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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下午三时，由青岛当代艺术文献中心策划的《静观——赫保真美术教育文献展》在安徽路五号东门良友书坊启幕。本次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小品范稿，呈现出美术教育先驱赫保真先生的艺术生涯。
生于1904年的赫保真先生，是早期青岛水墨的开拓者，也是青岛美术发展史最完整的见证者，他自1924年就跻身于青岛画坛，1949年前四次举办个人画展，是当时传统画坛的代表人物。1959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的“意笔重彩”《满堂红》和《十里荷香》，再次名震画坛，并赢得了“赫牡丹”的美誉。
1987年辞世前，赫保真在青岛十余间学校担任过教职，尤其在青岛教育进修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校工作期间，他绘制的《牡丹三十品画谱》、《百花白描写生画谱》、《牡丹芍药画谱》、《保真画石》、《保真菊谱》、《荷谱》、《鸟谱》、《柏谱》、《保真梅石画谱》，曾令大批热爱丹青的艺术青年受益。这批珍贵文献也在本次展览中被集中展出。
前言·审慎的价值
“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工写结合、彩墨结合、主客观结合”是赫保真1979年总结完成的“牡丹画法”。这看似是一个75岁的老人的绘画系统论。其实，这里面隐藏的美术史信息、时代信息和意识形态信息更耐人寻味。
讲画论不忘“辩证法”，与“翻身不忘，革命不忘”是有某些接近性的；而融画史的框架性意义于一斑，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是没有分别的。只是这其中的滋味与细节，远非简简单单穿越几个字符就能体会。
对于自幼就循于宗师和章法的赫保真来说，在艺术路途最畅达的1960年代初也没有忘却对李龙眠和陈老莲的体会。因为他明白，“破”并不是一个传统画家轻而易举的行为。
然而，赫保真身后的时代，却是一路风尘、狂飙激进，流离颠沛、大破大立。
此间，破立的关系与不适应和不对应，赫保真沉浸其中，悲喜其中，也明晰其中——于令人无奈的时代，传统画家留在手里最重要的稻草，正是自保与自持，这也是赫保真的人生选择。
于是，在风云和迁乱之后，赫保真在人生暮年传授出的“艺术心得”，其实是融万物于云端，交感受于自我。这种“境生象外”的宋元精神，不仅是赫保真揣度艺术传统的体会，也是他对现实的体会。
做了一辈子“好好先生”的他，并非没有一腔热血，但无论是讲台前的铮铮之言，还是1950年代早期的“新生”热忱，都不过是几声空枪、一道云烟。风尘过后，只有那些留下的讲义和纸上的图谱才是热的——在创作艰险的年代，写生和示范，无疑也是他寻找自己、抒发自己最好的方式。于是，他执著于此，笑而无言；淡看是非，一去经年。
而今天回头望去，加之于在他身上的价值却也正是在此。
与强调情绪和观念的“造型艺术”相比，传统绘画，首先是一种人生观，这大约也是它的审慎魅力吧。而赫保真，正是这“审慎”的体味者和实践者之一。
赫保真作为青岛美术史最完整的见证者，是几无争议的。
1924年，赫保真应原潍县郭氏小学校长郭业耜的函请来青，出任基督教青年会模范小学音乐及图画教员，掀开了他最早的青岛之旅。
那一年，赫保真20岁，在潍县已经有些小名气了。
赫保真的好友陈立先，曾于1983年在赫保真最后的创作——《拟先祖学斋公行乐图画像》做过一篇题记，文中即称赫保真“未弱冠已誉满全城，与郭兰村、傅柳坪有三才子之称。”
而在此画像的附文草稿中，赫保真道及了自己的家世：“忆我先祖来自西土迤逦岱峄，垦田大玎寿光为家，各食所图，兄弟三人寄艺潍县，学斋幼小叩师鲁班，大木为楹，细木为椽，方圆平直，乘除加减，宫室巨厦、庙堂民居，名工巧匠，咸与为伍……”
不难看出，赫保真乃木工之家出身。而其父赫敬臣做过铜首饰匠，后以摆小摊维生。
赫保真幼年受祖父的影响，常以枯枝木条伏地作画，甚得祖父的喜爱。14岁时，考入潍县继志小学，绘画师从尤擅人物的丁东斋，有了不俗的功底。15岁高小毕业后，即入学生营业部当事务员。17岁时，应郎席珍所聘，任武氏自力小学任音乐图画教员，该校的在读学生中即有后来同样名动山东画坛的黑伯龙。
