献：
[1] 蒲星光：《儒家文化道德对韩国的深远影响》，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6期。
[2] 赵杰：《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石源华、胡礼忠：《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李英姬，女，1970—，吉林延边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韩汉语言对比，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