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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个历史时间段上不同流派基于当时的历史社会现实下对于马克思主义来作出的不同解释和说明，以期用之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阐述来实现自己流派的理想和蓝图。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大力的提升。第一次工业革命把世界带入“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世界推进“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由自由主义向垄断主义过渡。机器化大生产、资本高度集中、对外扩张、阶级矛盾对立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西方马克思”最初以共产国际内部“左”的一股思潮出现。“一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人文遭到战争的摧残，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为西方正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的救命稻草，然而匈牙利、德国等国内的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相继付诸东流，国际共产国际和列宁受到否定和批判。“左”的思潮主张批判的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去寻找革命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应用马克思。1923年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视作这股思潮的潮头。1930年在柯尔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称自己和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1]。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马尔库塞;阶级;解放;自由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中西欧革命遭遇失败之际，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革命失败之中努力探索失败的原因，并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述和理解，以寻求正确的道路和方法，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蓝图和目标。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由自由主义向垄断主义过渡。在欧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助推，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扩大化，加剧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贫苦百姓的压迫;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资本对外扩张和海外掠夺显得更为迫切，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抢夺和劳动力的贩卖变得常态化;科技的进步使得无产阶级和工人逐渐加入经济组织和企业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威逼利诱使得无产阶级开始分化，使得无产阶级和一些最初的革命力量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开始模糊抑或陷入低潮的两难境地。伯恩斯坦典型的修正主义，对暂时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现状做出了反常的“合理解释”，看到资本主义区间化瞬时化的繁荣，却把这种暂时的稳定作为改变无产阶级初心革命的借口和理由。与此截然相反的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对苏联社会现状和世界趋势的客观考究下，决定用武装暴力的革命方式来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十月革命”的成功为欧洲处于革命低谷的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作出了明确的示范。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相继发动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斗争，但是都已失败告终。在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正统思想提出了质疑和非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对冲与矛盾判断。就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處于一种迷茫踟蹰不前的状态下，哪一种学说流派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怎样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新的理解，由此卢卡奇和柯尔施也被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起航者，直到1955年梅劳一庞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在强调“西方”与地属中亚的苏联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作对立时结合卢卡奇1922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的这股思潮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是以卢森堡为代表的主张以人民群众为基座，主张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具有广泛的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是以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注重人的自由和幸福的解放为特点的哲学思想渊源。
在当时多维的社会状况下，各种阶级意识和革命斗争相冲突，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也呈现出多样化。大致包括六个主要派别思想。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奉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赖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特、梅劳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德拉·沃尔佩、科来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3]。分别从阶级意识与革命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和精神分析学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人的主体性与实践和历史客观方面与人的主观生活经验、具体和抽象的循环连续关系、人的主体性肢解与客观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当代数学和模块及逻辑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等多维度和方法来解释或者全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试图在当代新的革命实践和新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的需要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批判，来回答当代的阶级性质革命力量和社会发展方向及趋势，是在历史洪流中，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一种区别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创造性发展。