至1922年，与郭兰村、傅柳坪发起潍县“益社”后，赫保真的绘事才有更大的精进。这一阶段，除了丁东斋，他还受到了花鸟画家刘秩东的指点。从赫保真留存的丁东斋信稿中可以得见，丁东斋对他有过极高的鼓励与赞誉，信中言：“尝谓山水至黄鹤山樵，人物至老莲，花卉至南田，可谓造峰升巅矣。足下兼而有之乃天授之才非人人得而能也”。
而在此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函授学习，也吸引了潍县热爱艺术的年轻人。赫保真等人报名参加了西洋画的技法学习，并开始尝试擦炭像和水彩的创作。
迄今，仍有一幅赫保真18岁时画就的水彩得以保留，赫保真称此作源于记忆，并在画下题目：“白云青天古城下，苦忆儿时卖西瓜；羞向鸳鸯桥头站，泪洒僻巷怕回家。”
而1924年12月，赫保真在青岛海滨存留的一帧写生照片则说明，在寓青前后的一段时期，他还尝试过油画创作。据说，1950年代在青岛一中美术教研室的砖墙上，还挂着他的油画一幅是《崂山潮音瀑》，一幅是《崂山鱼鳞峡》。
除油画之外，赫保真还从事过木刻、泥塑的创作。他还将一套自己用过的木刻刀，送给了后来成为雕塑家的徐立忠，并给少年徐立忠介绍过凯绥·珂勒惠支。
1935年在上海印行的《美术生活》杂志第2期中，还有一幅署名“葆真”的木刻，应该可以证实他当年的创作样貌。而这幅以典当为题材的作品，也甚合于当时木刻着力表现底层现实生活的主流。
只不过，1935年，赫保真人在高密，时任胶济高密铁路子弟小学的音乐图画教员。
其实，自1924年应青年会模范小学之聘后，赫保真只在青岛寓居了两年，后因学校关闭而返回潍县。1928年春节后，他才再度来青，在钟渊纱厂子弟小学任教。在这里，赫保真与厂内护士、同乡丁佩琳相识相恋，并于次年中秋在李村耶稣教堂举办了婚礼。 在钟渊纱厂小学工作期间，赫保真加入了声名甚巨的艺术社团——少海书画社；而其时好友郭兰村与葛焕斗、汤友素等人在河南路14号开办了“乐陶美术馆”，走动与过从自然也少不了；在1929年6月，赫保真还在同乡毛维中的资助下，举办了“六月画展”。这期间，赫保真就住在芝罘路潍县“老客”聚集的义德栈。
携妻奔赴高密后，赫保真迎来了一生中的“甜蜜八年”，月薪由35元增至65元，收入不菲稳定从容。他曾回忆道：“八年之间，卿卿相依，夫唱妇随，生子女五人，郁生，招生，达生，敏生，勇生，极家庭之乐。”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赫保真与同乡丁自新（时任潍县撞钟院小学校长）多有往来，并受其影响读到了一些进步书刊和陶行知的教育论文。
正是“七七事变”使赫保真一家走上了逃亡路，也把他再次送到了青岛。
自1938年应聘会立女中音乐美术教员、入住台西镇汶上路3号后，至1987年7月31日辞世，赫保真开始深深扎根于青岛画坛，尽管游走于多间学校，但再也没有换过职业，再也没搬过家。惟一的例外年份是1944年秋至1945年秋，赫保真曾短暂离开过一年，起因是其供职的青岛市立第一中学阴云激荡，日伪当局以抗日嫌疑抓捕了校长王笑房和训育主任赵常春，赫保真避走祸乱。
赫保真的儿子赫达生就此的说法是——“母亲担心父亲在校的一些言行。”
有关于此，市立中学1942级学生王文彬有过一段可相佐证的忆及，说是初上音乐课时，大家以之为“小四门”而不紧张，赫保真进入班级前，大家还在杂乱地哼唱着流行的电影插曲。赫保真走上讲台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大家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艰难？第二我再问你，有多少人上不起学？你们有幸能上中学该是多么不容易，你们应怎样努力，全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你们可知道一个中学生应具有怎样的修养？……”
在部分市立中学学生的回忆中，赫保真在一年一度的中学生音乐会上将亨德尔的宗教名曲《哈利路亚》改编为《我爱中华》；在运动会上指挥师生合唱《战歌》向日本商业学校和中学“示威”，都是堪以乐道的往事。
所有富于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都是矛盾的。
1951年10月，作为青岛私立青年中学的教导主任，赫保真曾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做过这样的交待：“我在潍县县公署教育科（注：1938年6月至10月，他曾在潍县伪教育科任督学）和青岛市立中学当教员时，对于共产党领导抗日、求民族解放是不相信也不知道的。只看见国民党日日退却，弃国土人民如草芥，觉得国家是没有希望了，竟作了一回留全性命的打算，但为稻粮之谋，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分敌友，盲目地往上爬，以致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丑恶罪行。”
这段后来令赫保真痛心疾首的经历，其实是指他应李华萱之邀组织成立中国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和篆刻研究会。尽管这些研究会在办完展览会后就无形消散了，但由于它们所属的青岛文化联盟系日本人国芬友喜所发动，所以具备“大东亚共荣”属性。这也成了赫保真日后难以卸却的历史包袱。
在1938年至1944年间，赫保真逐渐在青岛画坛崛起。1940年春，在中山路74号举办“赫保真近作展”一次；1943年夏，又在该址举办“赫保真花鸟、山水新作展”；1944年中秋，在暂别青岛前，又举行了一次“赫保真新作诗书画扇作品展览”。
后来成为赫保真好友的郭士奇，当时是《青岛新民报》的特约编辑，他在《由青岛艺术界谈到艺术专页》一文中写到：赫先生，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国画家，他对人物画有独到的研究，如进一步能以他一支艺术天才的画笔，和同情民众的热诚，画风能“转向民间去”，将现在活的题材、一一描入画面，我想那是更伟大了。
果然，在1946年于迎宾馆举行的“青岛美术展览会”上，赫保真以陈老莲式的金石线条，勾画了一帧《流民图》。这幅作品因为还描绘了几名国民党伤兵，后来被赫保真悄悄销毁了。但这一历史“罪证”，还是被记下了。在多份交待材料中，赫保真都做了详尽的检讨。
其实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赫保真是对新政权有期待的。1950年代初期，他真诚地做着自己改造，企图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但这种热忱，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
因为赫保真在中学是教授音乐课的，又主持过溪音合唱团、发表过音乐学论文，赫保真最初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出现在新文艺阵营中的。1950年8月，青岛市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在开过几次筹备会后，才补选他入会。
在与新兴画家的接触中，赫保真逐渐意识到，作为传统画家，因为缺乏以新的美术手段表现新社会的能力，他们是不太受重视的。年画、连环画、油画、水彩水粉，似乎更适应于新形势的“胃口”。
传统画家面临转型，这是包括赫保真在内的诸多同道共同的苦恼。
尽管如此，赫保真还是在1950年很尽力地创作了《子弟兵面前话今昔》，但其手法显然没有绽露出讴歌劳动妇女和子弟兵的美感。
而因为新风尚的引领，很多有艺术追求的青年人也纷纷放弃了对传统绘画的临摹与学习。1955年，热衷新美术的徐立忠拿着梁楷的《李白行吟》问教赫保真，当赫保真张口称赞时，徐立忠说：“（这画）根本不合解剖比例……画面一片空白，无一景物，更谈不上什么透视了，我看不出好在哪里。”赫保真报以微笑，笑而不答。
其实，赫保真也在默默地寻求着改变。1955年夏，在北京工学院读书的赫达生去美术馆参观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展场中看到了一幅描述新社会欣欣向荣气象的新人物画——《星期天的早晨》，当看到落款“保真”时，他诧异了，再看简介，确是他的父亲——青岛一中美术教师，赫保真。