在20世纪头十年到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间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从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学徒时期”[4]，将传统的以费尔巴哈思想来解释马克思转向他的辩证法和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注重主客体的分析，并且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物化思想的发展，主张用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发展性解释。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到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1923年2月3日法兰克福研究所成立。1923年夏，魏尔开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进行沟通交流，以期达到对马克思最“真实”和“纯粹”的理解[5]。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加入该学派。霍克海默出任第二任所长时，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一大批当时优秀的学者加入，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主张从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口诛笔伐，并从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主张关于“人”的主体性发挥、自由的解放、幸福的追求。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由工具理性批判，进一步转向将语言和结构分析相结合对现代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深度发展转型的及时回应。以马尔库塞、布洛赫、萨特等人为代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原初”思想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当代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从心理学、政治学、文学、哲学等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及时的批判和反击。
二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生于1989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逝世。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一生哲学生涯及其作品之中都能看到笛卡尔、黑格尔、笛卡尔、康德、胡塞尔及其导师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影子。在工业和科技进步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这种进步在另一种纬度却制约着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违背了人类的本质理性需要。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用其高度发达的生产率、伪善的员工福利、自动化的生活便利、完善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用“经济的”“合理的”“人性化的”等虚伪的掩盖下，拉拢、腐蚀、同化、各种威逼利诱，让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甘为鱼肉，受之压迫剥削和欺骗，成为为资本家提供奢华生活剩余价值生产的“永动机”。马尔库塞主张，看到资本主义的这种虚假繁荣及对人性的压迫、对人性自由的绞杀、对无产阶级幸福的磨灭。
他主张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重新的分析和解释，从中挖掘和发现促进人类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意识和工具，实现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压迫的解放和促进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于统治阶级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如何实现打破这种一体化对人性自由和幸福追求的禁锢，达到人对幸福的追求。从统治阶级对人的统治机构的解剖和统治阶级所实施的统治策略对人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压抑和桎梏两方面来剖析来找出实现打破统治阶级的一体化策略和实现人的自由之路。
“西方马克思”的诞生原因之一，就是源于苏联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树立起的标杆——“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得以又一次成功实践。为当时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相继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但是由于欧洲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意识与苏联是有区别的，但是没有加以区别对待，从而相继的革命起义都以失败告终。遂转将苏联社会主义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一场盛大的批判。以期在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际状况的分析，结合苏联的“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斗争状况的发展辩证解剖，达到对马克思的最新解读和指导本国无产阶级胜利的目的。
在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果实，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和百姓的压榨和欺凌是由于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他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维護自己的利益，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对无产阶级实行剥削和控制。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中，有低级向高级进化，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理论之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层更进步的社会，1918年至1921年苏联为了维护巩固刚成立的年轻苏维埃政权而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对小企业实行国有化高强度控制、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分配、余粮收集制和普遍义务劳动制，斯大林对个人权利的高度集中，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将权利集中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系列的战时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一种压抑。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压抑”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性自由的制抑“媲美”。
在工业文明以“科技革命”之名，对人类上产生活及各个毛血血孔进行和平可亲的帮扶之时，我们人类一边在享受在政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具有色彩的科技方便，另一方面我们在被我们的劳动力的产出所“钳制”，在阶级呼吁的口号之下，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在资本家逐利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原始欲望驱动下的产物。随着科技的进步，机械化大生产，工厂、车间、流水线生产逐步的趋于“人工智能”化，生产逐步不再需要工人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力越来越廉价，最后工人们面对自己在之前的生产过程之中所研发的科技却异发的产生陌生感和距离感。