顺利跻身全国美展，使得赫保真终于可以吁一口气了。这一阶段，他又集中创作了《白毛女》、《新媳妇》等作品。尽管，在美术界的境遇得以改观，但在1957年召开的青岛市第一届文代会上，作为前辈画家的赫保真还只是被作为候补执行委员忝列于末席。 真正的“身份”变化，发生于1959年。躲过反右派斗争的赫保真从青岛一中调入青岛教师进修学院，执教于美术专科。是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绘制了绢本重彩《十里荷香》和《满堂红》（经青岛刺绣厂复制为刺绣立屏）而名噪一时，并由此得名“赫牡丹”。
1961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组织的南下旅行写生活动，以及1962年在青岛举行的南北画家雅集，使得赫保真的艺术路途如沐春风。造访上海画院时，王个移、谢之光、孙雪泥、唐云、周觫霞诸画家相继迎出，赫保真在日记中写道：“王院长（王个簃）对余去岁所作满堂红犹再三致意焉。”
而1962年的南北雅集活动，也使得赫保真的视野洞开，对李苦禅、王雪涛等人的技法解析，使得赫保真有了更明确、更深的体会。在南北雅集期间，赫保真作为青岛的传统画家代表，与黄公渚、杜宗甫举行了联合画展，由此而被推置于青岛画坛“三老”。
雅集期间，史论大家俞剑华建议他在发扬宋元花鸟画法上多多着力。赫保真显然很是心动，他花费125元购买了1959年初版、收录有宋至近现代精品绘画一百幅的《上海博物馆藏画》。这125元相当于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对于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其奢侈不言而喻。此举动果然激怒妻子丁佩琳，以致夫妻间很长时间相顾无语。
赫保真的冲动与激动也很快散去——开拓和延展花鸟画的道路，在学理上具有意义，在现实中不具有意义，而且几乎是一条死路。
“缺乏生活、画笔枯窘”是赫保真最切实的感受。
赫保真心犹未甘。1965年9月，他和学生参观完胶东下丁家大队后，创作了一组《下丁家媵稿》，在画作的后记中他写道：“回头谈谈国画出新的问题，国画向前也有两座大山，一座是个人框框，一座是习惯势力，怎样搬掉这两座大山，使国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在下丁家找到了答案。”
顺着这个感觉，他又开始了“新山水画”的探索。1966年4月创作的《丹山春晓》应该是其中的代表。
无奈何，风云突变。随着文革的日见深入，各种造反组织对他的“关照”也日渐升级。历史问题重重的赫保真遭遇“围剿”，他开始自毁作品、藏品和藏书，并于1968、1969两年间，写下了大量的检查认识和心得体会。
这期间，赫保真是否有人生的幻灭之感不得而知。
但领袖崇拜的现实阴影依旧附着在他的身上。1971年，67岁的赫保真递交了退休申请，并于是年7月开始了壮游山河的写生之旅。在年末，他抵达韶山，创作了长卷《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直到1973年受聘山东工艺美术学校时，这种境况似乎悄悄发生了改变。1973年3月，描绘崂山内景的《造巅溯源图》较之“突出政治”的《丹山春晓》，有了相当的内敛。
是年，他还重拾了不被看重的花鸟画，在《见山楼题画稿》中，他写道：“春甫兄以诗索画，赘此有箫韵瓦缶着粪续貂之笔请正。此满堂红画法已十二年不作之矣，兼用宋元明清中外诸法使骨气色彩透视皆得其致，我名之为意笔工彩。应明贤大夫嘱即请教正。保真。癸丑作。”
而1975年创作的《临王石谷山水卷》，更是使他重新回到了“四王”的本位。
此时，外面的文革仿佛在赫保真心中已经结束。他一面应对着教材匮乏的现实，着手编写了大量基础教学讲义；一边带着学生写生、泥古。《文徵明诗意山水图册》和《李复堂花卉册》成了他上课用的示范教材。
暖阳重现的日子次第展开。1978年初春，老伴丁佩琳故去，赫保真好不心伤，他在怀念亡妻的文字中检讨了自己，他写道：“佩琳慷慨好义、见义勇气、路见不平，往往奋然而动，或竟直前干与（预），刚直不阿之气，我不如也。她尝以为我的懦弱、因循，而斥我为‘麻木不仁’或竟骂我为‘两面派’，今日思之，真金石良言也。”
而事实上，回望赫保真人生道路，不外是一条传统画家清洁自持的人生之路——不喜怒无常，不争逐名利，沟壑山峦尽在心中。