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异化的重要原因是人们把他的生物学上的个体出租给技术机构：他是工具的承载者;不把工具负载者的人组合起来，机器系统便不能建立。这种职业的特征是具有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导致畸形的效果[6]。
随着机器化大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普及，在生产过程之中对工人的数量和力量的需要不再那么迫切。流水化生产作业、人工智能操控、数据化调配等一系列高科技的应用，生产开始由对工人数量需要的减少到对工人力量需要的减少，资本主义的生产演化成一种全自动化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完善使工人的地位变得像一颗微小的“螺丝钉”。
在同一生产管理领域里这种分化继续深入和推进。在重要机构里，“蓝领”工作队伍朝着“白领”成分的有关方向转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增加[7]。
工人在生产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引起资本家对工人的关联反应。当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工人起着重大作用时，资本家为了笼络“生产力”许诺给工人的福利和津贴都随着智能机器的研发投入而变得缥缈恍惚。
自动化看起来确实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催化剂。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推向极端的人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使自身的劳动成为其奴役的机器系统）联结起来的链环而砸碎的这种形式[8]。
在工业的自动化程度节节攀升之时，它所创造的“便利”和“文明”反过来掐住了工人生活的脖子，让工人在生产中变成自己所生产出的产品的附庸，让自己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畸形的“租赁”关系，工人和无产阶级在这种逐渐被冰冷的生产工具“边缘化”的渐进中失去自我，在被资本家几乎霸占完尽的剩余价值的末尾苟延残喘。 三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主要代表，在西方被称作“新左派哲学家”。他的思想主张用批判的怀疑的精神实现对世俗和传统的权威进行甄别，他专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拉锯战”中对比和反思，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特殊中发现和创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代的社会发展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去发现解决问题的合理“内核”。
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于“十月革命”胜利，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启示的疑问和反思;当局执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当时苏联企业的管理、对民众权利的给与、对于国家领导人与国家统治政策及个人主观欲望的分析。在他看来，对于当时苏联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压抑”和“剥夺”，剥夺了民众的民主权利、制约了民间企业的发展、统治者集权对国家民主的践踏。马尔库塞对于斯大林的个人集权主义进行激烈的批判，认为其个人集权主义和个人崇拜主义，对苏联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看，正因为斯大林当时集中国家权力，对国家重工业的发展，为苏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在二战中保卫苏联，战胜法西斯。在马尔库塞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与民主权利和自由、统治者治理国家政策与个人权力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放在当时处于既要稳定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又要处理本国国内矛盾的苏联来说，是难以将稳固新兴苏维埃政权与国内民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平衡。对于激进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来说，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国内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国内民主权利的保障、国家领导人治国的要求过于迫切，没有达到马尔库塞从马克思主义中解读到的关于国家和民主自由的标准。
在工业革命的急速推进、生产力提高、机器化生产普遍化、资本积累进一步加强等大时代背景之下，在生产领域，工人所扮演的角色逐步“边缘化”，在自动化生产之下，工人的劳动力变得可有可无的廉价和空无。工人和无产阶级在能维持自己基本生存和死亡的边缘悬挂，朝不保夕。这种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之下，工人由最基本的对生存的担忧逐步变异到内心深处精神的畸形。
这种由简单的技术生产和统治制度层面的“单向度[9]”化，逐步实现了对思想精神的控制，实现了这种生产实体对无产阶级的鞭笞和精神钳制的双重控制。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基础被剥夺的状况[10]。这种由生产纬度的便利和快捷，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使社会生活被迫做出一种协调和改变，让社会民众在密不透风的资本统治之下，在首先丧失对自己“生存”的选择，然后封闭的政治统治体系中，资本主义许诺的“自由”和“民主”也随之如梦幻般破灭。在这种冰冷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个体逐渐痛苦的意识到，他的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无痛苦的满足。在有了这种失望的经历之后，心理作用的另一个新的原则占了上风，人们学会了为了得到延迟的、受限制的、但却是“保险的”快乐而放弃暂时的、不确定的、破坏性的快乐[11]。人们在这种在被资本家霸占得所剩无几的剩余价值之下苟且，但是却暂时找不到任何能够解救自己脱离这种关系之中的途径和力量，遂转而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下寻找一种“合理的”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人的肉体上与动物持平的“力比多”[12]满足。这或许就是在这种对人性和自由压抑境遇之下的唯一存活下去的“稻草”。在这种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带来的文明与人的爱欲与死欲的冲突中，马尔库塞对社会制度对人类所带来的压抑中深度剖析，在这种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种种寻找“快乐”的途径，及实现这种“快乐”的力量。
以马尔库塞、赖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从人的心理快乐和幸福的获得度来分析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和文明程度。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一位极具批判精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对当下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状况进行无情批判，作出对马克思主义最新的发展。反对机械食古不化的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家社会。
参考文献
[1]Cf 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1970.第120頁
[2]《“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徐崇温 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 第5页
[3]同上 第9页到第12页
[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仰海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6页