如同他居于地势平坦、四面无山的西镇，却以“见山楼”颜其居。有学生问及原因，他解释，只是因为临街楼座那高高的屋山……
1982年，“赫保真、马龙青、冯凭国画联展”在栈桥回澜阁举行，青岛画坛又寻到了新的“三老”。人们都知道，这又是一个新时代了。
生于1904年的赫保真先生，是早期青岛水墨的开拓者，也是青岛美术发展史最完整的见证者，他自1924年就跻身于青岛画坛，1949年前四次举办个人画展，是当时传统画坛的代表人物。1959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创作的“意笔重彩”《满堂红》和《十里荷香》，再次名震画坛，并赢得了“赫牡丹”的美誉。
1987年辞世前，赫保真在青岛十余间学校担任过教职，尤其在青岛教育进修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校工作期间，他绘制的《牡丹三十品画谱》、《百花白描写生画谱》、《牡丹芍药画谱》、《保真画石》、《保真菊谱》、《荷谱》、《鸟谱》、《柏谱》、《保真梅石画谱》，曾令大批热爱丹青的艺术青年受益。这批珍贵文献也在本次展览中被集中展出。
前言·审慎的价值
“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工写结合、彩墨结合、主客观结合”是赫保真1979年总结完成的“牡丹画法”。这看似是一个75岁的老人的绘画系统论。其实，这里面隐藏的美术史信息、时代信息和意识形态信息更耐人寻味。
讲画论不忘“辩证法”，与“翻身不忘，革命不忘”是有某些接近性的；而融画史的框架性意义于一斑，与“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也是没有分别的。只是这其中的滋味与细节，远非简简单单穿越几个字符就能体会。
对于自幼就循于宗师和章法的赫保真来说，在艺术路途最畅达的1960年代初也没有忘却对李龙眠和陈老莲的体会。因为他明白，“破”并不是一个传统画家轻而易举的行为。
然而，赫保真身后的时代，却是一路风尘、狂飙激进，流离颠沛、大破大立。
此间，破立的关系与不适应和不对应，赫保真沉浸其中，悲喜其中，也明晰其中——于令人无奈的时代，传统画家留在手里最重要的稻草，正是自保与自持，这也是赫保真的人生选择。
于是，在风云和迁乱之后，赫保真在人生暮年传授出的“艺术心得”，其实是融万物于云端，交感受于自我。这种“境生象外”的宋元精神，不仅是赫保真揣度艺术传统的体会，也是他对现实的体会。
做了一辈子“好好先生”的他，并非没有一腔热血，但无论是讲台前的铮铮之言，还是1950年代早期的“新生”热忱，都不过是几声空枪、一道云烟。风尘过后，只有那些留下的讲义和纸上的图谱才是热的——在创作艰险的年代，写生和示范，无疑也是他寻找自己、抒发自己最好的方式。于是，他执著于此，笑而无言；淡看是非，一去经年。
而今天回头望去，加之于在他身上的价值却也正是在此。
与强调情绪和观念的“造型艺术”相比，传统绘画，首先是一种人生观，这大约也是它的审慎魅力吧。而赫保真，正是这“审慎”的体味者和实践者之一。
赫保真作为青岛美术史最完整的见证者，是几无争议的。
1924年，赫保真应原潍县郭氏小学校长郭业耜的函请来青，出任基督教青年会模范小学音乐及图画教员，掀开了他最早的青岛之旅。
那一年，赫保真20岁，在潍县已经有些小名气了。
赫保真的好友陈立先，曾于1983年在赫保真最后的创作——《拟先祖学斋公行乐图画像》做过一篇题记，文中即称赫保真“未弱冠已誉满全城，与郭兰村、傅柳坪有三才子之称。”
而在此画像的附文草稿中，赫保真道及了自己的家世：“忆我先祖来自西土迤逦岱峄，垦田大玎寿光为家，各食所图，兄弟三人寄艺潍县，学斋幼小叩师鲁班，大木为楹，细木为椽，方圆平直，乘除加减，宫室巨厦、庙堂民居，名工巧匠，咸与为伍……”
不难看出，赫保真乃木工之家出身。而其父赫敬臣做过铜首饰匠，后以摆小摊维生。
赫保真幼年受祖父的影响，常以枯枝木条伏地作画，甚得祖父的喜爱。14岁时，考入潍县继志小学，绘画师从尤擅人物的丁东斋，有了不俗的功底。15岁高小毕业后，即入学生营业部当事务员。17岁时，应郎席珍所聘，任武氏自力小学任音乐图画教员，该校的在读学生中即有后来同样名动山东画坛的黑伯龙。
至1922年，与郭兰村、傅柳坪发起潍县“益社”后，赫保真的绘事才有更大的精进。这一阶段，除了丁东斋，他还受到了花鸟画家刘秩东的指点。从赫保真留存的丁东斋信稿中可以得见，丁东斋对他有过极高的鼓励与赞誉，信中言：“尝谓山水至黄鹤山樵，人物至老莲，花卉至南田，可谓造峰升巅矣。足下兼而有之乃天授之才非人人得而能也”。
而在此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函授学习，也吸引了潍县热爱艺术的年轻人。赫保真等人报名参加了西洋画的技法学习，并开始尝试擦炭像和水彩的创作。
迄今，仍有一幅赫保真18岁时画就的水彩得以保留，赫保真称此作源于记忆，并在画下题目：“白云青天古城下，苦忆儿时卖西瓜；羞向鸳鸯桥头站，泪洒僻巷怕回家。”
而1924年12月，赫保真在青岛海滨存留的一帧写生照片则说明，在寓青前后的一段时期，他还尝试过油画创作。据说，1950年代在青岛一中美术教研室的砖墙上，还挂着他的油画一幅是《崂山潮音瀑》，一幅是《崂山鱼鳞峡》。
除油画之外，赫保真还从事过木刻、泥塑的创作。他还将一套自己用过的木刻刀，送给了后来成为雕塑家的徐立忠，并给少年徐立忠介绍过凯绥·珂勒惠支。
1935年在上海印行的《美术生活》杂志第2期中，还有一幅署名“葆真”的木刻，应该可以证实他当年的创作样貌。而这幅以典当为题材的作品，也甚合于当时木刻着力表现底层现实生活的主流。
只不过，1935年，赫保真人在高密，时任胶济高密铁路子弟小学的音乐图画教员。
其实，自1924年应青年会模范小学之聘后，赫保真只在青岛寓居了两年，后因学校关闭而返回潍县。1928年春节后，他才再度来青，在钟渊纱厂子弟小学任教。在这里，赫保真与厂内护士、同乡丁佩琳相识相恋，并于次年中秋在李村耶稣教堂举办了婚礼。 在钟渊纱厂小学工作期间，赫保真加入了声名甚巨的艺术社团——少海书画社；而其时好友郭兰村与葛焕斗、汤友素等人在河南路14号开办了“乐陶美术馆”，走动与过从自然也少不了；在1929年6月，赫保真还在同乡毛维中的资助下，举办了“六月画展”。这期间，赫保真就住在芝罘路潍县“老客”聚集的义德栈。
携妻奔赴高密后，赫保真迎来了一生中的“甜蜜八年”，月薪由35元增至65元，收入不菲稳定从容。他曾回忆道：“八年之间，卿卿相依，夫唱妇随，生子女五人，郁生，招生，达生，敏生，勇生，极家庭之乐。”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赫保真与同乡丁自新（时任潍县撞钟院小学校长）多有往来，并受其影响读到了一些进步书刊和陶行知的教育论文。
正是“七七事变”使赫保真一家走上了逃亡路，也把他再次送到了青岛。
自1938年应聘会立女中音乐美术教员、入住台西镇汶上路3号后，至1987年7月31日辞世，赫保真开始深深扎根于青岛画坛，尽管游走于多间学校，但再也没有换过职业，再也没搬过家。惟一的例外年份是1944年秋至1945年秋，赫保真曾短暂离开过一年，起因是其供职的青岛市立第一中学阴云激荡，日伪当局以抗日嫌疑抓捕了校长王笑房和训育主任赵常春，赫保真避走祸乱。
赫保真的儿子赫达生就此的说法是——“母亲担心父亲在校的一些言行。”
有关于此，市立中学1942级学生王文彬有过一段可相佐证的忆及，说是初上音乐课时，大家以之为“小四门”而不紧张，赫保真进入班级前，大家还在杂乱地哼唱着流行的电影插曲。赫保真走上讲台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大家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艰难？第二我再问你，有多少人上不起学？你们有幸能上中学该是多么不容易，你们应怎样努力，全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你们可知道一个中学生应具有怎样的修养？……”
在部分市立中学学生的回忆中，赫保真在一年一度的中学生音乐会上将亨德尔的宗教名曲《哈利路亚》改编为《我爱中华》；在运动会上指挥师生合唱《战歌》向日本商业学校和中学“示威”，都是堪以乐道的往事。
所有富于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都是矛盾的。