[5]《法兰克福学派史》 马丁·杰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9页
[6]《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吉尔伯特·西蒙顿 奥比埃出版社 巴黎1958年版 第103页
[7]《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革：对社会规模、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美国劳联—工业会部 华盛顿 1958年版 第5页
[8]《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33页
[9]《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3页
[10]同上第3页
[11]《对心理对话两个原则的系统阐述》 弗洛伊德 1905年 第四卷 第14页
[12]《爱欲与文明》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黄勇 薛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23页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马尔库塞;阶级;解放;自由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中西欧革命遭遇失败之际，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革命失败之中努力探索失败的原因，并主张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述和理解，以寻求正确的道路和方法，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蓝图和目标。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由自由主义向垄断主义过渡。在欧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助推，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扩大化，加剧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贫苦百姓的压迫;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资本对外扩张和海外掠夺显得更为迫切，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抢夺和劳动力的贩卖变得常态化;科技的进步使得无产阶级和工人逐渐加入经济组织和企业的管理者，资产阶级的威逼利诱使得无产阶级开始分化，使得无产阶级和一些最初的革命力量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开始模糊抑或陷入低潮的两难境地。伯恩斯坦典型的修正主义，对暂时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现状做出了反常的“合理解释”，看到资本主义区间化瞬时化的繁荣，却把这种暂时的稳定作为改变无产阶级初心革命的借口和理由。与此截然相反的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对苏联社会现状和世界趋势的客观考究下，决定用武装暴力的革命方式来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十月革命”的成功为欧洲处于革命低谷的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作出了明确的示范。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相继发动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斗争，但是都已失败告终。在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的正统思想提出了质疑和非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对冲与矛盾判断。就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處于一种迷茫踟蹰不前的状态下，哪一种学说流派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怎样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新的理解，由此卢卡奇和柯尔施也被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起航者，直到1955年梅劳一庞在《辩证法的历险》中，在强调“西方”与地属中亚的苏联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作对立时结合卢卡奇1922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的这股思潮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是以卢森堡为代表的主张以人民群众为基座，主张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具有广泛的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是以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注重人的自由和幸福的解放为特点的哲学思想渊源。
在当时多维的社会状况下，各种阶级意识和革命斗争相冲突，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也呈现出多样化。大致包括六个主要派别思想。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奉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赖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特、梅劳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德拉·沃尔佩、科来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3]。分别从阶级意识与革命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和精神分析学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人的主体性与实践和历史客观方面与人的主观生活经验、具体和抽象的循环连续关系、人的主体性肢解与客观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当代数学和模块及逻辑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等多维度和方法来解释或者全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试图在当代新的革命实践和新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的需要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批判，来回答当代的阶级性质革命力量和社会发展方向及趋势，是在历史洪流中，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一种区别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创造性发展。
在20世纪头十年到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间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从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学徒时期”[4]，将传统的以费尔巴哈思想来解释马克思转向他的辩证法和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注重主客体的分析，并且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物化思想的发展，主张用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发展性解释。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到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1923年2月3日法兰克福研究所成立。1923年夏，魏尔开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进行沟通交流，以期达到对马克思最“真实”和“纯粹”的理解[5]。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加入该学派。霍克海默出任第二任所长时，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一大批当时优秀的学者加入，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主张从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口诛笔伐，并从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的理论中，主张关于“人”的主体性发挥、自由的解放、幸福的追求。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由工具理性批判，进一步转向将语言和结构分析相结合对现代资本主义由垄断资本主义深度发展转型的及时回应。以马尔库塞、布洛赫、萨特等人为代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原初”思想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当代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从心理学、政治学、文学、哲学等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及时的批判和反击。