1951年10月，作为青岛私立青年中学的教导主任，赫保真曾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做过这样的交待：“我在潍县县公署教育科（注：1938年6月至10月，他曾在潍县伪教育科任督学）和青岛市立中学当教员时，对于共产党领导抗日、求民族解放是不相信也不知道的。只看见国民党日日退却，弃国土人民如草芥，觉得国家是没有希望了，竟作了一回留全性命的打算，但为稻粮之谋，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分敌友，盲目地往上爬，以致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丑恶罪行。”
这段后来令赫保真痛心疾首的经历，其实是指他应李华萱之邀组织成立中国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和篆刻研究会。尽管这些研究会在办完展览会后就无形消散了，但由于它们所属的青岛文化联盟系日本人国芬友喜所发动，所以具备“大东亚共荣”属性。这也成了赫保真日后难以卸却的历史包袱。
在1938年至1944年间，赫保真逐渐在青岛画坛崛起。1940年春，在中山路74号举办“赫保真近作展”一次；1943年夏，又在该址举办“赫保真花鸟、山水新作展”；1944年中秋，在暂别青岛前，又举行了一次“赫保真新作诗书画扇作品展览”。
后来成为赫保真好友的郭士奇，当时是《青岛新民报》的特约编辑，他在《由青岛艺术界谈到艺术专页》一文中写到：赫先生，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国画家，他对人物画有独到的研究，如进一步能以他一支艺术天才的画笔，和同情民众的热诚，画风能“转向民间去”，将现在活的题材、一一描入画面，我想那是更伟大了。
果然，在1946年于迎宾馆举行的“青岛美术展览会”上，赫保真以陈老莲式的金石线条，勾画了一帧《流民图》。这幅作品因为还描绘了几名国民党伤兵，后来被赫保真悄悄销毁了。但这一历史“罪证”，还是被记下了。在多份交待材料中，赫保真都做了详尽的检讨。
其实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赫保真是对新政权有期待的。1950年代初期，他真诚地做着自己改造，企图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但这种热忱，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
因为赫保真在中学是教授音乐课的，又主持过溪音合唱团、发表过音乐学论文，赫保真最初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出现在新文艺阵营中的。1950年8月，青岛市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在开过几次筹备会后，才补选他入会。
在与新兴画家的接触中，赫保真逐渐意识到，作为传统画家，因为缺乏以新的美术手段表现新社会的能力，他们是不太受重视的。年画、连环画、油画、水彩水粉，似乎更适应于新形势的“胃口”。
传统画家面临转型，这是包括赫保真在内的诸多同道共同的苦恼。
尽管如此，赫保真还是在1950年很尽力地创作了《子弟兵面前话今昔》，但其手法显然没有绽露出讴歌劳动妇女和子弟兵的美感。
而因为新风尚的引领，很多有艺术追求的青年人也纷纷放弃了对传统绘画的临摹与学习。1955年，热衷新美术的徐立忠拿着梁楷的《李白行吟》问教赫保真，当赫保真张口称赞时，徐立忠说：“（这画）根本不合解剖比例……画面一片空白，无一景物，更谈不上什么透视了，我看不出好在哪里。”赫保真报以微笑，笑而不答。
其实，赫保真也在默默地寻求着改变。1955年夏，在北京工学院读书的赫达生去美术馆参观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展场中看到了一幅描述新社会欣欣向荣气象的新人物画——《星期天的早晨》，当看到落款“保真”时，他诧异了，再看简介，确是他的父亲——青岛一中美术教师，赫保真。
顺利跻身全国美展，使得赫保真终于可以吁一口气了。这一阶段，他又集中创作了《白毛女》、《新媳妇》等作品。尽管，在美术界的境遇得以改观，但在1957年召开的青岛市第一届文代会上，作为前辈画家的赫保真还只是被作为候补执行委员忝列于末席。 真正的“身份”变化，发生于1959年。躲过反右派斗争的赫保真从青岛一中调入青岛教师进修学院，执教于美术专科。是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绘制了绢本重彩《十里荷香》和《满堂红》（经青岛刺绣厂复制为刺绣立屏）而名噪一时，并由此得名“赫牡丹”。
1961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组织的南下旅行写生活动，以及1962年在青岛举行的南北画家雅集，使得赫保真的艺术路途如沐春风。造访上海画院时，王个移、谢之光、孙雪泥、唐云、周觫霞诸画家相继迎出，赫保真在日记中写道：“王院长（王个簃）对余去岁所作满堂红犹再三致意焉。”
而1962年的南北雅集活动，也使得赫保真的视野洞开，对李苦禅、王雪涛等人的技法解析，使得赫保真有了更明确、更深的体会。在南北雅集期间，赫保真作为青岛的传统画家代表，与黄公渚、杜宗甫举行了联合画展，由此而被推置于青岛画坛“三老”。
雅集期间，史论大家俞剑华建议他在发扬宋元花鸟画法上多多着力。赫保真显然很是心动，他花费125元购买了1959年初版、收录有宋至近现代精品绘画一百幅的《上海博物馆藏画》。这125元相当于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对于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其奢侈不言而喻。此举动果然激怒妻子丁佩琳，以致夫妻间很长时间相顾无语。
赫保真的冲动与激动也很快散去——开拓和延展花鸟画的道路，在学理上具有意义，在现实中不具有意义，而且几乎是一条死路。
“缺乏生活、画笔枯窘”是赫保真最切实的感受。
赫保真心犹未甘。1965年9月，他和学生参观完胶东下丁家大队后，创作了一组《下丁家媵稿》，在画作的后记中他写道：“回头谈谈国画出新的问题，国画向前也有两座大山，一座是个人框框，一座是习惯势力，怎样搬掉这两座大山，使国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在下丁家找到了答案。”
顺着这个感觉，他又开始了“新山水画”的探索。1966年4月创作的《丹山春晓》应该是其中的代表。
无奈何，风云突变。随着文革的日见深入，各种造反组织对他的“关照”也日渐升级。历史问题重重的赫保真遭遇“围剿”，他开始自毁作品、藏品和藏书，并于1968、1969两年间，写下了大量的检查认识和心得体会。
这期间，赫保真是否有人生的幻灭之感不得而知。
但领袖崇拜的现实阴影依旧附着在他的身上。1971年，67岁的赫保真递交了退休申请，并于是年7月开始了壮游山河的写生之旅。在年末，他抵达韶山，创作了长卷《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直到1973年受聘山东工艺美术学校时，这种境况似乎悄悄发生了改变。1973年3月，描绘崂山内景的《造巅溯源图》较之“突出政治”的《丹山春晓》，有了相当的内敛。
是年，他还重拾了不被看重的花鸟画，在《见山楼题画稿》中，他写道：“春甫兄以诗索画，赘此有箫韵瓦缶着粪续貂之笔请正。此满堂红画法已十二年不作之矣，兼用宋元明清中外诸法使骨气色彩透视皆得其致，我名之为意笔工彩。应明贤大夫嘱即请教正。保真。癸丑作。”
而1975年创作的《临王石谷山水卷》，更是使他重新回到了“四王”的本位。
此时，外面的文革仿佛在赫保真心中已经结束。他一面应对着教材匮乏的现实，着手编写了大量基础教学讲义；一边带着学生写生、泥古。《文徵明诗意山水图册》和《李复堂花卉册》成了他上课用的示范教材。
暖阳重现的日子次第展开。1978年初春，老伴丁佩琳故去，赫保真好不心伤，他在怀念亡妻的文字中检讨了自己，他写道：“佩琳慷慨好义、见义勇气、路见不平，往往奋然而动，或竟直前干与（预），刚直不阿之气，我不如也。她尝以为我的懦弱、因循，而斥我为‘麻木不仁’或竟骂我为‘两面派’，今日思之，真金石良言也。”
而事实上，回望赫保真人生道路，不外是一条传统画家清洁自持的人生之路——不喜怒无常，不争逐名利，沟壑山峦尽在心中。
如同他居于地势平坦、四面无山的西镇，却以“见山楼”颜其居。有学生问及原因，他解释，只是因为临街楼座那高高的屋山……
1982年，“赫保真、马龙青、冯凭国画联展”在栈桥回澜阁举行，青岛画坛又寻到了新的“三老”。人们都知道，这又是一个新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