二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生于1989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逝世。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一生哲学生涯及其作品之中都能看到笛卡尔、黑格尔、笛卡尔、康德、胡塞尔及其导师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影子。在工业和科技进步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这种进步在另一种纬度却制约着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违背了人类的本质理性需要。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用其高度发达的生产率、伪善的员工福利、自动化的生活便利、完善的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用“经济的”“合理的”“人性化的”等虚伪的掩盖下，拉拢、腐蚀、同化、各种威逼利诱，让无产阶级和穷苦百姓甘为鱼肉，受之压迫剥削和欺骗，成为为资本家提供奢华生活剩余价值生产的“永动机”。马尔库塞主张，看到资本主义的这种虚假繁荣及对人性的压迫、对人性自由的绞杀、对无产阶级幸福的磨灭。
他主张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重新的分析和解释，从中挖掘和发现促进人类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意识和工具，实现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压迫的解放和促进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对于统治阶级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如何实现打破这种一体化对人性自由和幸福追求的禁锢，达到人对幸福的追求。从统治阶级对人的统治机构的解剖和统治阶级所实施的统治策略对人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压抑和桎梏两方面来剖析来找出实现打破统治阶级的一体化策略和实现人的自由之路。
“西方马克思”的诞生原因之一，就是源于苏联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树立起的标杆——“十月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政府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得以又一次成功实践。为当时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相继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但是由于欧洲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意识与苏联是有区别的，但是没有加以区别对待，从而相继的革命起义都以失败告终。遂转将苏联社会主义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一场盛大的批判。以期在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际状况的分析，结合苏联的“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斗争状况的发展辩证解剖，达到对马克思的最新解读和指导本国无产阶级胜利的目的。
在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果实，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和百姓的压榨和欺凌是由于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他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维護自己的利益，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对无产阶级实行剥削和控制。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中，有低级向高级进化，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理论之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层更进步的社会，1918年至1921年苏联为了维护巩固刚成立的年轻苏维埃政权而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对小企业实行国有化高强度控制、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分配、余粮收集制和普遍义务劳动制，斯大林对个人权利的高度集中，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将权利集中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系列的战时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一种压抑。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压抑”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性自由的制抑“媲美”。
在工业文明以“科技革命”之名，对人类上产生活及各个毛血血孔进行和平可亲的帮扶之时，我们人类一边在享受在政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具有色彩的科技方便，另一方面我们在被我们的劳动力的产出所“钳制”，在阶级呼吁的口号之下，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在资本家逐利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原始欲望驱动下的产物。随着科技的进步，机械化大生产，工厂、车间、流水线生产逐步的趋于“人工智能”化，生产逐步不再需要工人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力越来越廉价，最后工人们面对自己在之前的生产过程之中所研发的科技却异发的产生陌生感和距离感。
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异化的重要原因是人们把他的生物学上的个体出租给技术机构：他是工具的承载者;不把工具负载者的人组合起来，机器系统便不能建立。这种职业的特征是具有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导致畸形的效果[6]。
随着机器化大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普及，在生产过程之中对工人的数量和力量的需要不再那么迫切。流水化生产作业、人工智能操控、数据化调配等一系列高科技的应用，生产开始由对工人数量需要的减少到对工人力量需要的减少，资本主义的生产演化成一种全自动化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完善使工人的地位变得像一颗微小的“螺丝钉”。
在同一生产管理领域里这种分化继续深入和推进。在重要机构里，“蓝领”工作队伍朝着“白领”成分的有关方向转化，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增加[7]。
工人在生产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引起资本家对工人的关联反应。当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工人起着重大作用时，资本家为了笼络“生产力”许诺给工人的福利和津贴都随着智能机器的研发投入而变得缥缈恍惚。
自动化看起来确实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催化剂。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推向极端的人劳动力的物化，将通过割断把个人与机器（使自身的劳动成为其奴役的机器系统）联结起来的链环而砸碎的这种形式[8]。
在工业的自动化程度节节攀升之时，它所创造的“便利”和“文明”反过来掐住了工人生活的脖子，让工人在生产中变成自己所生产出的产品的附庸，让自己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畸形的“租赁”关系，工人和无产阶级在这种逐渐被冰冷的生产工具“边缘化”的渐进中失去自我，在被资本家几乎霸占完尽的剩余价值的末尾苟延残喘。 三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主要代表，在西方被称作“新左派哲学家”。他的思想主张用批判的怀疑的精神实现对世俗和传统的权威进行甄别，他专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拉锯战”中对比和反思，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和特殊中发现和创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代的社会发展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去发现解决问题的合理“内核”。
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于“十月革命”胜利，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启示的疑问和反思;当局执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当时苏联企业的管理、对民众权利的给与、对于国家领导人与国家统治政策及个人主观欲望的分析。在他看来，对于当时苏联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压抑”和“剥夺”，剥夺了民众的民主权利、制约了民间企业的发展、统治者集权对国家民主的践踏。马尔库塞对于斯大林的个人集权主义进行激烈的批判，认为其个人集权主义和个人崇拜主义，对苏联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看，正因为斯大林当时集中国家权力，对国家重工业的发展，为苏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在二战中保卫苏联，战胜法西斯。在马尔库塞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与民主权利和自由、统治者治理国家政策与个人权力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放在当时处于既要稳定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又要处理本国国内矛盾的苏联来说，是难以将稳固新兴苏维埃政权与国内民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平衡。对于激进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来说，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国内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国内民主权利的保障、国家领导人治国的要求过于迫切，没有达到马尔库塞从马克思主义中解读到的关于国家和民主自由的标准。
在工业革命的急速推进、生产力提高、机器化生产普遍化、资本积累进一步加强等大时代背景之下，在生产领域，工人所扮演的角色逐步“边缘化”，在自动化生产之下，工人的劳动力变得可有可无的廉价和空无。工人和无产阶级在能维持自己基本生存和死亡的边缘悬挂，朝不保夕。这种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之下，工人由最基本的对生存的担忧逐步变异到内心深处精神的畸形。
这种由简单的技术生产和统治制度层面的“单向度[9]”化，逐步实现了对思想精神的控制，实现了这种生产实体对无产阶级的鞭笞和精神钳制的双重控制。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基础被剥夺的状况[10]。这种由生产纬度的便利和快捷，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使社会生活被迫做出一种协调和改变，让社会民众在密不透风的资本统治之下，在首先丧失对自己“生存”的选择，然后封闭的政治统治体系中，资本主义许诺的“自由”和“民主”也随之如梦幻般破灭。在这种冰冷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个体逐渐痛苦的意识到，他的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无痛苦的满足。在有了这种失望的经历之后，心理作用的另一个新的原则占了上风，人们学会了为了得到延迟的、受限制的、但却是“保险的”快乐而放弃暂时的、不确定的、破坏性的快乐[11]。人们在这种在被资本家霸占得所剩无几的剩余价值之下苟且，但是却暂时找不到任何能够解救自己脱离这种关系之中的途径和力量，遂转而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下寻找一种“合理的”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人的肉体上与动物持平的“力比多”[12]满足。这或许就是在这种对人性和自由压抑境遇之下的唯一存活下去的“稻草”。在这种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带来的文明与人的爱欲与死欲的冲突中，马尔库塞对社会制度对人类所带来的压抑中深度剖析，在这种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种种寻找“快乐”的途径，及实现这种“快乐”的力量。
以马尔库塞、赖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从人的心理快乐和幸福的获得度来分析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和文明程度。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一位极具批判精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对当下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状况进行无情批判，作出对马克思主义最新的发展。反对机械食古不化的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国家社会。
参考文献
[1]Cf 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1970.第120頁
[2]《“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徐崇温 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 第5页
[3]同上 第9页到第12页
[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仰海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6页
[5]《法兰克福学派史》 马丁·杰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9页
[6]《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吉尔伯特·西蒙顿 奥比埃出版社 巴黎1958年版 第103页
[7]《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革：对社会规模、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美国劳联—工业会部 华盛顿 1958年版 第5页
[8]《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33页
[9]《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刘继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3页
[10]同上第3页
[11]《对心理对话两个原则的系统阐述》 弗洛伊德 1905年 第四卷 第14页
[12]《爱欲与文明》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黄勇 薛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23页